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夕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了。虽然“右派份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但仍是“摘帽右派”，并且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晋升为“现行反革命”也有兩三年了。晋升的原因很简单：在一次“学习”时，桌上有一张报纸，又有一只圆珠笔，我随手将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那里原有的黑线框外加了一道蓝边；“学习”完，有人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发了。我就成了“涂抹伟大领袖的语录”的现行反革命。承蒙革命群众宽大，虽然多次在批斗大会上强烈要求送公安局严惩，但始终没送；也许是想送，公安局没收。也许是沾了性别的光，单位虽有专职的打手队，但没有专门打过我，这是我深感庆幸的事；如果我当时在学校工作，必定会被打死。

　　我的丈夫孟虽也是右派，在“文革”中却“逍遥法外”，原因是早在1966年初“四清”时，他疯了。“四清”时他单位去了“工作组”组长叫马述祯。孙建华写了 一个小说，马说是一篇“反党”小说。孙在写这篇小说时曾多次请孟帮忙，书出版后还給了孟十块钱（当时孙得了八百元稿费）。孙经不住反复批斗，卧轨自杀了。领导叫几个右派去收尸，他们去到自杀现场，把散落在铁轨旁的血淋淋的肉块收到棺材里。回到家里，他说是他害了孙；要不是他帮孙写了小说，孙就不会受批判，也就不会自杀了。他整夜的睡不着觉，总觉着自己是罪人。去参加公判大会，公审奸污幼女犯，他说领导叫他去，一定是认为他也强奸幼女了。

　　“我还是去坦白好，争取从宽处理。”他说。我说如果你真强奸了幼女，是应该去坦白交待，光说强奸过幼女不行，还得交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强奸的哪个幼女是谁；人家还要去查对，而且那个幼女还得说的和你一致。他沉默了。还有一次他说机关里丢了一份儿党内文件，他们肯定认为是我偷了；因为机关里除我之外都是好人，我要去坦白。我对他说，你光承认不行，你得说出在什么时间、在哪儿偷的，你还得说出文件的内容、页数，最重要的是你得交出文件来。他又沉默了。他就这样折磨着自己，直到苦苦的思索：我把自己的左手钉在墙上，怎样钉自己的右手呢？医生让我带他去精神病院去看病，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犯罪妄想”，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文革开始后，不断有病人被揪回单位批斗。红卫兵说，精神病人全是装病，在“棒子队”面前都很老实，于是大部分病人被撵出医院，他也回家了。机关里的人都忙着“革命”没有人理他。

　　我的大女儿是70届初中毕业生。上了三年初中，没学文化，上课只带语录去“革命”。上学时虽然学习好但处处受到歧视，如在工厂“学工”，有记者去照相，老师就叫他避开，不能露面，不嫩、不能出现在照片上。“毕业”后几乎全部同学都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她是专政对象的子女，没有资格当工人，只好闲在家里。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去学校。看到一个个同学都分配了，只剩下自己，她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从没表露过，从没抱怨过。小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里日子也不好过。老师经常训斥他：你知道你的父母是什么东西吗？他见学校走廊地上有一口痰，他拿纸擦掉了，被有的老师看见，表扬了他。他的女老师知道了却说，这种好事怎么会是你干的，真可惜！照她的逻辑，我的孩子只能是小偷、强盗和杀人放火的罪犯！十五岁的二女儿曾痛苦的大哭着质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生我们！为什么要生我们！”我的心都碎了，无话可说。而我自己，对“批斗”虽已习惯，却仍是惴惴不安，每当新的一天到来之前，都心怀恐惧：不知今天会怎样“整”我，会出什么新花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至于生活的贫困，就不用说了。每个月供应的粮食都不够吃，供应的食油和和白糖都没钱买，家里经常断顿，不到月底就已钱尽粮绝。我开工资那一天，大女儿一大早就在我单位等着，到十一点左右工资一到手，我叫他马上去买几个烧饼拿回家去和弟弟妹妹们每人一个当午饭。我最喜欢的月份是二月，希望每个月都像二月一样只有二十八天，那样还能少挨几天饿。家里没有錶，自从生老大时买的那个錶坏了以后，就再没钱买錶。全家六口人没有一把雨伞，当时雨伞三元多一把都买不起。无论下多大的雨，都冒着雨去上班上学，最多找块塑料布给孩子披身上。我自己则在包里装上鞋和一件衣服，赤着脚抱着包跑去上班，到了单位再脱下湿透了的衣服，穿上带去的衣服和鞋。冬天，我买一大块白细布（当时叫“大双龙”），花两毛钱买上两小包染料（一毛钱一小包）把一部分白布染成紫红色，一部分染成蓝色，给孩子们做棉袄。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孟的单位的几个人到我家看到这种情况，有个干部（潘鲁杰）痛斥我们给“社会主义”抹黑。好心的李富顺跟我说，你去贮水山（我家后面的山现在的儿童公园）上划拉点干草，给孩子续个褥子铺吧。

