这里的妇女勤劳、能吃苦，地里的活儿，从下种到收割，男人能干的女的都能干，特别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因为能割草，挣的工分比男的都多。中年妇女大都会编。秋天，砍了高粱，把撕光叶子的高梁秸散放在公路上，让过路的大货车压扁，剖下外皮，编成席子、篓子和方的园的不同大小的盒子。利用不同颜色的外皮，编出各种图案和简单的文字如米，田，等。这里的炕也有特色，叫扩间炕，它不像别处贴着窗户只占半间屋子，而是整间屋子就是一盘大炕。这样的炕不仅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冬天，做完饭的炕被烧的暖暖的，门口挂着门帘，女人们坐在炕上作针线，幼儿就在身边爬来爬去。炕上铺着的和围着墙边一圈的花样精美的席子，都是自家编的。上园下方的篓子，女人背着装菜，装猪草。漂亮的盒子还可以做嫁妆，到集上也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是一姓村，每个人都沾亲带故，这里的“阶级斗争”的弦绷的不紧。就是原先划成地主。富农的，人们仍是称叔称爷。人们只知道有四类分子，对“反右”、“右派”一概不知。曾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地主吗？”“是富农吗？”我们一一否认，说是“右派，”他们一派茫然。初到时，大队开四类分子的会，叫了孟去，以后再没叫过。村里人只知道我们被“下放”，准是犯了错误，看来我们的情况只有大队或公社甚至县里才掌握。村里也有犯过错误受到处理的人，一个是早年的书记，（那时叫指导员），大跃进时每个村书记上台表态，有说能亩产伍千斤的，有说能亩产七千斤，轮到他，他说我们打不了那么多，结果受了处分，撤了职。至于戴的什么帽子，老百姓们并不清楚。还有一个人叫凤吉，原在县里卫生部门工作，文革一开始就给弄回来了。有件事可以证明，这人虽懂点医道，但绝不会是医生。书记的老婆怀孕了，想生个男孩，去问他怎么办。他说，女人怀了孕，坐成胎不是一个，像鱼子一样，肚子里有很多小孩，有男有女。他给了书记一包朱砂，叫用红纱布包起，捆在肚子前，子宫处。“朱砂能杀死胎儿”他说“能把子宫里的女胎杀死（女胎没有男胎强壮）光剩下男孩，生时就只有男孩了。”书记家腰上捆着朱砂直到生出一个女孩。他带回来一架缝纫机，这是村里唯一的缝纫机，他还会做衣服，村民有需要时，他收钱服务。我带来的缝纫机是村里的第二台，妇女们找我给他们轧鞋帮，做书包。孟说咱们为贫下中农服务，不能要钱。他们也不空手来，有的拿着一个馒头，有的拿着两颗青菜。我搭上功夫，搭上线，又不要钱，来找我做活儿的人就多了。衬衣、外衣、还有一家拿来整整一包袱布料，让我给她要出嫁的女儿作嫁衣。直到我给人做坏了一条裤子，就再没有人找我做了。 来到的第二天，一大早，书记就来了，说是带我们到村里转转。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大道两边，伸出一条条小胡同，房子全是麦秸草苫顶的土坯房，有的房子靠地面的部分有几行砖或石头，屋顶的麦秸草经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已变成黑色，间或有一家新修补了屋顶，在一片黑色中的一块金黄色就像一条破裤子上的一块新补丁那么显眼。道路两边的墙下有一堆一堆的粪土，鸡在上面刨食。胡同口上几个脏兮兮的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 书记叫居常，当过兵，在朝鲜打过仗，见过世面。他一边走一边介绍村里的情况。 这个村（大队）共有八个生产队，每队大约三十户人家，全村共有一千来口人，都姓刘，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八个队中属一队富，”他说，“一队有马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马叫马子），到年底还能分点钱。你就上一队吧。”由此，我觉得这书记对我们还不错。路上迎面过来一个挑水的老人，大约有七十来岁，独眼，他的担子挑的一头是个木桶一头是个大瓦罐，一歪一歪的像个跛子。他看了我们一眼。居常说，这是个烈属。他一个儿子打仗时负了伤，一个儿子在战场上失踪了，现在由一队养着，一队还不愿要，嫌是个负担。我说，全村就你们队富，你们不要谁要？再说他这么老了，也养不了他几年了。我问，既然是烈属又这么大年纪了，就没有人帮他挑水吗?