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学者：潘世伟、房宁、王湘穗

黄万盛、曹远征、姚洋、张静等

时间：2016年5月20日下午

地点：北京朝阳区伯豪瑞庭酒店瑞安厅

关于新周期的系统思考

潘世伟

 上海市社科院原党委书记，修远基金会理事

新周期究竟新在哪里？这个大周期究竟大在哪里？我们有新的进步究竟进步在哪里？如果新周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比较高端的阶段的话，高在哪里？

问题的由来

目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窗口。窗口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新风景，对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第一个现象是左右之争愈演愈烈，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前一个周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和话语在退潮，其处境可以用失落、失势、失语来概括。这种情况引起了他们的一些不满，有很多反弹，这一问题我们暂且不谈。但在这种背景下，再上一个周期内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左派开始活跃。同时，现实生活为左右两派提供了许多话题，围绕这些话题，双方迅速形成热点、焦点，争执不下。这种争执很大程度上带有非理性的色彩。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事件都可能成为争论话题。目前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清算与反清算，无法脱身。

但是，今天的中国如果在上述争论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善良的人们一旦陷入左右之争，且不说对精力的浪费，实际上会模糊其对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发展的看法。如此看来，问题在于如何摆脱左右之争。我认为左右争执之所以会在当下愈演愈烈，源于前面两个发展周期的惯性的影响。要真正解决左右之争，就需要用“新周期”来做引领。

第二个现象，是三年多来，新一届政府的作为让人感觉眼前为之一亮、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而且是比较普遍的感受。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三年来在对长期积累问题进行修复上，投入了巨大精力。无论是反腐、整顿作风、干部权力消退，都带有强烈的修复性质、治标的性质。可关键在于，治标之后，立本在哪里？治标只是一个序曲，主旋律在哪里？对中国今后大的判断在哪里？这是现在中国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翘首以待的。除了治标，立本、谋长远、治标治本的道路更为重要，但却没有说明。

第三个现象，是目前主政的领导，都是建国后出生的一代人。建国后一代人主政，其要义与内在使命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无法明确判断。从中国发展来看，前面基本都是革命一代主政。但自从十八大以来，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建国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主政。这是一个明显的代际交替，我们需要关注。革命一代主政，不管是什么辈分，总有其局限性。而建国后一代主政，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一方面是看他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看他们的传承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求它们能够别开生面。现在对新的主政领导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毛体邓用”，也即其本质上是毛，但是用了很多邓；还有的说“邓体毛用”，本质上是要改革，但是用了很多历史上的思想资源。恐怕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我主张是“新体多用”，或“习体多用”。

第四个现象，是10年执政周期对执政决策、执政表现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清晰。目前党内的规矩是一位领导最长十年任期。相比于过去的终身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也在实践中逐渐看到了10年规制的不足之处，集中表现为短期行为。执政者将目光集中在解决任期内的主要问题上，求稳无过的政策、行为比重在上升。执政按照安全启动、安全运行、安全交接的节奏进行，导致了执政平庸性风险的上升，导致了执政的事务化，忽视对宏观、长远问题的思考。一定程度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有意无意中被推迟。

第五个现象，重视英雄造时势，忽视对英雄背后的时势进行深刻阐发。不少人将十八大以来三年多的新变化解释为“英雄造时势”，重点放在“英雄上”。这种逻辑有其合理处，但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在抨击其为“造神运动”了。我们不认为“英雄造时势”的剧本是最好的。这是因为，这种说法遮蔽了一个问题：英雄背后的时势是什么？我们能否告诉人们，英雄背后的时势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实践。能否认识时代、顺应时代并且引领时代，直接关系到是否能成为真正的英雄。这里引申出的问题是：英雄背后的新周期是什么。

这些现象引发了知识界不同倾向、不同政治色彩人群的思考，多多少少都在关注。我们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刻、长远的思考，我们称之为“新周期”。

有关“新周期”的一些初步设想

放到一个大的场景上来看——两个一百年：中共建党100周年，执政100周年。如果从执政100周年来看，是否可以说，存在一系列大的周期：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周期，邓小平同志开始到十八大是一个周期，从十八大开始，意味着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这个周期从时间上看，基本是从2012~2049。但这个新周期也可以划分为若干小阶段，目前我们只看到了新周期的前十年。

这三个周期各有主题。毛泽东时代主要解决新的社会形态、新的政权、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建，期间代价虽然很高，但是其主题还是一个新社会形态的创建。当然也有很多重大的失误，包括全局性的失误。邓以来的周期，主题能不能说是成长。一个政权解决了其生存问题之后，找到一个基石，比较快速的成长。但这个成长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成长带动了整个国家的成长、社会的成长。

从十八大开始的新周期，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目前还没有想好。能不能说是一种成熟。一个社会形态在发展了一百年之后，如果还定不下形态，还没有内在的逻辑构建、还没有规律性发展，说不过去。新周期的主题能不能说是一个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成熟性的发展。比较而言，新周期可能比前面两个周期更为重要。其所面临的挑战，丝毫不亚于毛、邓的周期。所以对这一周期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应该给予怎样的论述和前瞻性的判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角度。

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很有可能超过以前两个时期。某种角度讲，新周期过不去，很有可能前功尽弃，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很有可能会中途夭折。

在新周期里，中国发展更多的要寻找其内生动力，更多的要突显其主体性。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要增强融合各种要素的能力。中国从长期以来的追赶，逐渐转向引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新周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视角。当然，如果要更深入思考的话，新周期究竟新在哪里？这个大周期究竟大在哪里？我们有新的进步究竟进步在哪里？如果新周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比较高端的阶段的话，高在哪里？这个需要进一步的细致思考与分析。目前而言，想到了如下几个点：

一是经济。经济在未来三十年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从现象上看，目前是完成了从低端到中端的运动，接下来应该是要完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从中端向高端运动。在整个世界产业链、技术链的结构当中，中国在向高端运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些年我们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在新周期内，应该转变为生产率的发展——更高的效益、更高的质量、更高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思考与论述。

这个本质是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一个问题：中共能不能获得现代化、高级阶段的领导权？中共一路走来，获得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了建立新制度的领导权。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权（低阶——中阶）。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从中端向高端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顺利地、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这场运动。人类到目前为止的实践表明，高端化的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能不能到达同时代人类生产力的中高端水平？