　　这就是1971年之前我们家的情形。

　　到了1971年，“革命”初期的狂热已经降温，不再批斗了，我的日子略微轻松了些，孟的病也不大犯了。

　　布 告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快到家时，看见街上贴出了一张新布告。布告头上有两条语录，一条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另一条是“要准备打仗”。布告正文的意思是，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攻击的目标首先是城市，因此为了备战就要把城市中一部分人疏散到农村去。疏散的对象是无业人员和×类分子，先在部分街道试点，下面列着试点的街道，不幸的是，我住的那条路也在其中。

　　回到家，孟已先回来了。他说领导已找过他；可能是街道上已和机关打过招呼，咱家得下乡，就是“疏散”。领导叫写个申请，我已写了。你也和单位说说吧。我问他怎么写的。他说，他写道干部队伍也要“吐故纳新”，他这种人不能再当干部，自愿退出干部队伍，去当自食其力的农民。吕斌看了，说写的很好。这消息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我总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生活不会安定。大批大斗虽然结束了，这个“革命”还没完，我们的未来就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明知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想知道命运将把我们带到何处。这一夜，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孟说，到农村去也好。你在这里受了这么多罪，下去，离开这里，也是一种解脱；再说，当农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年咱们什么活儿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只要能劳动，到那儿也能生活。是的。劳动我是不怕的。我拉过大车，拉煤，连装代卸；做煤餠（把伙房烧过的煤灰掺上黄土用手团成煤餠晒干，）；当小工推过小车；在仓库里搬包、码垛；有人说，厕所里的大便用水冲掉太可惜，晒干了是很好的肥料。于是，我每天还要把厕所里的大粪挖到桶里，提到马路对面楼顶的平台上，摊成鉼，晒干、收拢（这个“工作”干得时间不长）。总之，单位里的脏活儿、累活儿，我都干过。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每个夜晚都睡不安宁，不知道明天有什么样的花样折磨你；再加上深夜里不定什么时候，砰！砰！砰！的敲门声把你从梦中惊醒，女街道主任铁着脸挨着个儿点我家的人口，看是否有人深夜出去作案。有时半夜醒来会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幽灵般站在窗外脸贴在窗玻璃上向屋里窥视，看你是不是趁夜深在家写反动标语或干其他反革命的事。我不怕劳动，只是为孩子们担心。我们这辈子当农民，孩子们怎么办？也跟着我们去当一辈子农民吗？。如果早知道命运是这样，我绝不要孩子。这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最最对不起人的事儿，就是我生了他们。跟着我们，他们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屈辱、他们的痛苦藏在他们小小的心里，无处诉说！他们有什么罪？

　　这期间，我妹妹从成都来接女儿（因为成都武斗的太厉害，这两年她的独生女儿一直住在青岛我姐姐家）。听说了我的情况，提出让我的二女儿跟她回成都。我们夫妇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她家生活比我们安定，经济条件也好，也愿意这样，孩子也愿意去。但是事情有了变化，街头的新布告措辞严厉地说，疏散对象的子女不得转移、藏匿，必须全部下乡。如有隐瞒、转移，一切后果由家长来承担。这则布告，让想留下一个孩子在城市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想起不久之前，一个将被疏散的人要求把自己幼小的孩子留在他的大儿子处（政策规定有固定工作的子女可不用随家庭疏散），接待他的那干部竞说：“我们就是要剪草除根！”

　　“疏散”的事紧锣密鼓，真正做到了“雷厉风行”，所有疏散对象的子女都不给就业，街道和工作单位联合起来，完成这项“战略”任务。

　　我和单位领导说起疏散的事，领导上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瞧瞧，在这种事上这台政府机器运转得多块，工作效率多高！）你写个申请把。我当即写了申请。马上就批准了。

　　“疏散”：分散，离散。把集中的人员，装备，物资分散配置，目的是防敌袭击，保存力量。（辞海）。

　　“遣返”：“遣送返回”的简称。破四旧活动之后，一些“黑七类’d的家庭和个人，根据当时的某些政策被赶出城市（镇），遣返回原籍，原籍本来是城市的则被遣返到农村。（见1992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词典》）另外还有派遣，使离去，放逐的意思。（见辞源第四卷）。

