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弑与孝_文化纵横网

只要谈到现代中国的父亲问题，人们往往难以绕过鲁迅和弗洛伊德两个名字。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父，弗洛伊德则似乎是全世界人民的精神之父。二人共同构造了现代中国人父亲观念的底色，它使人们在亲情的言说下努力忘记礼教与孝道的阴影，在反抗的意识形态中掩藏着不时冒出的弑父冲动，却很少想到，我们对于鲁迅和弗洛伊德这两位生活在同时代的“精神之父”应该如何对待。

弗洛伊德的中国儿子

弗洛伊德对于中国的幽深影响，在于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阅读他的知识分子，已经学会了像他那样去思考父子关系。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概要算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菊豆》。杨金山和杨天青虽然是叔侄，但杨天青父母双亡，杨金山很早就把他当儿子看待。可是杨天青对杨金山却一直怀有无来由的敌意，直到最终偷了自己的婶子菊豆，甚至和她生了一个孽子天白。天白管杨金山叫爹，管天青叫哥哥。这对父子的关系，简直就是俄狄浦斯与安提戈涅的关系的中国式翻版。但杨天青既没有做好一个继子，更没有当好一个父亲。关系极度混乱的一家四口陷入了野兽般的相互折磨。杨天青一直在弑叔与孝敬之间挣扎；但他的亲生儿子天白和他的关系却势如水火。在刘恒的版本中，杨天青最终自杀而死；在张艺谋的版本中，是天白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刘恒的原作和张艺谋的电影都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刘恒的目的，是要通过天青这个有着巨大生殖器的男人，来赞颂原始的本能冲动；但张艺谋的电影里已经很难看到生殖崇拜的痕迹。他似乎有意把故事改编成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希腊悲剧。杨天青的娶婶和杨天白的弑父共同拼成了俄狄浦斯的形象。不过，由于生殖崇拜色彩已然褪去，电影中已经剩不下什么值得赞美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有三个男人之间的仇恨和战争。因而电影版的最后，整个杨家染坊在菊豆的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虽然我们今天会觉得幼稚，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弗洛伊德的喜爱应该是认真的，用中国故事对精神分析的诠释也是相当震撼的。因此，无论是《伏羲伏羲》还是《菊豆》，都不止是对弗洛伊德的简单图解，而透露出中国民间的精神骚动和几代男人之间的纠葛。张艺谋不仅抛弃了生殖崇拜，而且把时间从解放初期移到民国，这几乎使《菊豆》成为另外一个故事，似乎在现代中国个性解放与打破礼教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位置。但电影最后的那场大火，却给这整个历史过程烧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也是在民国期间，我的家乡沧州曾经有另外一则弑父悲剧。那一代历来多有逼上梁山、落草为寇的故事。在一个饥荒年代，一个父亲撑不住，离家讨饭去了；后来儿子也实在熬不下去，就只好拿着枪去当土匪。他的第一次伏击，就看到一个行人走过来，哆哆嗦嗦地瞄准，心一硬扣动了扳机，那个行人倒了下去。等到他去收获自己的战利品时，却发现倒在路上的正是往家赶的父亲。儿子跪倒在父亲的尸体旁边，打死了自己。记得在1980年代末，一个诗人还把这个故事写进了诗歌，但现在已经查不到了。这个故事里既没有性欲的冲动，更没有个性解放的要求，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生殖崇拜，但我却觉得更具有俄狄浦斯式的命运感和悲剧感。儿子对父亲没有任何怨恨，我们也看不出父子间有什么实质的冲突。父子都是为灾荒所逼，为了全家的日子能过下去而走上最后的绝路；可是父子两个在各自的绝路上狭路相逢了。

这样的故事其实不一定发生在现代。在古代中国的饥荒年月，也许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在性解放和提倡个性自由的年代，弗洛伊德才有意义。弗洛伊德只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审视着从古以来就在不断提出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问题，并尝试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很多，但像刘恒和张艺谋那样思考得成功一些的，也都不是通过弗洛伊德来达到性解放和儿子反叛父亲的目的，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父子关系。