他说，逢年过节有学生拥军优属，他有儿子和孙子，平日里就没人管他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刘传厚。 那天吃过晚饭我们打听着去了传厚家。肮脏凌乱的屋里，炕上挂着的蚊帐几成黑色。两个蓬头垢面的老人正吃饭。一碗咸菜，一个小碗里是捣碎的鸡蛋拌大蒜，就放在土地上，两个人拿着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面做的卷子吃着。看到传厚的小腿上长了一片疮，孟回家拿来土霉素软膏给他抹上。没想到这次造访引起那么多的议论，人们劝我们不要上他家去 ，说他的腿长的是“脏病”（性病），会转染我们。我们第二次去是给他送去一盘饺子 ，人们劝我们别要那个盘子了：太脏了。村里人把不知名的皮肤病都叫“大疮”（性病），人们害怕传染，没人上他家去。传厚的老伴是后娶的，有哮喘病，听人说癞蛤蟆头上的蟾酥能治这病，就吃癞蛤蟆。村里的小孩抓了癞蛤蟆，一角钱一个卖给她，她煮着吃，吃了很多，结果吃成傻子。从此这个女人头不梳脸不洗，大小便失禁，整天坐在大门口，浑身臭烘烘的，谁也不理她。传字辈辈分很高，没有再高的了，人们应该叫他爷爷甚至是老爷爷，但很少人这样称呼他，都是直呼其名，背后则叫他的小名“大龙”。他的大儿子一家人住在村东头，紧靠着公路。因为打仗时受过伤，直到如今脑袋里还有块子弹皮，影响的头疼眼花，不能劳动，但丝毫不影响他娶妻生子，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因为是“荣誉军人”，全家人都由队上养着，吃平均口粮。他经常对人讲，当年打凤凰山时他是机枪手，是如何地勇敢，如何冲锋陷阵，看电影《南征北战》，他指着影片上抗机枪的战士说：“那就是我！” 他媳妇也不参加劳动，每天不是赶集就是站在门口公路边上，一边磕着葵瓜子，一边看来往的汽车和行人。她赶集时先到他公公处，问有没有鸡蛋捎着去卖。就是三个五个也都拿去。但卖蛋的钱却从来没给过公公。不光这样，每逢上头给传厚發抚恤金时，钱一拿到手，还没捂热，她就来了。不是说孩子上学要买本，就是孩子要买鞋，总之 ，不能空着手走。传厚拿他儿媳妇一点办法没有，对政府可有办法。有时候他换上一套干净衣裳，就上县上去了。他径直奔向县政府的办公室，见屋里的干部或坐着办公或在喝茶、看报，他上前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我的儿子打仗死了，给你们挣来这样的好日子，你们坐在这里，一个个像个人似的，谁还来管我！”说着就要掀桌子。那些人忙安抚他：“大爷别生气。有什么事慢慢说。”都认识他，早知道他的来意，（他来过不止一次）有人去会计处拿来十块钱，有时是十五块。“你先回去。再有什么困难跟大队说，大队不管，我们一定管。”，拿到钱，像是打了一场胜仗，就得意地回来了。有时他也到公社去闹，也能拿到钱。一个烈属，又那么大年纪了，十块八块就能打发了，谁也不愿意惹他。 一队队长叫子辰，有三十来岁，他带着向客人展示财富的神气说“去饲养室看看吧。”一队的饲养室在村子中间，院子很大，靠西墙是一间棚子，里面杂乱地堆着些绳子，篓子，马套包子，和一辆没有轮子的马车。院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坑里有半坑马粪，旁边有一大土堆，上面插着一把铁锨，两个小牛犊子满院子乱跑，几只鸡在土堆上找食。推开坐北朝南的饲养室大门，一股热腾腾酸溜溜的气味扑面而来，昏暗的屋里，一排柱子上拴着几头骡子和牛，看不清室内的一切，只听见一片喀哧喀哧的咀嚼声。院里的一根柱子上，拴着一匹马。 我在城市里见过马。那些被汗水和尘土弄得脏兮兮的牲口，拖着满装着石头或其他重物的大车，沉重地走着，遇到上坡的路，它们硕大的鼻孔猛烈扇动，大口喘气，肌肉紧绷，抻着脖子仿佛要挣脱身上的重负，趔趄不前。赶车人的鞭子在他的头上方甩动，发出叭，叭的声响，猛的一抽，随着马身上突起的一道印，马一个激灵，爬上去了。看到这儿，让人想起“当牛做马”的痛苦。 眼前这匹马可不是这样。这是一匹枣红马，身上的皮毛油光铮亮，像披了一匹缎子、他的臀部滚圆，鬃毛修剪的长短适度，脖子优雅的让人想起天鹅。 他站在那儿像一座雕塑，一件艺术品。一个衣着寒酸的、高个老饲养员正用一把铁刷子给她梳毛，那个小心劲儿，像伺候一位贵妇人。一个身穿黑色中山服，白净脸的中年汉子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走后，饲养员温柔的摸着马背说：这是咱们的聚宝盆哪。 原来，这个村没有副业，土地盐碱化，种下去的庄稼经常“碱死”，再加上不是旱就是涝，收成很少。工分每日一角二三，每人一年三百斤口粮，苦干一年到年底，大部分生产队都分不到钱。