对于我党来说，当年是革命党，改革开放以来是工业党，接下来恐怕要成为技术党、创新党。能不能和生产力发展当中最活跃的因素天然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中央现在提出的创新驱动，其实早在俞正声同志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但是十多年过去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成效甚微。可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际上困难重重。“创新驱动”的格局下，中国最终能否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形成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组合的制度优势，能不能形成生产率上的优势，能不能形成全球化条件下、组织效益更好的大生产的优势。这个过程中，中国可能会从一个最大的经济体，转向一个最强、最活跃、最高端的经济体之一。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我们建议，对于经济新常态，还需要再做更多与时俱进的注入和解释，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目前“新常态”所强调的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一些解释上。

二是社会主义自身的整体性的发展和自洽度的提高。一路走来，我们的整体度不行，经济方面好一些，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方面都不行，整体上不均衡。所以习近平同志也提出协调的问题。社会主义的自洽性、自洽度，究竟怎样，或许是下一个周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里包括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修正，也包括一些新的生长点的投入，比如说人的更自由的发展，人的幸福感（获得感）的更多体现。这在新周期中非常重要。

在制定“上海2050”时，与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时，他们认为随着上海经济发展，幸福感、获得感会下降。从发达国家看是往下走的，在新周期里，获得感、幸福感、人民群众更充分的发展、世界人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究竟搞清楚了没有？中共到底是走在这些人民的前面，还是同步，抑或局部落后？现在80后已经30岁，到2049年，00后也已经50多岁。党与80、90、00乃至10后会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能够接过历史的责任吗？另外一个，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是公平公正，由于种种条件的约束，没有办法更多地体现，但在新周期里，如何有意识的、主动的、积极的让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本质得到体现。另外，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内在的和谐如何逐步体现出来？

更重要的如信息文明、生态文明，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内在的、重要的支点和内容。习近平同志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的表达，把网络工作提高信息主权的高度，非常不容易。信息本身对整个经济活动的组织能够最大程度的缩短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距离，可以定制，可以个性化生产，等等等等，许多新的东西。信息、互联网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内在的东西。社会主义在新周期里如何有更整体性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自身的自洽性如何得到更好的完善。

三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及制度层面的定性与成熟。到2049建国100周年时，整个社会治理的有效度、制度的成熟度如果不解决的话，将会是一个说不过去的问题。

四是中国如何对人类有文明性的贡献。中国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核心国家。必然会在军事上、科技上、经济上有巨大的力量的增长，但中国对这个世界的最大贡献，还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本。但是这种路线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展开，怎么样来构思，怎么样来操作，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五是执政党自身的自我进化。执政党是否有能力在新周期里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得到人民的认同，成为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执政党的能力和权力是不是匹配——不论是在整体上还是个体上，我们现在是不匹配的，能力弱于权力。所以，对整个党的自我进化，将会有很多新的考虑。

六是需要执政党进行多重的理论构建。对于新周期，有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以贯之的理论解读。另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前后连贯的解释有没有？更重要的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态的社会主义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所有这些理论创新任务，异常艰巨。这意味着要放弃已经熟悉的一种一个领导、一次创新、一个成果这样一种简单叠加的模式。它需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时代背景下，得到完整解释。同时，对于中国成长的叙事，恐怕也不能单一化。我们考虑，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叙事为本，以现代化叙事为主干，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根源、以西学各种资源为重要借鉴。单一的叙事解释不了新周期，无法得到13亿人口的中国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认同。

以上是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出发对新周期的由来做出的解释。对新周期内在的逻辑以及一些着力点有一些设想。

新周期的国际比较视野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文化纵横》学术委员

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国家发展阶段与任务的转变

“周期”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基本上也同意把它放置在“两个一百年”视野下加以定位。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国际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实际上就是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有一些国家发展的起点是民族、国家独立、非殖民化，但是这个过程后面的任务和背景是工业化，按照温铁军对历史规律的概括，当代史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从国外在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历程观察，一个大的周期性规律，是完成了所谓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或现代化社会。中国经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几次努力，包括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也是进行工业化，现在已经接近成功了。

按照世界通行的话语体系，这个新周期的内涵，实际上就定位在中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也许还包括信息化。如果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目标定位为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大概还有三十年的路程。所以，我对于潘书记新周期的说法非常赞同。

未来的这三十年，尤其是从2020年到2050年的三十年，无论从国际经验、历史经验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从现实的观察和感受看，对中国而言都非常关键。我们现在有十八大以来形成的领导集体，至少在十九大甚至到二十大之前，在政治上都比较有保证。但是，集中体制在权力交接、政治继承等问题上，容易产生矛盾和风险。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如果既有的十年一个执政周期不变，六、七年之后，又会出现权力交接的问题。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真正实现，无法在这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只能是在下一代甚至在更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完成。所以说，未来的这三十年最重要，也即中央所言“关键时期”；用民间的话语说，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

未来三十年，从2020到2050的这三十年，将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阶段、最关键的阶段，也是充满着矛盾的阶段。基于国际政治比较研究的现实、包括中国近代化以来的历史的经验和对当下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我尝试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未来的三十年做一个分析。从客观上来看，包括两个方面。

从外部环境来看，台湾当局政权正式交接，官方对两岸关系问题并未作出评论，这是蔡英文力图回避的问题。从世界地理范围来看，台湾作为一个岛，背靠大海，面对极其庞大的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避而不谈是无益于实际的。中国从一个与世界隔离的大国，成长为一个大国乃至于强国，甚至对地区的事务有影响力，将来也许对亚洲形成影响力。中国的崛起以及未来将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挥、提升其影响力，这届美国大选后，不论何人当选，何党执政，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会有一个调整。通过这一调整，美国会比之前有所进步，我们的国际压力也会有所增长。现在我们明白，美国在过去的十六年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小布什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使得我们有了发展的机会，这就像跑步时应该盯紧身后的人，而非队尾的人。一不留神，身后的人蹿了上来。

奥巴马执政时代的问题，政治主题是种族主义、种族政治。这是因为奥巴马是一个“半黑人”总统，白人把持的国会坚决与之作对，简直是不讲原则、不顾大局，为了反对而反对。致使奥巴马在执政的八年几乎毫无建树，实则绝不该如此。美国这一次的选举令人匪夷所思，甚至于“出奇制胜”的人物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也反映了政治正确性之争，因此美国必然会有一个调整。相较于2012年的选举，看似还是党派之争，实则已经是在考虑美国的未来。美国还有有调整能力的。我判断，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比前面两届总统都要好。一者新总统必然会总结经验；二者必然会是白人当选，只要是白人，奥巴马遭遇的困境便不会再出现。可以说，美国在下一步，会将其内部建设作为重点考虑对象。这也会使得中美关系存在变数和风险。