　　这两个词儿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偶而在报上见到，说的也是让战俘回家和家人团聚，是好事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可不是这个意思。疏散也好，遣返也好，都是把你和你的全家赶出城市。如果夫妇一方是“好人”，党员或群众，而不是什么“分子”，也有工作。领导会告诉你：如果你能和对方划清界限，离婚，你可以不走，孩子也可以不走。有的人就这么做了；更多的人没这么做，我们单位就有一家，女方没有任何问题，并且还是个党员，就因为不肯离婚，就全家都走了。

　　“遣返”和“疏散”的结局虽然都一样，但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

　　”文革”初期的遣返是由红卫兵们押解着，被遣返人员脖子上挂着用木板或硬纸壳做的写着身份和姓名的大牌子，拉着装行李的大车，旁边跟着老婆孩子，不管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多少年，把你赶走时一分钱不给。到火车站直奔原籍，生产队接收后红卫兵就回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这种事，看看京剧林冲发配和苏三起解，大致就是那样。只不过把解差由董超薛霸崇公道代换成红卫兵就是了。遣返不需要申请，自己一点准备没有，一道“勒令”，就走了。古代被押解的是在押犯人，押解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持有合法文书，由一级政府递解給另一级政府，是政府之间的行为。而遣返则是民间行为，是某一个单位一帮抢了权的人，随意剥夺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居住权利。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疏散则文明、人道得多了。不用“勒令”这种字眼儿，（在这之前对被专政的人下命令都叫“勒令”）单位和街道决定后，还要你写申请，表明是你自愿，是你要求疏散的，和别人无关。最后还给你按退职处理。

　　两个单位给我们办了退职手续，，是按工龄一年給一个月的工资，每人领了一千多块钱。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拿着它，心里很难过：这就是我们工作二十三年的血汗钱，从此再没有了。回家的路上，我花了兩毛钱买了半斤猪头肉（这钱是最后的收入，不敢乱花），算是给孩子们改善了一顿生活。我们两个大人一口没吃。

　　疏散和遣返应该是送回原籍，而原籍若是城市或较富裕的农村，是不能回去的，一般都是送往穷乡僻壤。孟的老家是广东中山县（后改为市），他的母亲、弟妹都在原籍。我的老家是江苏吴江盛泽镇，是有名的丝绸之乡。这两个地方都不能去。我们只知道快要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了，未来的家在何处，却是茫然不知。几次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到时候就知道了。直到临走的前几天，才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潍县泊子公社。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地方：在山东北方的一个小黑点，旁边画满了横线，地图上的标志是盐碱地。告诉我们的人说，把你们送到那儿去是照顾你们南方人。那儿出大米。我们当时还信以为真。

　　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从未当过农民，对“新”生活，总是充满幻想。入城前虽在农村工作过，那是住在机关里，和当农民是两码事。孟哪，是个“不知道害愁，也不知道害怕的人”（单位领导的话），没有想不开的事。对未来的生活我们满怀信心，积极地做准备。想到在农村需要挑水吃，还得有东西装粮食，先去买了三个大缸，每个都有一米多高。一个小马灯、一个手电筒，二十多个咸菜疙瘩和一些常用药，水桶和扁担也不能少，还有大铁锅、锅盖，给每个人买了新胶鞋，又把煤证上的煤买了。为了装媒，我去单位想买一些用过了的蒲草编的袋子，这些袋子本来都是随手扔掉的东西，因为编的稀稀拉拉很不结实。当我捡出十来个较完整的袋子和十几根草绳和管事的人说时，那人郑重其事的找来秤和算盘，称了称草绳和草袋子。旁边有人说，算了吧，他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要什么钱；再说都是些废物，要不也是要扔的东西。管事的（他叫王德海）没搭腔，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让我交三块五毛多钱。我付了钱。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单位去。

　　在这方面孟的单位也不甘落后，那个吕斌，把刚入城时分给我们用的几件旧家具：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早成了劈柴）、两个条凳，四页铺板和一个三合板小橱计了价，要了三十六块钱。（这两个人在我们回来之前就都得癌症死了）。