一队有马，马生了小马，如是骒马（小母马）可卖两三千元，社员就有钱可分了。分钱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匹母马身上。这马也争气，已连续生了四匹小马了，如今它又有孕在身，怎能不小心翼翼地照顾它哪。那个中年汉子叫怀平是一队的队长（子辰是副队长），大队委员。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据说他不是本村人，是他姥爷没儿子，过继过来的。因为怕他上了学将来留不住，因此不让他读书，让他每天放马，那时北洼是一大片草场。多年和马在一起，他对马有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一队因为有他才有马，才有能挣钱的马。在队里，他不用到地里劳动，就给它划着最高的的工分。平日里他去四乡赶集，当掮客，帮买卖牲口的人鉴定牲口的价值，收佣金。他能到内蒙去花很少钱买回一些有点缺陷的马，经过调养再卖出个好价钱。村里有句自编的歇后语：“怀平识了字——了不得。”他每次出门，一出村就从提包里拿出制服换上，打扮得跟个干部似的，坐上火车，从包里掏出一张《参考消息》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文盲。村民们敬畏他，崇拜他。有一次二队会计打老婆，那女人哭着说：“你这个半昏（方言傻子），你要是怀平，你一天打我三回我都愿意！”不去赶集的日子，他有时也去地里转转，去监督、指挥，却从不动手。有一年冬天，有人发现柴火垛里藏着一大堆萝卜，向他汇报了，他叫那人把萝卜推到他家去了。社员们形容盖房子的困难像“扒了一层皮”，可是他要盖房子，这家送砖，那家送麦子，还有送钱的；说盖就盖起来了。我和他有过一回遭遇，那还是秋天，苞米掰完了，去地里拔出苞米秸，一捆一捆的放在空地上，等大车来拉。我见这些放在地上的苞米秸有的头衝东，有的头衝西。就随意的放了。正在这里巡视的怀平突然走到我跟前，厉声说：“你这是怎么放的？你还想不想干？不想干了就走！”我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抱起苞米秸按他指的方向重新放过。队里还有一个保管兼副队长刘传度，这人面相恐怖可憎：鼻子烂掉了只剩下两个小眼儿、说话齉声齉气，两眼下眼皮外翻红哧哧的，其中一只还不断地淌黄水，他衣裳大襟的纽扣上拴着一块脏乎乎的白布，不住地擦。据说当年国民党军队住在这里时，他老婆和一个军官睡觉被传染上花柳病（性病），国民党走了，他老婆又把病传给他，老婆的病是治好了，他却成了现在这幅怪模样。别看他模样不济，领导生产极有经验，工作极认真，秋收时，场院上打完豆子。他把地上的土渣渣扫起来，用箩在湾里淘。一遍又一遍，淘到最后箩里只有一粒豆，他小心地捡起这粒豆子。当时我就在他旁边，他的这个举动大大感动了我，生产队仓库的钥匙由他保管，没找错人！ 大队对我们家的生活,工作,都做了安排:小女儿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儿子在联中（小学和初中联在一起，学校在北边的高庄，离南仲寨四里）读初一，两个大的和我们夫妇在队里劳动。派人陪同我们去固堤买了生产工具：三张铁锨两个锄头一个二齿子和三把镰刀；而没有北方常用的镢。因为这里的土地从地面往下挖，挖多深也是土，找不到一点石头，用不着刨地，只需把铁锨插到地上再踏上一只脚用力一踩，土就翻起来了。还找木匠替我们打制小推车（独轮车）。 说像我家这些劳力，起码得有三辆才够用，我们没听这些建议，只定制了一辆。发给我们吃到麦季的口粮时，队上的保管说，照顾你们南方人爱吃米，多给你们些小米吧。给了我们三百斤谷子。事后才知道，农民不爱要谷子不是他们不爱吃小米，而是因为每一百斤玉米磨成粉仍是一百斤，而一百斤谷子，去了糠只出七十斤小米。每人每年三百斤毛粮，显然是不够吃的，一年里每人分三十斤小麦，留着“有事”（婚、丧、生孩子、有病，盖屋）时用，就连过年时，蒸几个白面馒头也是留着待客，自家人吃的多是地瓜面外面包着一层白面的馒头。 生活的每一天总是这样开始：天刚放亮，就听见驴子’咴，咴“的叫声；接着路上有人去挑水，响起水桶嘀哩咣啷的声音，鸡叫声、猪叫声，吃完早饭把刷锅水和猪食倒到猪食槽里唤猪的声音，然后扛上锨，女的还背上篓子，（干活休息时顺手拔点草回来喂猪），三三两两地来到饲养室门口，等着队长安排活儿。然后，扛着锨的、扛着犁杖的，挑着水桶的、推着小车的、也许还跟着马车，一行人就出发了。路上遇上打架的，挑桶的放下担子，扛犁杖的放下犁杖，所有的人、车都停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直到有了结果才继续行进。