再看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目前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其中有些与美国有关系，有些则完全是由我国自身的成长自然而然导致的。

从内部来看，我国在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观上呈现出的多元化局面。从以前工业化的经验来看，人们在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基本是一致的，人们讨论的焦点，聚焦在物质财富上，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在这一时代。现在却不一样了，后工业化时代的问题就在多元化、不统一。所谓的贫富差距、公平公正问题，就是人们在多元化时代具有不同诉求、不同利益的集中体现，人们还习惯于用旧时代的术语表达当下的问题，话语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分裂。这些都是客观要素。

再看主观方面，这次哲学社会科学会议的核心思想，在于为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实践提供一些理论上的阐述，甚至是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我们面对新社会、新问题没有办法，必须要摸索，“干过”才能“会干”。

最后，说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矛盾这么深刻，为什么会有左右之争？这个太值得争了，因为大家没见过，都按照自己的典型的单一系统来理解，但实际上都是无法解释的，因为社会是矛盾体，是有张力的，左右都有其必要性。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前一个周期“中国为什么能 ”，中国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理由在于“混合与对冲”，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

经济上，一直是混合经济。实际上是聚合反应。比如上一个周期内的国企问题，一方面，由于市场化改革，煤的价格急速上涨2~3倍时，另一方面国有发电企业的电力提价非常低，仅有2.5%。如何维持这些国企，最后，是依靠多元化经营的方式稀释、降低了煤炭价格上涨导致的发电成本，实际上取了市场与国家调控两家之长。

政治上的对冲，表现为开放了权利系统，关闭了权力系统。扩大了社会自由。民主就是让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给人以预期。改革开放就是这么推动的。但另一方面，没有选举，分配性激励被遏制，生产性激励得到提升。如果在这一时代开放权力，会出现失控状态，社会必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危及到生产的持续发展。文革时期开放权力导致的种种问题至今还是历历在目，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大民主的中国预演这不只是中国的经验，西方的发展也类似于此，称之为“威权模式”。

文化上，也是对冲。如西方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的“利他”为资本主义社会注入解毒剂，这才保证社会没有像霍布斯、萨特等人所说的，进入到一种“狼对狼的状态”。而中国在鼓励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也需要传统价值来维系社会。如托克维尔所言，宗教是一种政治设施，如果没有宗教，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人吃人的状态。我们其实也一样：一方面，市场经济以扩大盈利为目的；另一方面，我们高调宣扬社会主义，温情脉脉，所以社会才维持的下去。唱红歌、打左灯朝右转等等，都是如此。人们在工作场合是一种状态、一种价值，在家里是另一种状态、另一种价值。

过去三十年，是张力的红利在发挥主要作用，今后的三十年，体制内部的矛盾性可能维持住，也可能维持不住。一旦冲突性突出了，就会产生极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维持“混合与对冲”，至少保障三十年，才能算是成功，社会才能真的完成转型。届时的道路选择，不会成为一个如当下这般重大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能否继续维持这个充满了内在矛盾与张力的体制，让它再运行20~30年，就不会沦为美国口中的“失败国家”。

新周期问题包括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当前阶段，全球化遭遇挫折，中国也无力取代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地位，推进区域一体化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线

 全球视角

新周期对应于一个老周期，从老周期的视角切入，美国就是老周期，意味着前面的几十年、上百年由美国引领的工业化开始退潮。刚才房宁讲到奥巴马，我认为，自身族裔的“半黑”确实给奥巴马执政带来了一定阻力，但我认为奥巴马还是守成，了解自己的力量边界。他没有小布什的“官二代”身份，没有小布什那么自信蛮横，所以整体上美国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小布什时代美国想要发动战争有实力，说打就打，但是奥巴马就需要考虑了。这就是他所处的老周期对他的限制。从经济社会运动上也一样，那时候是狂飙突进式的全球自由化，推得非常厉害。现在似乎在转向封闭，比如推行TPP、TTIP，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可能还真是意味着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这是从全球体系角度来看，是一种变化。全球体系的变化，也必将传导到中国来。

国内视角

新周期是区别于前面两个30年的。如房宁刚才所言，中国这六十年，实际是在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这两个三十年走的不太一样，原因和国际背景有关系：在毛周期情况下，就是冷战背景，中国跟着苏联，苏联给了157套大型工业生产设备，就完成了现代化的骨架建设，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代价，被整个西方体系排斥在外。在邓周期，情况有了明显变化。他利用了全球化的浪潮，进行接轨，那个时期见讲的特别多。我们也成功接轨了。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在邓周期的三十年，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今天来讲，如果以前是偏重于效率优先、一切向钱看等野蛮资本主义的方式，现在整个社会政策都在转向公平的方向。就像房宁所说，要混合、中和，化解冲突。这就像是左腿迈完还要迈右腿，两腿交替前进是自然。从这一点来看，恐怕得说是“天已变，道得变”。全球变了，国内的发展周期变了，但应对的方式不变，这恐怕就是缘木求鱼了，肯定不行。这种变确实需要一个框架，把这种政治的、经济的、安全的问题整体纳入进去，从这个角度讲，新周期的提法是有道理的。

 区域视角

对于美国周期、全球化周期退潮后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很多展望。有的展望认为该轮到中国成为主导者了，中国好像可以接美国的班，这肯定是不正确的。从现在中央的政策看，我国还是在大力地推进区域化，如一带一路、共同体。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现阶段，挑起一个中国式的全球化，并不现实。中国不足以完成这件事。但是，如果转向另一个极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也不可行。如苏联曾组织的如华约等小规模的地域性组织，但不足以跟北约组织、美国全球体系相比起到平衡作用。中国作为区域大国，如果没有足够体量的区域空间，或者缺乏完整的资源、制造结构，恐怕不足以在世界上立足，也不足以完成自己在这一时间段的任务。

在新周期中，既不是延续既有的全球化，也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有一种重构区域、重构亚太的任务。

