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导致社会捐赠井喷式增长,志愿者队伍、公益机构、各种援助项目也出现井喷式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公益机构和社会捐助项目的作用却并未同步增长。灾后一年,无组织的志愿行为已基本结束,以组织的形式坚持下来的公益行为也大面积退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的救助与灾后重建高效并高速,创造了世界救灾史及灾后重建历史的奇迹。
导致社会公益组织上述情形的原因很多,但较为突出的原因是专业能力与组织能力不足,不能为灾区提供及时有效的公共产品,尤其无法提供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下特定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成为灾区政府和灾民的某种负担。
此类问题的出现毫不奇怪,回顾近10年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如果将公共产品分类,我们大致可以按专业化程度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化程度不高的产品,诸如宣传、动员、救助、维权等等,一类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诸如环保、教育、研究、灾后重建等等。应该说,凡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公共领域,社会公益组织可为的空间很小,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其根本意义在于提供政府能力及特性不足以完成、企业因无利而不为的公共产品,使得社会能够在自治的力量下完成社会建设,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支撑并相互制约的良性结构。如果社会自组织力量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提供与政府和企业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则社会自组织力量的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一、专业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不足
1.专业能力不足。仍以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为例。据《南风窗》报道,某地区灾民点的安置中,急需公共厕所和洁净水的供应,中国救援组织和志愿者一时无所措手足,不知如何解决。倒是来自英国的志愿者迅速按救灾点安置人数和地理位置,测算出所需厕所数量和每天的饮水量,迅速展开了工作。
再以发展项目为例。某家发展组织,为推动当地替代产业,组织农民以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奶牛饲养业,其全过程都有利益相关方的介入,是参与式发展的典型案例。但经过专家评估,认为农民合作社的奶牛饲养在技术上存在重大缺陷,奶牛的疫病防治、牛奶的含菌量无法控制。经过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这种粗放的奶牛饲养业被证明是无法持续的。
专业能力不足是社会公益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有效的公共产品模式和创新能力。各家公益机构在面对不同的公共问题时,缺乏创新和研发产品的能力。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长时间不见效果。在中国的公益机构中,很少出现独创性的产品,类似孟加拉国尤努斯先生的小额贷款创新模式很少出现。
第二,缺乏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产品。一个机构往往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但中国的公益机构大都去解决综合性问题,由于专业能力和专业分工不足,迫使公益组织要同时解决公共问题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导致产品粗放,社会效益不佳。
第三,专业化人才缺乏。由于公益组织人才市场尚未形成,同时也由于上述专业分工与专业化产品提供能力不足,导致公益组织无法按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人才需求及人才培养模式只能向综合型复合型人才方向转变。由此出现人才进一步短缺的恶性循环。
第四,缺乏公共产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凭着社会的支持和志愿团队的奉献,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公益组织的公共产品生产中,但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益怎样,却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以二氧化碳减排为目标的环保项目,其与减排的实际成效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以扶贫为目标的发展项目,也难以将项目成果与其他因素进行量化的比较和统计。
2.组织管理能力不足。公益组织发展壮大,必然面临组织和管理问题。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国公益组织人数发展到百人规模以上的少之又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组织和管理能力不足。
第一,治理能力。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理事会与秘书处的责权利关系以及理事会不同成员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暂且不谈官方色彩较浓的公益组织,一般民间型的公益组织普遍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理事会形同虚设,导致组织资源无法扩展,同时也导致内部治理缺乏监控和制约机制;二是理事会挟资源优势替代秘书处,在不成熟的民主机制下,形成多头指挥、内耗增加、效率低下的局面。
第二,管理能力。管理能力是个较广泛的问题领域。中国公益机构管理能力较为突出的目前有两个。一是战略管理能力,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人力与无限的事业空间、无限的热情之间,普遍缺乏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将资源和人力持续投入一个目标的能力;二是产品生产流程的粗放化问题,由于公益组织产品生产往往专业性不强,缺乏技术性制约,因此在产品生产的组织分工、流程设计等方面不专业,成本高、耗时长、产出低,其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完全无法与同类型商业组织相比拟。
二、能力不足的症结
中国公益组织公共产品供给及创新能力不足的形成原因很多。首先,是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由于众所周知的登记注册门槛过高,主管单位制度等,导致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缓慢,发展历程短,人才难以聚集,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其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自然偏低。
其次,当代社会的许多公共问题比较复杂,是人类社会过去很少遇到的,因此,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产品大都处在探索阶段,有效的公共产品模式很少。
以环境问题为例,导致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所推动的工商业发展方式,其对资源环境的掠夺以及倡导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在这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可能彻底改变之前,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就必然是折中的、技术性的,其中充满了曲折、妥协、甚至退让。人们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很难找到革命性的创新产品去解决之。可以这么说,今天人类在面对大量复杂的公共问题时,犹如当年人类面对结核病、痢疾等可怕传染疾病时一样的处境,尚在黑暗中摸索,付出的代价将十分巨大。因此,鼓励创新型公共产品的出现,应该是社会公益组织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三,社会公益组织对于公共产品研发和产品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是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公益组织历史较短,社会资源总量偏低,因此,在组织的工作重心中,获取资源支持成为本能的第一反应,而在项目的推进——尤其是在产品的有效性及创新性上,要么重视不够,要么力不从心。在中国的社会公益组织中,我们迄今尚未看见类似“参与式管理”这种普遍有效并可在大范围内推广复制的公共产品类型,而“参与式管理”的方法和工具,则是国际组织传播到中国的。
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来解决,而创新,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三、问题的解决之道
重大问题的解决从来不取决于良好的意愿和理性的设计,而取决于人们面对问题的压力。“不是生存,就是死亡”。人们便会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
今日中国社会公益组织尚处在发展的初期,社会动员仍然是今后相当时期的主要任务。但与此同时,公共产品生产能力的创新和供给能力的提高也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提高,则中国的公益组织将一再丧失类似四川汶川大地震这样重大的历史动员机遇。
为此,一些行动应可以立即展开。
第一,应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建设提到首要的地位。无论新成立的机构,还是已经运转的机构,围绕项目的产品创新和方法创新应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使公益事业的从业人员意识到,没有有效的公共产品,就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社会资源支持。
第二,加大公共产品创新的研发力度。各家以公民社会和NGO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机构和支持性机构,应将创新产品和创新方法研究作为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将研发产品加以推广和普及。
第三,非公募基金会和有关政府部门,应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和资源投向公共产品的创新研究和创新实践中,推动行动型组织和研究型组织的创新工作。
第四,能力建设已成为社会公益事业中相当一部分机构的宗旨和使命。建议这些机构将工作重点向公共产品创新这一领域倾斜。
第五,各种论坛、研讨会、培训班,也应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在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的领域里,中国是个后来者,要想取得伟大的成就还需要艰苦的工作和漫长的探索。这方面,一些东亚国家社会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当面对威权政府,推动社会政治转型时,社会组织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而当这一任务不再重要之后,这些国家的社会事业便一落千丈,不再具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力。
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而言,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能力建设,为社会提供独特有效的公共产品,并始终怀抱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深切愿望,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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