文化生活的匮乏（社员没有一个人看报，放电影的一年来不了几次，几部样板戏电影反复地演也看不够）使人们把看打架，出殡，婚礼都当成娱乐。有人喊我“老高，快出来看呐！”“看什么？”我问。“看出殡的呢。”我出去时看见，道上两边已经站满了男女老少，还有抱着孩子的人，这还不是出殡，是“报庙”，就是死了人去土地庙报到。一行穿着租来的孝衣戴着孝帽的人哭哭啼啼的走过来了，为首的拄着根“哭丧棒”低着头，弯着腰，哭得鼻涕流出老长蕩啷到地上，走一会儿，跪下，起来再走，旁边还有个人提着个高凳子跟着。队伍往西走出村子在路口停下，拿凳子的人放下凳子，被扶上凳子的孝子，面朝西举起“哭丧棒”指着西方，那人说一句他跟着说一句：“大路朝西…..”这叫“指路。”叫死人到阴间去别走错了路。“观众”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并逐个点评谁是真哭，谁是假哭。有个笑话，说的是一家人去“报庙”路上，队伍中有对夫妇，在恸哭着下跪时，女的看见前面有一滩鸡屎，就拉着哭腔告诉男人：“一泡鸡屎啊！啊！”男人也立即用同样的腔调回答妻子的关怀：“看啊——见啊——了！”如果是娶媳妇，则更能引起妇女们的关注，一帮一帮地跑到新人家。新娘盘着腿坐在床上，新郎在院子里陪着贺喜的人喝酒，女人们更注意的是新娘的嫁妆：摞成一大摞的、花花绿绿的被褥有几套？是什么料子的？来回地数。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多被褥？回答是，这是要用一辈子的，结婚以后，媳妇没有钱再做，婆家再也不会给做了。为了供人参观，陪嫁的箱盖是打开的，可随便翻看。有的还在屋里挂上一根晾衣绳，陪嫁的衣服、枕巾都挂在上面。看过这些情景，几天过去，都谈论不完。 我们一家人四个参加劳动，农民们担心工分都叫我们家挣了去，他们说，这么些劳力，年底得分一条马腿呀！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四个人虽也人高马大，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干不过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劳动是我们母女三个和社员们一起去地里摘绿豆。队长说，要摘成熟了的发黑的，不能摘生的。成熟的绿豆很少，因为一成熟就裂开豆粒就落到地里了。只看见社员们动作快的很，半黑半青的豆荚很快就满了篓子，我们扒开每株翻看却找不到几个成熟的。散工时队长拿秤称每人的收获，社员们都是三斤兩斤，我们却都只有三四兩。这天孟干的活是跟着大车送粪。大车把粪肥拉到地头，孟管着卸车。他拼命一般挥动着铁锨，干完这一车，他的汗水湿透了小褂，满头虚汗，脸色苍白。当天下午就叫他去菜园，摇水车浇地去了。 菜园有四亩大，紧靠灌渠，水车的链条带动唧筒把水提上来顺着小水沟流到菜畦里。管菜园的人叫传增，平时有需要时，就叫队上派人来整地或摇水车，现在，孟就安排在菜园，在传增领导下“工作”了。菜园里种的菜主要是萝卜、白菜。葱、蒜、韭菜、黄瓜和少量的茄子辣椒等，主要是分给社员吃，也推到集上去卖。分菜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大堆韭菜，看到别人家分得黄瓜我问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队长说分到我们没有了，就多给些韭菜。（社员不爱要韭菜）。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蔬菜的品种那么少。城里常见的大头菜、油菜、茼蒿，这儿都没有，集上也没有卖的。农民甚至都没听说过。 下乡前我们就学会了针灸，头疼牙疼等小毛病常自己给自己扎针。下乡时，我们带了些家常用的药品，孟一心要“为人民服务”。看到有小孩嘴上长黄水疮就给人家抹金霉素软膏，治好为止。一个妇女牙疼，去问孟要药，孟给她扎针，她的牙不疼了，“菜园老孟会治病”的名声就传开了。从此，不光本村人连外村也有人来找老孟“治病”，因为不但不要钱，还白给药。有一次，我们去固堤赶集，一个老大娘拦住我们，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苹果，往孟手上塞，说多亏孟治好了她的胳臂疼。大队干部找到孟说，你不是医生，你治好一个病人就得罪一回大夫，病人都不找大夫了。孟说，我这是为人民服务。