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人文精神：十五年以后的反思

不知不觉，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15年过去了。说是“讨论”，其实没什么真正讨论。当时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15年以后，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缺失远甚于当年；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成了一个装饰词，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出现，远比当年流行。历史有它自己的逻辑，非人力所能左右。现在想来，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命运，有着远比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为深刻的原因。我认为把它归结为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都是肤浅的，归根结底，它根源于现代性对人的自我理解。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认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精神，有思想。基督教也是将精神置于肉体之上。到了近代，虽然一些哲学家还强调人的精神，但西方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社会理论却以欲望的人，或者说身体的人为出发点。人们觉得人性无非就是欲望及其变种，精神只是聊备一格的点缀，说到底，人就是追求欲望的动物，精神无非是追求欲望的工具和点缀，或者是对欲望的辩护。满足欲望逐渐代替了其他的人生意义。

人的身体性在我国曾经长期遭到忽视与否定。虽然自称是唯物主义，但一直依赖片面强调精神的作用，实际上却把精神狭隘化，成了遏止人们对自己利益追求的工具。这种精神其实只是意识形态的变种，而不是什么精神，是以精神为幌子的权力意志。但人们却以为那就是精神。因此，15年前当我们谈论人文精神时，很多反对者就认为我们讲的人文精神就是反对和压制人的物质欲望，进而反对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精神，一句话，以为我们谈的是改革前所宣传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权力意志，那种实际上是压制人的正当欲望的权力意志。

一开始我们对这种反对感到愕然，为什么人们居然会这样来理解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后来渐渐明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在对人的理解上就有一个严重的偏差。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初是围绕着对人道主义的讨论展开的，这其中政治上的曲折现在就不去说了。但不能不承认，当时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学术性的，甚至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意识形态的。论战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某种政治路线，而不是深入问题本身。主张人道主义的一方，是要自觉地为所谓改革开放造舆论，但对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却缺乏深入的思考。当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就是它能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最终也能满足建立在利益博弈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因此，虽然人道主义的宣传者并没有过多地谈论人的物质欲望的正当性，但他们鼓吹的人性解放却是以此为底色、为号召的。哲学和思想往往比较隐晦，而文艺就直白得多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对人的理解基本就是“饮食男女”这四个字。不要说有思想的人，连有感觉和有个性的人都没有了，人变成了千人一面的欲望动物。

当然，这种对人的理解由于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现在早已不仅是一部分文化人的想法，而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多数人的看法。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哲学家，都觉得应该首先从人的动物性来理解人。这种想法说到底，就是人性就是动物性。这个化约当然有些极端，那些主张从人要吃饭出发来理解人的人，也未必会承认人性就是动物性。可是，正是在这样一种人性观的支配下，我们正在扼杀自己。为了让孩子将来可以多挣些钱满足他们的动物欲望，我们残酷地剥夺孩子的童年，让他们为了将来不一定能得到的金钱，将他们金色的童年消耗在各种技能的学习和习题的演练中。为了满足我们的物质欲望，我们忘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成为工作狂，顾不得品味生活和享受生活，将宝贵的生命消耗在残酷的商场或官场的拼杀和人际争斗中。我们不仅剥夺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还剥夺社会和自然应有的人道。为了满足欲望，人们到处开发，不顾失地农民的死活；为了满足欲望，人们不仅以邻为壑，而且也不顾最终将危害自己，将河流山川破坏毒害，弄得人都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满足欲望，人们造假贩假，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人性观的支配下，人们觉得人是受利益驱动的，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就要诱之以利，让人去为利而争，这样人才会脱颖而出，结果却是丛林原则当道，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兽与兽的关系。以单纯肯定人的欲望为底色的人道主义或建立在人的动物性上的人性观，得到的决不是人的解放；而同样是人的异化和人的奴役。

历史已经证明，单纯从精神方面或身体方面去理解人都是片面甚至有害的，同样会导致人的异化和人的丧失。存天理，灭人欲的结果必然是天理不存，人欲偷行。而大张人欲的结果必然是率兽以食人，同样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其实，人生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有机体，而是必然出生在人类社会中，也就是一定的人文世界中。即使是身处孤岛的鲁滨逊，他也并没有脱离人文世界，正是这个世界决定了他根本不同于岛上的其他生物。这个人类社会或人文世界，并不是人存在的外在条件，而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条件，这个条件与他的身体存在一样原始，一样根本。而从存在论上说，这个条件是人的身体存在的前提。

人文的古典意蕴

如果人性既不是它的精神性，也不是它的身体性或动物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如果人可以定义的话，那就是人文性，我们可以说，人性就是人文性。什么是人文？现在一般是将人文理解为与自然相对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周易》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人最早主张天人合一，并不将人文与自然对立起来。人文人文，关键在“文”。什么是“文”？《周易》系辞上说：“物相杂，故曰文”。“文”是事物之间的交错关系。“文”的另一个意思是事物的“纹理”。由这两个基本意思引申出“制度”、“秩序”、“条文”的意思。因此，人文的基本意思显然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关系、条理、秩序，但这种关系、条理和秩序是隐性的，即不是明文规定的制度，而是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就其先天性而言，就其不是人为规定，而是人类生活历史的自然产物而言，它是先天的；就其绝对性而言，它就是天理。违反了就是伤天害理，就不能算是人。人文首先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但它也是自然与人关系的当然之理。或者说，它总是将自然纳入人类世界来观察，来看待。中国古代阴阳相生，天人感应的思想，恰恰反映了这一点。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有将宇宙大生命和人类小生命视为同一生命的思想，其根据，也正在将自然与人文世界视为一体。