　　“疏散”开始了。隔着我们家两个门的姜家走了。这家人的家主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市政府工作，解放后不久就死了，剩下老太太和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大儿子上大学时因恋爱受挫得了精神病，回家后养了几年病，娶了个农村媳妇，据说是他家的亲戚，有了个小男孩，现在就他们四口人在一起生活。那大儿子长得高高大大，很斯文的样子，戴着眼镜，总是笑眯眯的。他媳妇在街道上扫马路，他也和她一块儿扫，那小孩就在路边玩。老太太很少出来。他们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小儿子按时寄钱给他们。那天早晨，我看见他家门口停了一辆大卡车，街道干部领着一帮青年帮他们往汽车上搬东西，又把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架到车厢里，坐在司机旁。那两口子和孩子都爬上后车厢，坐在一堆旧家具和锅碗瓢盆旁边。三个大人都怔怔的，那神情让人想起被送往屠宰场的猪羊，只有那四岁的小男孩兴高采烈地就像要去公园那样。卡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中不知是谁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家人，下去怎么活啊！”这是走的第一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们：明天就走。头天晚上，我们两人一宿没睡，一趟一趟地往外搬东西，还不到早晨四点，全部东西都已经堆在马路边上了。六点，街道干部带着青年们来了，大卡车也开来了。看到堆放在路边的东西和我们两人精精神神的样子，有个干部说，这样的人到那里也能活。大家正往车上搬着东西，当时马路对面斜对着我家的一家门口，也有一帮人在往卡车上搬东，。忽然，那家门口一阵混乱，我们这边的人也往那边跑，就见从屋里边抬出一个人来。干部们忙着找汽车，把人送医院。原来是那家十六岁的女孩喝了敌敌畏。我们家的人已经全上了汽车。送我们的王桂云（文联干部）坐在车厢里，我们全家爬上车厢顶上。孩子们的“宠物”那只小猫跟我们一起。临走前孟把一个装肥皂的木箱改成一个装猫的木笼。猫就趴在木箱里。街道干部發给我们每人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叫我们戴在身上。我们没戴，接过来随手扔在了车上。车下，还有人敲了几下锣鼓。车厢两边贴着“下乡光荣”的大红标语。这一天是九月一日，（写到这里，我的手颤抖起来）。”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路上很多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是我的孩子的同学，他们看见了我的孩子，他们的同学，有的还过来打招呼。我的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像示众的犯人。（每想到这些，我都忍不住痛哭。有人劝我别再想这些，可我怎能忘记！怎能忘记！）

　　汽车终于启动了，离开了市区，面前已是绿色的田野。我们很想把孩子们从悲哀中引出来，就指着地里的庄稼告诉他们哪是地瓜，哪是玉米。汽车开的挺快，旧日的生活已经越离越远了，新生活还在前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儿。汽车走完了柏油路又走上了土路，司机不断地下车打听路，不断地走错了再转回来重走，就这样四个钟头的路整整走了八个钟头，直到下午六点才到目的地：潍县泊子公社南仲寨村。

　　新 生 活

　　村口，男女老少大约有五六十人，站在道上迎接我们。为首的一个矮个的中年男人，村支书，走上前来握住孟的手说：’干革命四海为家，这就算到家了。”

　　这句话,让多年来只听过训斥没听过好话的我们受宠若惊。这群人拥簇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村西头，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一座空房子里。村民们为我们端来了早已做好的饭、菜：炒鸡蛋、炒青菜和一大罗单饼。后来我才知道，鸡蛋和这种又大又薄的单饼，在当时当地是极珍贵的待客的食品。

　　我们吃饭时，王桂云已经跟书记到大队部去办交接了。听说是给了大队一笔钱，让大队给我们盖房子（所有权归大队），和给我们一年的口粮。详细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像是一件东西，从一方交给另一方。交代完了，没跟我们见面，王就回去了。

　　有人帮我们把带来的东西抬进院里。有人在议论：就这么点东西？看见那三口大缸，缝纫机时，都露出羡慕的样子。当他们看见那些煤，那些装在破蒲包里的一千多斤煤时，惊叹起来：这么多的煤呀！见我们把煤堆在院子里，也惊讶，那意思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放在院子里呀！（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后来，我们的煤果然丢了不少）。一个中年妇女从地里摘了一个茄子咬了一口递给我，有人说，人家嫌脏，不能吃。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就吃，并不难吃。这是我第一次吃生茄子。

　　接待我们的人和看热闹的人都走了。我看了看这个新“家”。这里是一溜四间屋和一个挺大的院子，没有院墙，没有大门。屋前的空地上还种着些茄子、豆角什么的。房主去了东北，把家具锁在东头两间屋里，我们就住西头那两间。其中一间屋的五分之四是一盘大土炕，另一间是空的。我在空屋里用带去的铺板搭了一张床，给两个大女儿睡，两个小的跟我们在大炕上睡。