大队干部说，这里是农村，不讲那个，你“为人民服务”了，大夫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村里有卫生所，有个在县里培训过的“赤脚医生”，坐在那里没有事干。 朋 友 从我们成了“敌人”那一天起，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即使是过去很熟的人，见了面也像不认识一样，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人们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得了传染病的病人。亲戚也一样。有些人内心是同情你的，但不敢表露，怕人说，不“划清界限”。到了南仲寨，我们才又有了新的朋友。 八队的 同吉可算我家的第一个朋友。他拿着三把磨秃了的小镰刀，两个自家编的小篓来到我家，说是给孩子割草用。这里的小学生上学都要自带凳子。见我家没有，拿来一个他自己做的三条腿的凳子，虽然做工粗糙且容易歪倒，也聊胜于无。他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外来户，在这儿生活困难就特别多。他本是这村的人，幼年时，爷爷欠了赌债，半夜里带着一家人推着小车挑着担子逃到广饶以北的黄河边上，那里有的是地，随便种，河里的鱼也多，随便打，一住就是几十年。老了，想叶落归根，这里是老家，哥哥一家先回来了，他也就带着全家推着小车走了三天回到这里。都是“外来户”，他很同情我们，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他会帮忙。他长的很高，头小，脖子长，一脸沧桑，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脖子老道。他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两个小的在村里上学，三个大的在队里劳动。他干活时和队长吵架，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仗着三个孩子都很能干，他就索性在家当甩手掌柜，生产队的劳动他是不参加了，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修房、盖屋，都有他的身影，他都去帮忙。他家在村西头一个大湾边上，矮矮的三间土屋，屋里黢黑。栏里一头猪瘦的像狗，他说是栏角不好（其实是没有东西喂）也许是“外来户”的原因，它在村里口碑不好，没有朋友，连他的亲哥哥都和他不大来往。他频频地上我家来，看我家没有咸菜，端来一小盆腌的大葱叶子，里面还有些生螃蟹腿，闻着又腥由臭。我整个给倒到茅坑里了，怕他看见，上面盖上了土。有人说，他上老孟家目的是想借钱。后来他果真跟我们借了三十块钱，但很快就还了。他行三，我们叫他三哥，教孩子们叫他三大爷。到我家来的还有一个人叫居安，他是本村小学的老师。他说他的命不好，本打算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谁知道初中刚毕业就来了文革，学校停办了，只好回家当了民办教师。他对当前很多事看不惯，他说一个老师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就弄到公社去批判，最后证明提的意见是正确的，公社说意见虽然正确但他犯了“不尊重领导罪”，还是受到批判。他很爱读书，但当时除了四卷红宝书，无书可读。离开学校时，他从被砸烂的学校图书室里偷出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村里爱看书的青年轮着班看，都快看散了。他渴望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特别是有那样的爱情，就像银环和杨晓冬。他向往着和女友在河边、树下约会，一块儿散步，谈心。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想法，但在这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绝不可能实现。因为村里从老辈起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本村人之间不能通婚。 后来，居安总是晚上来，还躲着人，他说大队曾找他谈过话，不让和老孟来往。 居安的父亲有个好朋友住在离南仲寨一里地的北仲寨，是个木匠，两人常在一块儿喝酒。