但这样说还太抽象。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很简单，就是人是绝对依赖他人的动物，这是他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他人使他来到世界上，并使他得以存话下来，存在下去。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这就是“天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当然之理，违反这个道理，就是伤天害理。因此，世界各大文明与宗教，核心教化就三个字：“爱”“和”“敬”。最后一个“敬”是“爱”与“和”的保证，没有对绝对不可动摇的天理的“敬”，“爱”与“和”是守不住的，因为如孟子所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人存在的历史性固然产生了一定的倾向，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机械过程，人的存在不是一个毫无悬念的生产流水线，而是一个充满风险变异的过程。人类无法为自己的存在买人寿保险。所谓人寿保险恰恰在人不再存在时才会兑现。一个原始基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演变为吞噬一切的毁灭性因素，人文精神并不具有免疫力。相反，由于它只是一种模糊的隐性倾向，它不能完全决定历史中的其他因素。相反，其他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改变它、损害它甚至毁灭它。在过去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却不能持久，因为人还没有完全从非人的东西出发来理解自己和生命的意义。

人文精神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捍格扞

但资本主义的产生根本改变了这一切。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建立在一种全新的人的自我理解上。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不把这一点同时也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资本主义就不会成功。资本主义的兴盛和成功固然需要硬件，即所谓的制度建设和科学技术；但更需要软件，即唯利是图和见利忘义的人，否则资本主义就没有称职的操作者和衷心的拥护者，它庞大的生产机器也就失去了其真正的动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必须改变人的观念，或者说改变人对自己和自己人生的看法，才能得逞。

自古以来，人们很少把自己看作是纯粹物质的东西，就像一块石头和一片树叶那样；也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和挣钱。但资本主义让人觉得人就是动物，与一般的动物没什么两样，活下去和繁衍后代是人生的根本目的；而生命的意义不是生命本身，而是维持生命的东西——钱。人第一次以非人的东西，即尽可能多地挣钱来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本来应该是手段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目的。这样，在对人的理解上，也相应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将自己理解为欲望的动物，而将人权首先理解为欲望的满足。因此，资本主义自己承认，它产生不了英雄，而只有谨小慎微、精明能干的小市民。

这种对人和人生意义看法的改变，当然也会改变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追求，同时也改变人类世界和人文精神。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人文精神被逐渐架空，甚至被认为是有碍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东西，很多人至今对人文精神或冷嘲热讽，或明确反对。更有甚者，则是干脆否认有什么人文精神，否认有什么天理良心，否认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和超越的追求，认为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没有原则的游戏。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人文精神被颠覆的一个明证。近年来，如三鹿奶粉之类的人为灾难，当然折射出体制的问题和道德问题，但归根结底，难道不是人文精神的根本缺失？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国家，不要说成为什么大国，是否还是文明人类的国度都值得考虑。真正的大国决不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就像真正的伟人之伟大决不是因为他拥有的权力或荣誉。

人文精神并不是某个固定的本质。如果人文性是基于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隐性而模糊的倾向性原则，那么我们不应指望它会是像道德规范那样明确的条文，把人文精神简单等同于道德是一种误解。人文精神是具有稳定内涵的一个动态的结构。说它有稳定的内涵，是说它不是随便什么东西，而是有一个坚定的核心，就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而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生命条件的认识基础上，否则就是错误的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通过单纯的思考就能获得，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充实。因此，在每个时代，人文精神都面临自己的课题，它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定取向。但任何危机的解决若不是以人文精神为指导，必然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引发又一次危机。当然，人文精神不可能对任何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人文精神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大的方向，它本身反过来还要落实在具体的问题上，否则它也只是一句空话，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文精神必须通过与时代问题的深入互动，才能使自己得到丰富和具体的规定。

如果人文精神的丧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那么，它的恢复也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就个人而言，在任何时候都不乏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缺失。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更要通过社会和时代本身的努力，通过古典意义的政治的努力。人类和时代必须改变自己对人的片面理解和看法，更要改变建立在这种理解和看法基础上的种种有害做法。就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首先不应该问要不要发展；而要问为什么发展。发展经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人在实际上永远无法满足的物质需要，还是提高人生的质量？人生还有没有、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有比挣钱和追求物质欲望更高的目的和原则？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是否只有追求财富一个目标？当眼前局部利益与人类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冲突时，该怎么办？人类今天的这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它将把人类带向哪里？人类今天能说是幸福的吗？追逐物欲能否带来幸福？发展能没有限度吗？

雨果曾经告诉我们：“动物存活，人类生存。生存就要理解。生存就是对现实报以微笑，就是越过城墙远眺未来。存在就是自己身上要有一杆秤，在上面衡量何为善，何为恶。存在就是讲公道、追求真理，就是理智、忠诚、实心实意、真诚、善良、心中牢记权利和义务。存在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存在就是自觉。”这是人的本分，也是对人文精神的一个最好的说明。我们看到，在现代世界，由于对人的本分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偏差，人文精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日渐消失。要恢复人文精神，不能靠空洞的呼吁和谈论，而要靠改变我们的存在方式，改变我们对存在的理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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