　　夜里很静。在汽车上颠簸了一天的孩子们都睡着了。只有那只从青岛带来的猫在屋里窜上跳下，抓们抓窗，不肯安静。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它想回家。可怜的猫，它不知道，我们一家已经像一只破球，被踢打的破烂不堪后，最后一脚給踢倒这儿来了。没过几天，猫就不见了。

　　我睡不着。我不知道明天，以后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多少年来，我们就在饥饿。贫穷和屈辱中挣扎，没有理想，也失去了希望，苟活着。看着这几个熟睡中的孩子，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他们，并为他们未来的命运担忧。他们原本都是聪明好学的孩子，也写过“我的志愿”那样的作文，有过童年的梦想；但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被命运抛在这陌生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有“罪”，是“罪有应得”，他们又是为什么呢？是的，我不该生他们，除了痛苦，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这里是位于胶东半岛的北部的一片平原，没有山，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再往北走几十里就是大海了。据说北边原来是一片荒草甸子，五十年代初，在这里建了劳改农场，犯人们开发了这片土地，盖了房子，修了公路。场部除了有关押犯人的监狱，还有饭店、商店和刑满人员做工的工厂，俨然是一个小城镇。南仲寨紧靠着公路，在泊子南边离泊子公社所在地有三十多里，，离农场场部只有十五里路，离分场则只有八里路，离南边的固堤公社有八里，人们赶集、购物都是上固堤，也去农场。村子东边有一条“河”，是条人工修成的灌渠，河水很清，沙底，两岸种者一墩一墩的棉槐；上游水库放水时，水就大些，平时水很浅，也就到腰以下，最浅时刚没过脚踝。“河”里有两寸来长的小鱼，水大时，也能有从水库中冲出的稍大一点的鱼，河中间有道水闸，当桥，河对岸的村子叫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这里离着县城寒亭三十里，离潍坊六十里，论说不远，车程也就一个小时，生活状况却相差几百年。这儿没有电，夜晚一片漆黑，如果有哪个小窗口还闪着昏黄的灯光，就能听到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那是女人们坐在木头织布机前织布（这种织布机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中老年人穿的大多是手织布的衣服，只有黑白两色。一个人一年那几尺布票全给家里的年轻人用了。人们冬天棉裤夏天单裤里面没有内裤，队长的老婆曾说，现在的年青人多有福啊，哪个都有几条裤头，咱们哪有啊。二队赶大车的泰占穿着在外村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儿子给买的秋衣，引起全村人的羡慕。节俭的生活起源于贫穷。保管家人口少，劳力足，全家点灯一个月用不了一斤煤油。我问为什么用那么少？他说，有月亮的日子我们不点灯，晚饭就着月亮的光在院子里吃。我问一个有四个劳力的六口之家，，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油盐、煤油，肥皂等得多少钱（口粮不算钱），他想了想，说，得两块钱吧。我在供销社买了两块肥皂装在网兜里，一路上都有人盯着看，还有人惊讶：“两块！一下子买两块呀！”农民们平常吃的饭，就是地瓜干面掺点玉米面做的窝头，就着咸菜。劳动强度大时，也擀饼，是地瓜面掺白面在熬子上烙的很大很薄的那种。一般是在来客、盖屋、或下洼割草时才做的。因为缺油，（可以换油的黄豆都拿去换了地瓜干了）农民家很少炒菜，除非盖屋也从不买菜。菜园分的菜，萝卜、一种茎很长的青菜、从大蒜里抽出的蒜薹都腌成咸菜。盐也不是买的，是从北洼里的又咸又苦的河沟里捞出的带着泥沙的盐粒。看到我去供销社买了一斤盐，传厚说，“盐还用花钱买吗？”给我提来了半口袋咖啡色的带着泥沙的的盐，并教给我怎样用水澄清。酱油？没有。队长去潍坊看亲戚，回来说，“人家做的那鱼真好吃”，特别强调“还放了酱油。”有人在河边支上一个网，顺水而下的寸把长的小鱼时而会蹦到网上，收集起来，回家煮成一锅汤，抓上一把切碎的辣椒，放上一大把盐，撒上一堆切碎的大葱叶子再勾上高梁面，一锅又咸又辣，又腥的黑乎乎的汤，叫“鲜美的鱼汤”。什么时候提起来什么时候还咂着嘴说：“真鲜啊。”还加上一句：“美食不可多用！”(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