木匠老婆早死了如今和独生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很能干，屋里地里的活儿都是好手；只有一点，是个麻子。这酒喝来喝去两人决定做亲家：把姑娘嫁给居安。回家一说，居安不同意。老子火了，说不愿意就滚出这个家门。 争吵了几次，弄得对方也知道了。居安想亲自和姑娘谈谈，让她同意取消婚约。这天，他鼓足勇气跑到北中寨，一进门，木匠抄起顶门的棍子骂着朝他打来，“我叫你退婚！我叫你退婚！”他一面躲闪着一面说：“我是来商议哪天结婚的”。木匠这才放下棍子。结婚后，居安不当教师了，跟着丈人学木匠；地里的活儿，大都是媳妇干。那天我去他家，媳妇正推着满满一小车地瓜进门，放下车把，顾不得擦汗先去洗手。院里老放着一盆水，洗手用，这是别家没有的。 传厚也常来我家，我做饭，他就坐在挨着炉灶的门槛上和我闲聊。经常的话题是夸耀他年轻时如何能干：“那时候，二百斤的麦个子，这么长的口袋”他伸开两只手比量着。“我一下子就扛起来了”。他要给我的两个女儿找婆家，说给他外甥。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我女儿利害，光打人。“人家拿着她好，她就不能打人了”他很认真地说。这个善良的老人，辈分虽高，却不受人尊敬，没有人和他说正经话，当面背后都叫他的小名“大龙”。 女儿们也有了朋友，那还是刚分到一队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在门外喊：“走啊！”，我出门一看，是三个干干净净的、满面笑容的女孩，看样子都有十七八岁，是来叫女儿们去上工的。我问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挑”，一个叫“兜”，一个叫“妹”，（好奇怪的名字。）他们嘻嘻哈哈的一点也不认生，我女儿倒有些拘束地跟着他们去了。后来，那个叫挑的成了大女儿的好朋友。大队说，我的两个大孩子算知识青年，县上开知青会，他两人也去了，认识了几个知青，有四个在东横沟，因为两个村相隔很近，（只隔一条河，）他们没事时常上我家来玩。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是县里的“典型”，书记李德是县委委员，治村极严，定有很多村规。他规定村民结婚只能在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有个女青年结婚，男方是外村的，定的日子不是这两天，婚后李德教团支部开除她的团籍。团支书很为难说开除团籍要上报上级团委，得有开除的原因，况且她嫁给了外村人，关系也就转走了，没法开除了。那女孩的娘是村里的妇女委员，最后撤了她的职。还有一条规定是村里死了人，抬埋等丧葬事由村里专职的人员帮助处理，但家属不许哭，只要有哭声，村里就不管了。村里有阶级教育展览室，其实就是李德家史的展览室，里面张贴者画着李德家史的连环画，上级发给他的各种奖状，有专职的女讲解员（都是挑的长的漂亮的）一面宣讲李德领导的事迹一面还打着竹板，说唱歌颂李德的节目；“说李德，唱李德……”李德借口要统一规划，先把村里地富家的房子拆了，自己家盖了新屋，屋里的地面都是用地富家房子拆下来的砖铺的。村民被管束的像犯人，不能和外人说话，只能按李德的指令干活。有几个参了军的人，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并入了党，复原回来后看不惯他的专制，给他提意见，他把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在这些人家的大门上贴上大字报，教村里的小学生一批一批的上门揪斗。村里安着大喇叭，每天早晨五点就响起来，叫社员们去下地干活。声音之大连我村都听的清清楚楚。听说扩音器就在李德的炕头上，他一睁眼就能对村民發令。知青们每天劳动，下雨天也不让闲着，离村必得请假，批准了才行。几个青年情绪低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就工”或’上调” ,看不清前途，,来了就发牢骚。听了这番介绍，我庆幸没下到东横沟去。在“疏散”大潮中，还有几家从青岛来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北仲寨的刘家。 |
高芒：疏散的日子(2)
时间:2010-09-09 来源:二闲堂文库 作者:高芒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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