 技术视角

我认为颠覆性技术已经出现，主要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为什么这是颠覆性技术呢？因为它会影响社会组织结构。传统社会、全球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结构。比如，以前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要从中央先传达到省军级，再由省军级传达到地市级，地市级传达到县团级。现在，蔡英文上午讲的内容，下午就能传给每个人；王岐山在上面点评，底下有人就给他直播。这个重要的是改变了权力结构和信息传播结构。实际上也包含了资源的调配。比如传统银行，如果是比特币等去中心化，这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就会把原有的社会结构颠覆掉。在埃及出现联合官网时间之后，70多个用Facebook的人，就能把一个拥有8000万人的军政府推翻。几天之后希拉里讲话，认为这是一种革命，应该多开发一些翻墙工具，让中国人也翻墙。这就意味着政权处在被颠覆的危险之中，不过希拉里发表这些言论时，其言行也在网络上流行，也可能危及其自身的政治生命。从长期以来的政治序列都是在金字塔型结构下思考问题、设计程序的。采集这些信息的，包括选举制、代议制，是没有办法一人一票去投的。但如果让互联网成为政治工具，比如开发类似手机软件让全民参与投票，可能就改变了很大的社会的组织方式。对于这一点来讲，恐怕也会对新周期问题产生很深刻的影响。这些也相当于政治技术、经济技术、去中心化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新周期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下视角

从目前看，似乎是一种无先例可循、无成路可走。包括习近平在前几天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会议鼓励知识界多贡献一点智慧。毛和邓的时代是战略过剩，中央执行就行。到后面就开始有些战略不足了，现在不仅战略不足，很多技术性、策略性的储备都不足了。这是因为面对的问题太复杂，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要改进我们原有的一些思路和工作方法，要确立一种新的原则，也需要对形势做一种新的判断。

因此，对于新周期，无论其长短，都需要坚持一个原则：对实际情况、真实趋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现在的问题我们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走到了头上，前面有许多条发展的路，不知道该选哪一条路。这种时候，恐怕没有谁能够指引，只能通过不停地试，在尝试的过程中间，选择一条正确的路。要想试路，就要有一定的政治宽松度，就要有一定的议论，不是要超越左右，而是要大狗小狗都发声，在这个发声的过程中，择优而从之，如有一次尝试不够，再试第二次，而不要幻想有成例。我建议在研究新周期问题时，要注意把一些边界性的问题扩展一下。比如中央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际上是很好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内敛，相对来说是一个伸手可以够得着的目标——无论是2021年还是2049年。这样就使上层在大决策上不容易发烧，这个目标的确定很重要。绝不是去取代美国，甚至也不是说有主观上的抱负，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做出多大的贡献，这不是我们的施政路线。我们要把国家目标定的确实一些，伸手或者跳起来就能够得着的，这是一个边界性问题。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去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可以竞赛，但是不要去替代。全面的替代，会使我们处于寡助的境地。这在我们提出一些目标时应该注意。

还有一个兜底的线，就是不要仅仅从中国去考虑新周期或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至少要将目光放到区域的框架下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就应该在战略上把周边、把区域性问题的解决放在我们战略上比较优先的位置上，这样的话，我们积小胜，回过头来一看，根据地也有了，一片儿地方也还行，然后似乎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些新的路径的启迪，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认为把问题边界澄清一下，有利于问题的阐发。

 

 新周期是否成立尚有疑问

黄万盛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

 

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没有把互联网当做一个工具在使用，不会提出“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这样的想法，而是把互联网当做一种创造力在使用。一个大的、互联网的新阶段，可能很快开始。

 

 

我建议最好不要用周期的说法。周期毕竟有按照一定的时间和规律、可以反复出现的意思。社会和历史，有时候有一些问题具有一些相似性，但本质上都有新阶段所形成的新要素、新特点，所以未必是新周期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的阶段，或者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新的时期，可能更加减少人为的主观性，减少人为的强暴。可以更平和地讨论一些问题。这里主要考虑美国的变化问题。全球化出现的时候，面对的是冷战的结束，因此带来的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概念——资本、技术、产品乃至精神文化产品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国家的边疆，构成一个世界性的共同结构和共同机制。这也成为过去二十年主导性的发展形态。这次的美国大选有两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桑德斯代表的社会主义情绪和追求。他既在美国的地方做过参议员，又在哈佛做过学者，是一个跨界人物。有一个基础性的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美国的大学中，年轻的大学生群体，90%的票是投给桑德斯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是美国的未来，当他们成长为美国社会的主导力量的时候，他们在今天通过支持桑德斯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第二个问题是特朗普，媒体对特朗普有很多妖魔化的说辞，但是他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已经不太可能阻挡了，即使是动用内部的特权票，都无法阻止。特朗普的背后，是美国大量的工薪阶层。

 

桑德斯背后是青年学生，特朗普背后是工薪阶层，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对两个象征性问题予以重视。第一，从理想的角度来说，传统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在遭遇很严重的危机，寻求对它的改变已经成为思想趋势和潮流。第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现实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也即利益的再分配能力不断削弱，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96年68%的最高值，下降到目前47%，已经低于人口总人数的50%。从统计的数字看，与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下降同步，美国的工资自1996年至今基本没有增长过，居民收入增加主要靠资产增收。配合这一背景，我们再注意另外一个现象：在巴黎发起的，目前扩展到布鲁塞尔、西班牙、德国，所谓“黑夜站立”运动，跟前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过二十年的所谓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暴露了很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转向社会主义。但是针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针对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要素在成长。如果把这种现象当做一种参考来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三十年中社会主义要素到底是在增长，还是在消失？生产的高速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也为这一增长速度感到自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社会主义要素在逐步丧失，贫富差距在逐步拉大，如是群体的人口在不断扩张。

原来的贫困化是一代中的一个阶段，现在的贫困化成为跨代现象，看不到出头的日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我们不管后面是什么阶段，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什么困难、什么问题，这才是我们最该关心的。从这个题目切入，有值得我们关心的方面。第一个是必须直接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这么久，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在开放的洪流中进入我国，人们对一个理想社会所产生的正常诉求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可以说，我们不能走西方宪政的道路，不能走全民选举的道路，不能走两党性的竞争性政党政治，这些我都可以同意，这一定有道理。但是，究竟要走什么道路，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架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核心、基本框架是什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很久，能否给人民一点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在朝什么方向在走。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人民群众是不是有足够充分和宽广的渠道，对政治进行公共参与。比起使用什么制度而言，人民是不是有足够充分的渠道参与政治生活，才是最根本的。我们需要解决政治生态，解决人民对于公共生活参与的权利和渠道问题，所谓制度建设是围绕这个核心来做的，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制度性的内容，只是一些条条框框而已。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