既然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养的，任何人都面临着如何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问题。处理父子关系，成为建立社会秩序最初的几大问题之一。对父子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就有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比如，有的传统会在父子之间建立严格的等级秩序，并模拟这个秩序建立国家秩序；有的传统模拟和放大父子关系，假想出一种神人关系，然后在这种神人关系下安排社会生活；有的传统围绕父子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亲疏关系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庞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儿子对生身父亲的孝敬都是一个重要主题；但在孝敬的基本要求之下，会出现各种破坏规则的事情，其最极端形式，就是弑父。弑父是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坦然面对的问题；不过，由于弑父的事情总反映出人的生存处境中更复杂的维度，对这些破坏规则的回应，往往会引导人们走向更深入的思考，从而对人性和社会秩序都形成更丰富的理解。

因此，在希腊神话中甚至有了宙斯反叛父亲的故事，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笔下都出现了对儿子打父亲问题的讨论。而对这个问题最深刻的讨论，当然要算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因为索福克勒斯不仅指出了父子关系在命运安排下的无奈本质，而且在这种无奈中找到了提升美德的可能。

弑父：命运与德行的较量

从索福克勒斯的时代直到今天，《俄狄浦斯王》一直被当作古希腊最成功的悲剧之一。但索福克勒斯并不是唯一讲过俄狄浦斯那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之所以只有他的故事成为经典，当然不止是因为这罪行，反而恰恰是因为这个弑父娶母者极为高尚的美德。

索福克勒斯从未直接描述俄狄浦斯的弑父。在整个悲剧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俄狄浦斯作为一个威严而正直的国王（也就是全城人的父），为忒拜人寻找导致城邦陷入罪孽的根源这个场景。随着真相逐渐显露出来，俄狄浦斯才发现，命运的捉弄如何使他无意中陷入了弑父的大罪。正直的忒拜之父俄狄浦斯与那个扑朔迷离的弑父故事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张力。不过这里既没有潜意识在作怪，更没有什么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下去的性欲，一切都是偶然。真正躲不过去的不是本能，而是命运。在这永远无法控制的偶然性中，俄狄浦斯越是努力避免伤害他的父亲，防止神的预言实现，就越是朝弑父的最终结果迈进一步。始终小心翼翼不想陷入大罪的俄狄浦斯无疑是孝敬的；但他的弑父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结局。等到他偶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时，他也无意中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王后，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追随父亲，成为忒拜城的贤王。但是，新王在忒拜城的统治绝不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缓刑期，而是俄狄浦斯作为高贵的忒拜人的生活实践。等到又一个偶然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位威严的忒拜之父顽固地拒绝向命运认输，却以刺瞎双眼的方式清洗着命运加给自己的弑父之罪。

俄狄浦斯扶着安提戈涅的手走在了科洛诺斯的路上。命运的捉弄使他成了一个瞎眼的父亲，但他无疑是一个高贵的父亲。新的生活依然是一种无限延续的内涵，他知道如何爱殷勤服侍自己的女儿，也知道如何教训自相残杀的儿子，衣衫褴褛的盲父始终在做一个父亲最应该做的事情。

命运，使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也使他不幸生下了手足相残的儿子。但俄狄浦斯依然能用自己的生活实现着做儿子和做父亲的美德。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是命运与德性的较量，悲剧中处处揭示出命运的残酷和人性的高贵。俄狄浦斯以血淋淋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品格，虽然充满了惊诧与恐惧，却并未陷入性欲的痉挛和对本能的压抑当中。

弗洛伊德用“潜意识”这把剑弑杀了索福克勒斯，他将俄狄浦斯变成了一个在性冲动与良知之间挣扎的人，但他却无意放弃索福克勒斯所表现的父子之间的复杂纠葛，并且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诠释了反叛与孝敬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极为诡异的方式，透露了人类在实现它的时候的困难。

在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后，弗洛伊德重新以俄狄浦斯的形象来思考父子问题，并试图给出对社会秩序和人性问题的新的解释方式。与某些庸俗和粗鄙的理解不同，弗洛伊德之所以那么吸引人，并不是因为他对人们的欲望的描述栩栩如生，更不是因为他鼓励人们男盗女娼，而是因为他道出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巨大困境。弑父情结之所以总是让人心有戚戚，并不是因为它挖出了人心中最阴暗的部分，而恰恰是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人类固有的孝敬之情中的矛盾。