另外一个，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伟大的经济成就。我注意到姚洋、林毅夫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两个方面都要总结。一个是中国自身经济实践过程中的特质，二是在处理这种特质所形成的政策和理论结构。哈佛的经济学教授Robert Byron，做收敛理论，特别提到，8%的增长率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在下一个阶段，能够保持4%的增长率，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了。而且，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而不会进入以前所说的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问题。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在研究中国的课题，但是他们依据的仍然是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中国自身的认识上，我们能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美国是在用他的理论系统来看中国将会怎样，我在与担任白宫财经顾问职务的哈佛教授Richard Cooper的谈话中，提到过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社会影响的问题。一个企业家想要做一件事情，他的第一步是会到债券市场去找投资银行借钱来发展他们的生意。但是投资银行并不了解企业家想要做的产品是否有投资价值，是否应该投资。因此，投资银行雇佣了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分析公司。美国的相关分析行业从业者规模接近1000万人，为投资银行服务，年薪在接近50万美元的水平。再加上投资银行的利润，所有的这些钱都是从企业来的，是从企业家向投资银行借款时来的，这就使得整个企业发展的金融成本一开始就非常高。这就是为何在金融危机到来时，美国政府要扶持投资银行，不能任其倒闭时，美国民众会如此愤怒。

刚才房宁讲到奥巴马的问题，我想为奥巴马做一个辩护。有几个很极端的情况。我调查了一批黑人，没有一个不骂他，黑人视之为叛徒，认为他上台之后没有解决广大黑人的问题，反而加重了负担。但是，在西雅图走访诸如微软、亚马逊等高科技企业的科技人才以及管理阶层时，跟他们谈奥巴马，这个阶层普遍认同奥巴马，认为他是了不起的总统，认为他做了对美国发展的长期安排，需要由时间去体现他的成就，大概在10~15年，会看到奥巴马今天的一些政策，对美国未来产生的深刻影响。

刚才王湘穗提到了“颠覆性技术”，我原则上可以接受互联网是一种颠覆性技术的说法，但是我想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互联网的理解还是一个工具层面的理解。这一次的西雅图之行，我发现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没有把互联网当做一个工具在使用，不会提出“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这样的想法，而是把互联网当做一种创造力在使用。美国科技界目前最流行的是Tensorflow。不同于Alpha Go将围棋已有招法全部收入并根据对手的行为选择已有招法中最优的，Tensorflow则是在所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现在已经在斯坦福投入应用，教授的授课、学生的学习等都在使用。预计再有6个月时间就可以进入市场。如果计算机可以从做出选择性判断进化到到做出生产性判断，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互联网的一些经验的理解。美国对此非常期待。一个大的、互联网的新阶段，可能很快开始，比我们今天了解的马云等人折腾的互联网要深刻的多。美国用了一个“深度学习”的概念。所有的这些要素，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有可能改变现有阶段、产生新阶段的一些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怎么办，中华民族怎么办。技术可以复制，到基本道路不可以复制。所以我们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是应该问的问题，我们未必会以自己的道路去挑战世界上存在的其他道路，但我们一定会有一条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所谓人类学和社会学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即自我的身份认同问题，这将在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行为结构中充分地展现出来。

所以我同意王湘穗的说法，我们应该了解哪些因素正在改变这个时代，这些因素又会将我们带往何处，我们在改变的过程中，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因此我与Richard Cooper就说，中国古代组织经济和生产的方式，和现在通过债券市场、通过投资银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非常兴奋，认为这种情况只在中国有可能，然后给了我很多的例子，比如日本在怎么做，企业跟企业之间不完全通过债券市场、投资银行来进行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活动。所以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货币手段畸形的依赖。去寻找什么样的可能性以改变这些情况，我们有没有资源、有没有可能去改变这些情况？我认为有，而且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因此，既有外部条件对我们的制约，同时又有我们自身资源的再创造，如果能把这两个要素结合好，我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新阶段，我们都可以从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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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了一个新的长周期阶段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修远基金会理事

当下的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了一个新的长周期阶段，全球化、贸易增长趋势发生改变，经济萧条持续，各国经济、政治动荡风险增大。

所谓周期问题、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是经济问题，经济周期带来了新的周期的变化。我最近因为业务关系，一直在欧洲，发现欧洲正在发生转向。如果把这种思潮当做周期来衡量，会发现可能从二百年前到现在，经过了几个长的周期。一个还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计划经济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后来也催生了苏联这种体制。随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的思潮变成新的思潮，以里根为代表的、甚至也有人把邓小平列入其中的私有化思潮，放松金融管制、发展经济。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似乎又重新在强调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似乎正在朝向这个方向转移。思潮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规律的新的调整。我们认为，现在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长周期的开端。比如说经济学中讲的康德拉杰夫大周期，基本上七八十年一次。回看过去学术思潮的变化，和这个周期是高度吻合的。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在两个层面表现出一致，一是体制趋同，二是教育成本下降，可供教育的内容在增加。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经济在发展，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跟国际贸易相关的金融活动增长速度快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时期。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这个周期结束了。

全球化是一个全球生产力重新布局的时期，由于没有尺度边界，似乎产品、贸易、产业、资本乃至思想都可以穿透各个边界。全球出现生产力重新配置，出现了所谓“供应链”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个产业不再遵从过去的国际分工，是垂直的，是在国际之间进行的，横跨各大洲。中国非常得益于这种情况。沿海发展战略就是加工环节在当地，两头在外——市场在外，原料在外。这是全球化布局的时期，外商对华有大量投资。

这两个特征是全球化的最基本特征。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把中国纳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利用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劳动力的低成本，并将低成本纳入全球化，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让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然后中国也享受红利，就出现了巨额的贸易出口。这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

但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周期结束了。一个最重要的表现，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但全球似乎始终处于经济危机的状态之中。第一个特点就是全球的生产都在持续的下降之中。在过去几年中，全球生产值不到过去的一半儿，劳动生产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下降。第二个特点就是全球的对外贸易增速已连续第五年远远低于GDP的增速。这导致各国政策开始出现类似于二战前的“以邻为祸”的竞争性政策。过去全球化中间所谓自由贸易的原则受到很大挑战。去年WTO的多哈回合正式终结，意味着WTO正式宣告寿终正寝。取全球化政策而代之的是TPP、TTIP等区域化安排，这是一种去全球化的趋势。

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全球的状态和过去的状态相比，发生了一个新的状态，就是高杠杆下的经济运行。过去经济增长比较快，所以大家都负债。现在经济增长不行了，负债维持不住。所谓金融危机就是快速的去杠杆。如果快速去杠杆，金融危机将再次发生。全球处于金融动荡之中。

为了快速去杠杆但不至于引起金融危机，只能不断加杠杆，政府的债务不断上升，连我们做金融的都已经搞不懂，欧洲银行现在是负利率，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对于欧洲的老百姓而言，到银行去存钱，要到倒着给银行利息。欧洲银行到中央银行存钱也要倒贴利息。但是，中央银行可以无息贷款并向外放贷。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负债。如果企业不负债、企业不投资，那么经济下降，金融风险成本势必提高。

于是我们说新周期的一个表现就是：全球的低增长、低成长和低利率。这样的情况伴随高杠杆，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政策、思想、主张、倾向。这种态势预示了几点问题。第一，我们传统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严重挑战。过去的宏观经济学基本是做需求管理，因为经济学上认为，供给侧的供给人为是无法干预的，因为技术进步是最基本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将会在生产的哪一领域或环节出现。唯一可做的就是在需求侧改革，所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管理总需求的需求政策。但货币政策已经做到了负利率的状态，无法调动需求，说明这种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全球都开始向结构性改革转向。中国还给结构性改革冠上了“供给侧”的名头以示突出。但即使如此，如果需求是最基础的，这种改革顶多就是松松土、浇浇水，能够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全球在这一问题上陷入悲观情绪。换言之，世界经济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这就是桑德斯所说的世界经济长期停滞。那么长期停滞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有周期存在的话，用黄万盛的话说，从历史外推的话，这种状况在二战前出现过，十年慢性萧条。这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思潮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思潮中间，我不敢肯定社会主义思潮是否会增长，但我很担心民族主义思潮会高涨。很可能会以追求公平公正之名，行民粹主义之实。回顾历史，二战前的希特勒就是这么上去的。实际上希特勒的经济政策非常成功。1933年上台，1936年消灭失业。但是他所有的成功，都是国家的刺激，刺激主要是通过发展军事工业，发动军事机器。这就意味着最终一定会导致战争。

目前全球处在一个不可名状的新的时期，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个地缘政治矛盾提高的时期，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我认为最近在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对种倾向的一种诠释。如诸位所言，以贴标签的方式来说，过去的全球化是美国时期的话，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美国当了“警察”，还有个治理。但在目前去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美国不再当警察，这个世界就更加困难。我们认为目前中东地区出现的问题就是美国治理能力弱化的一种表现。于是G20会议上提的全部问题都是全球治理问题。

如果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可能还有几个问题就变成了人类面临的新的挑战，传统治理不灵的情况下，新的条件出现，至少三个问题会变长未来一个时期人类共同面对的困难。第一，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是因为恐怖主义分子很有理想，所以在全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第二，和我们过去的生产方式相关，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这是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治理问题。第三，是金融危机，金融动荡变成对全世界的威胁。全球治理始终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在进行的——反恐、巴黎气候协定、全球巴塞尔三协议的执行。这次G20会议上似乎也是在探讨这些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传统的全球化难以持续，新的前景又不明朗。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挑战，这大概构成了我们的新前景，而这一前景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面临这样的状况，全球都在苦苦寻求对策，但思想资源并不充沛。

其次，说到中国问题。全球格局的变化，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很大的贡献。说到底，国际格局的变化，就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间经济快速增长改变了国际的均势状态，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从而形成了一个新格局。从GDP角度看，这个改变是很深刻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比重在占全球GDP的份额基本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建立在南北差距之上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本质上的挑战。

过去的全球秩序无外乎三点：以亚太会议为基础的联合国的政治秩序、关税贸易总协定转变为WTO所形成的自由贸易体制、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目前这三个体系全部都失灵了。但在失灵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的力量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的格局，世界各国自然会问：中国在全球秩序的重建中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过去我们说，中国要韬光养晦。现在则是不得不去承担责任了。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好影响看的不清楚，但坏影响会立马显现。例如，去年参加巴黎金融论坛时，本来是讨论希腊债务问题的，但会前一天中国股市出了问题，于是第二天会议主题就改变议程，轮到我发言时，主持人说今天不讨论希腊债务问题了，请曹先生讲讲中国的股市怎么回事儿。我说这不对，没有临时改变议程的。但主办方说，这不是针对中国的，而是因为：希腊的GDP只占欧盟GDP的2%，即使垮了，影响也是有限的；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旦出现问题，就将变成世界问题，因此必须讨论。这是与会者的一致要求。所以说，好的影响可能看不出，但是坏的影响立马就会显现。

因为最近一直在国外，坦率地说，国外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远高于国内。但热情高并不是意味持欢迎态度，而是对中国的意图感到困惑。我也经常在宣讲一带一路，核心就是三个问题：什么是一带一路、为什么一带一路、怎么一带一路。这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按照当下的速度增长，202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点，中国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一个问题：中国变大了想干什么？即便宣称自己不想干什么，那“不想干什么”又想干什么？这种问题会被其他国家循环地问。虽然我们总在宣称要“和平崛起”，但全球经验表明，至今未出现过和平崛起的先例。国外就有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全球范围内至今未出现过和平崛起的先例；二是老二想超越老大，一定要在同盟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但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还是竞争对手；三是战争不可避免，但我们能否胜利不可预知，前车之鉴就是二战前的日本，但日本最终以失败告终。上述内容再一次凸显出“新周期”课题的重要性。中国在成长过程中的国际责任和国际形象，以及中国想要干什么。如果全球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在没有思考清楚之前就加入这样一种合唱，带来的风险将更大。

再次，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确实有其特征，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全球是否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增长，基本上就是亚洲增长方式的翻版。从这一点上讲，我不太认同中国经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说法。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随着改革抛弃苏联模式、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即农村工业化、二元经济结构起作用、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成本处在低位，形成了廉价制造。从亚洲国家的经验来看，未来中国发展一定要转型，转型的方向看的也是很清楚。

虽然目前转型条件不是很充分，所以我比较同意房宁的意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维持现状最重要。但是我想讨论的问题是：20~30年的时间是否充足？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认为有些困难。我想向潘世伟教授提一个问题：维持现状的条件是否具备？如果够创造条件维持现状一段时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仔细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会有一个自然的转变。