弗洛伊德的天才启发了很多严肃思考的中国人重新理解父子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但是，他们尚不足以提出一个足够好的安排方式。而从现代的角度提出一套中国式的安排方式的，则是我们的另一个精神之父鲁迅。

鲁迅的遗产

当代中国最核心的文化问题，既不是如何打破传统，也不是如何维护传统，而是如何利用古今中西的文化资源建构一套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鲁迅虽然身处批判旧传统的时代，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和我们的精神之父，正是因为他并不像五四时期的很多呐喊者一样，仅仅为当年的革命喊了几声口号。

鲁迅虽然对传统礼教颇多不敬之词，但他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只是攻击圣人之徒，而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旧礼教之所以必须打破，是因为它已经无法成为现代中国安顿人心和社会秩序的方式。我们必须从现代人认可的人性论状况出发，重建一套能够被现代人接受的新秩序，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重建中国的父子关系和家庭伦理。

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思想相当熟悉，不过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谈到弗洛伊德的弑父问题，甚至还相当明确地辩明：“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显然，弑父情结无法成为鲁迅的出发点。不过他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他说“心以为然的道理”，却和弗洛伊德很相近，就是人的生物本能。他使用了西方自然法中经常说到的人性论观点：“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他用这种生物性本能证明，人类的生育繁衍都是很自然的事，谈不上什么恩，因此父母也就无权把子女据为己有。

鲁迅从这套人性论推出的，却是相当古典的观念，即家庭之爱，因为凡是生物都爱自己的幼子。他以这种生物本能性的“爱”，来取代有着明确等级意味的“恩”。而既然家庭之爱来自生物本能，也就应该服从进化发展的规律，因此，未来应该比现在重要，也就是孩子比父母重要。

不过，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鲁迅完全是从父亲的角度谈的。他更多关注的，是一个现代中国的父亲，应该如何对待孩子和自己的关系，即不要过于强调自己对孩子的恩和孩子对自己的服从，而要更自然地去爱，更多地为孩子本身着想，否则就不会有真正和谐的家庭。如果从做父亲的角度看，他所说的都是不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在这么做了之后，孩子自然地就会孝敬父母，家庭真的能出现无忧无虑的天伦之乐。

鲁迅心目中未来的中国家庭，就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父母要是完全做到这三点，就能保证两代人其乐融融，永远不会出现弑父的悲剧吗？如果严格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一个父亲精心研究自己与儿子的关系，尽量不在童年给儿子造成心理创伤，完全避免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非常困难，但在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杨天白出自一个更正常一些的家庭，如果杨天青能给他更好的教育，也许就不会出现最后的惨剧。可是，身为王子的俄狄浦斯难道没有接受最好的教育吗？那个落草为寇的儿子就一定不会打中父亲吗？导致这些悲剧的不是精神障碍，而是命运。生物学或医学能战胜命运吗？

当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和曾经学过医的鲁迅把人性的根本处境理解为一种生物学的本能状态时，理论上，这些都是可以用医学手段控制的。可是，无论弗洛伊德还是鲁迅都深知，当社会制度妄图彻底约束人最原始的本能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悲剧。“孝敬性反叛”的概念就表达了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右为难，而鲁迅的“爱”不仅完全溢出了西方自然法论者的基本主张，甚至其最终取向与那些痴迷于权力的西方哲学家完全相反。本来，“恩”这个概念的好处，就是能用有形的权力观念约束散漫游移的情感，从而以中规中矩的“礼”来建立社会秩序，稳定人心秩序；可是，一旦“恩”变成了“爱”，一旦孩子变得比父母重要，还真的能让儿子们自觉自愿地去爱自己的父母，而不至于走上弑父之路，或至少陷入孝敬性反叛的含混当中吗？

鲁迅之后的中国人使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处境，或许暗示，虽然鲁迅所倡导的爱是现代中国家庭维护秩序必然的关键词，但他所给出的答案还远远不足以解决一个世纪后中国家庭的问题。今天，当我们看到“父亲”这个题目时，无一例外地更多想到儿子如何看待父亲，而不是像鲁迅那样，想到父亲如何对待儿子，这一点就说明了，鲁迅最多回答了父子问题的一半。为了在弑与孝之间找到一条真正安顿人心的道路，我们远远不能仅仅依靠这两个父亲，而要在对人心秩序有更深入了解的前提下，从更加丰富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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