但从目前的条件来看，维持现状似乎有困难。过去，中国自信全部来源于经济自信。如果经济发展不好，这种自信将大打折扣。今年，民间投资下降超出常规，民间基本不投资，而且资本外流情况严重。

因此讨论长周期，有些议程的先后顺序要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就是长周期研究必须要做应对危机的研究，预估最坏的状态会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控制。同时还应该对一些潜在因素给予更多考虑。

从经济上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经历四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双位数的增长，现在已经告别了。从潜在增长看，第二个台阶主要是6%左右，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与日本的1973、韩国的1998类似，都表现为告别两位数的增长，经济出现的问题也都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没有日韩当时高。这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镇化率不高证明增长很有潜力，因此还能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对于潜在增长的信心来源于此。第二，存在潜力但一直没有发挥出来，说明制度设计一定存在问题，这就变成一个改革的问题。

城镇化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过去讲，三农问题就是农民身份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生态问题。因此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改革，其核心即在此。但从现象上看，改革的进展差强人意，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问题。换言之，如果潜力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还可以维持在6%，每年有1%~1.5%城镇化增长率，达到日韩当时的水平（城镇化率65%~70%之间），还有10~15年的持续期。届时，经济发展路径将与日韩相似，经济增速直接跌到4%，并在4%的水平上再维持一段时间。如此发展到2049，我国将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也将与发达国家类似，在1%~2%之间。从长期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趋势。

现在我们处在第二个台阶上，但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说第二个台阶的底在6%，但似乎看不到这个底。到了6%没有停住，还在往下走。所以人们担心很有可能会穿透6%，断崖式下跌。影响经济增速的最大的风险，在于中国目前是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我们特别担心就是去产能和去杠杆同时出现。

按照传统说法，去产能就是生产过剩危机，快速去杠杆就是金融危机。如果去产能与去杠杆同时出现，带来的问题就太大了。目前，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杠杆维持住，腾出手来去产能。等去完产能，出厂价格指数为正之后，剩下的产能就会盈利，这时就会有还款来源，才能开始有序的去杠杆。但是，在不拉大贫富差距的前提下去产能，将会成为无解的困局。只要去产能，必然意味着一部分工人要失业。但是维持下去，就会是企业的全面亏损。

从目前的实际来看，决策层仍在权衡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仍显犹豫。目前的政策执行实际是：把杠杆支住了，麻药打好了，觉得这种疼能忍受了，手术就再等等吧。一季度就相当于是打了麻药，但却不做手术。从这种现状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权威人士的言论跟其他舆论的不一致之处。权威人士言论的意思就是：打麻药可以，但打麻药不是目的，做手术才是目的，割掉患处才有希望，否则躺在床上半天不动手术，麻药劲儿过了连麻药都没有了该怎么办。做手术就意味着社会的紧张气氛会加剧，但只有如此才能稳定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新周期、未来三十年的判断上，把握好起步阶段是最重要的。起步阶段的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无所谓新周期了——眼前的这顿饭能不能吃上，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的建议是：既然中国前一个阶段的成就是来源于全球化，那么中国未来的出路还是要基于全球化，要进一度加深全球化。

中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一定要维护自由贸易体制。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测算过，中国未来有很多产品是依赖于贸易的。不仅仅是能源，未来食品也将会以贸易为主。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是不足以满足内需，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主要农产品能够自给。但不太大宗但又不小宗的农产品，如棉花、白糖、食用油甚至猪肉，肯定不能自给——猪肉的核心问题是饲料问题，是土地面积问题。中国未来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获取粮食。目前银行十分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农业外贸已经成为亮点。

所以我说维持全球化的体制是中国的责任。重中之重，就是把新周期的起步阶段的问题处理好，然后才能争取新的时间和新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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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和世界一样处于一个短期衰退期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目前中国和世界一样处于一个短期衰退期，但我们没必要过于悲观，中国有一些独特的资源可以应对危机和维系发展，但对这些特殊资源需要更清晰地加以认识，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比曹远征要乐观。我的乐观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其一，我不太同意Larry Samuelson的看法，即发达国家目前是处于长周期的低潮期，这种说法太悲观。如果去硅谷看一下，一场新的革命可能正在酝酿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勃兴。至于经济学家之所以会说secular slow growth，我觉得都是受了短期的因素的影响才这么说的。萨缪尔森说的当然要比这个更加具体一些，他实际上是说宏观政策不起作用了，戈登说的更是长周期。即使是发达国家，我认为都不能说是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低速增长。

如果发达国家真的进入了长期的低速增长，对中国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儿。理由在于，国外在经济发展低潮期，许多技术用不了，同时中国闲置了这么多的资金，是大量购买的好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很多技术是没用的技术，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些技术都是宝。我们在技术上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抄底收购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企业，是我们完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目前正是中国赶超的绝佳时机。日本赶超美国，也是在美国战后最困难的时候，即20世纪70~80年代。当然，日本崛起很多都是在依靠自己的创新，中国不用搞这么多创新，到硅谷、欧洲去买就可以了。其实他们更怕的是我们去购买他们的技术。我们与世界之间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收敛的问题，我们没达到美国的程度。我自己的判断，我们在本世纪内要赶上美国的技术水平，是有难度的。我自己估算，到2049年我国人均收入能达到美国的40%，已经相当不错了。短期内不要指望能在技术上超越美国。我们还将是追随者的身份，追随者是我们的优势。

其二，我们往往忽视了国内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的2.6倍，即便是中国的地域文化差异，都超过了欧洲。比如东欧和西欧的城市基本看不出差别，但是在中国，即使是相距不远的北京与保定，其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估计，中国国内的收敛，再进行15年没有问题。刚才曹远征提到了城市化率。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率是将近70%，沿海城市的城市化基本停止了。但是中西部的城市化率不到50%，差距是15年。再看农业占的份额，基本也是15年。在国内经济的发展上，考虑中西部要赶超东部这一因素，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要比曹远征预测的高，我认为未来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在6.6％以上。

当然，想要达到6%的增长率，还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现在只要一说投资，就有类似“又要走老路”的声音出现，我觉得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中西部地区仍有投资机会。私人部门不投资，政府就应该投资。巨量的资金储备总需要消化。

而且，政府如果是靠到股市上去筹资，这是不增加新的货币总量的方式，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关键是怎么去做。我觉得一季度主要是把货币的闸口打得太大了，十万亿就这么投进来，相当于过去正常年份一年的货币发行量，实在是有点儿多。但是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做法，总归还是要保持一个度，6.5%的目标一定要实现，否则到2020年我们翻一番的目标实现不了，将转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是一个短期的经济过渡，我们确实处于一个衰退期。我们需要承认这是一种经济衰退，有了这个意识才不会长期悲观，新周期总会到来。过去的20多年间，基本是每七年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性是正确的，那么从2012年算起，走出低谷指日可待了。所以没有必要悲观。我也不太同意我们权威人士提出的经济增长L型说法，这种说法是非常打击士气的。如果确实存在经济周期的话，一定是一个U型，而不会是V型。

如果说我们有转型，最大的挑战就是政治体制如何容纳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届政府的政治取向太过于偏向低收入群体了，这部分人群很高兴，但是中产阶级很不高兴，对中产阶级的限制越来越高。其实中产阶级要求的不是很高，只是需要一个说话的地方，让其自由的表达。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必然会需要自由地表达。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已经形成了拥有自由的意识。我们的体制需要从这个方面多思考。比如阿拉伯之春不是穷人的革命，实际是中产阶级不满意既有体制所发动的革命。

回到本质上来说，我们向来宣称当下体制的合法性来自于经济表现，但是这种话已经说过头了，以至于大家都认为这是执政合法性的全部。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东西，值得我们去总结，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我们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够，多数知识分子实际上把目前的体制视为过渡性的体制，认为我们最终会过渡到自由与民主，所以没有必要认真对待、研究这个体制。接下来的推论就是：既然现行体制是立基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增长率维持不下去了，这个体制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是通常有的一种看法。

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因为对现有体制的研究不足。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理解当下的体制：这是一种混合体制。虽然当代的体制都是混合体制，我们的体制，其混合程度更高。混合体制中最重要的是将代表和选拔分离开。按照宪法，代表由人代会来做，人大代表应该代表老百姓，这是民主的要求，我觉得老百姓也是需要这个表达利益诉求渠道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不好，宪法本身的要求没有执行。这就是福山说的，中国能把宪法执行了，中国的体制就会好很多，关键就是没有执行宪法。但是无论如何，人大代表一定要代表人民，表达人民的诉求。中国在这方面值得去总结的，官员的选拔是通过执政党来做的，这是完全可以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为之辩护的，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

过去二百多年的民主化过程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斜坡效应：越民主，民主就越是无法运转。原因就在，把官员变成了老百姓的代表。在60年代，肯尼迪敢于宣称：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但是今天，没有一个西方的领导人敢说这样的话。但在中国，我们的领导人敢说这句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这样去想象自己的政治体制，这就意味着在西方的民主制之外，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尝试。当然这个尝试还可以联系到古罗马、美国国父们对美国当时的设想，其实跟我们的实践都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中产阶级不这么想，中产阶级需要一定的程序。

代表这个方面暂且不说，但是在选拔这个环节，我们做得相当好。要找到政治治理的方法，西方的民主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实践是一种独特的形式，值得深入研究。民主制也不是。

我们不能否认，在选拔官员时忠诚很重要，但是能力也很重要。我们的制度毕竟选拔出了很有能力的官员。而且，他们也积累很多经验。民主制之下官员则将目光集中于自己执政的周期内，没有机会积累经验。党在我们的宪法架构下，实际上起的是一个选贤任能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抽象的体制，这个体制要代表和选拔分离，选拔机构刚好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在我的看法中，党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了。党实际上有两个作用：一是选拔，二是制定大政方针。在哲学的层面上讲，就是卢梭的公意。我看左派的观点，党还要保持先进性，清华大学一位学者认为，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作为宪法架构一部分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说的很正确。党作为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应该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党要体现先进性，就要有意识形态，要比社会走的更远一些。这的确是有些矛盾。按照卢梭的说法，就是公意。党能否把公意总结出来。但是在总结公意时是不是可以不受约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党的先进性与法制之间是有一些冲突的。所以我想说，五四宪法可能要作为我们回归的一个方向。

我解读五七反右就是毛泽东或者说全党对五四宪法架构的极大破坏。在此之前，我们实际上是承认多党合作的，民主党派在当年之所以能够参加政协，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承诺，即：参加新政协，来监督共产党的运作。所以我觉得政协的作用近些年来越来越弱化，越来越民粹，十个人提一个提案，就可以让部委去做，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的宪法程序的。这些人怎么就能够代表公意了呢？这很奇怪。这些人的作为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所以发展为清谈，随便提几个提案。但是政协应该做的，是监督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当年五四宪法的架构。

如果这么去设想我们的体制，就会发现也没有这么坏。中共制定官员选拔体制，人大代表民意，政协监督执政党，这也是一种分权，同时还符合我们的历史。任何体制都有很多非民主的成分，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循环。例如美国人会相信由总统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我们也应该相信政协。当然，政协的人数应该下降，比如说选出100个德高望重的人，为我们国家的利益、长远的利益考虑的人。这种人是有的，我们也应该相信这社会有这种人。如果不相信的话，美国的几位大法官胡乱立法，该怎么办？得相信他们。

如果我们的体制说通了，就没必要去限制个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是应该允许的，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认可这个体制。在认可基础上的讨论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未来10~20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说明我们的体制，知识分子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新周期的深刻背景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周期问题很重要，新周期的一个深刻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结构以及附着于这种社会结构之上的组织方式、文化、公众心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执政基础变了，但工作方式还跟不上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导致社会建设方面问题重重，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

 

我主要想回应的，就是潘书记提出的，新周期政体或国体的整体性问题，为什么或如何获得公民的认同，用社会学的术语表达，就是一个整合的问题。包括社会的整合的问题。政府的控制权为什么会得到承认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普通人对社会怎么看、怎么想，他们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不是从高层的角度怎么看、怎么想。前几天发生的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女儿带她坐高铁去成都看病，买不到全程坐票，在没有座位的阶段，她没有离席，结果就有人上来了，年轻人就要求老太太起身，老太太女儿说老人年纪大了，又是要去看病，能不能跟他挤一下，但年轻人断然拒绝。这件事在网络上热议，从大家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关键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理，什么是道理，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的看法毫无疑问是非常统一的，在上一代人看起来，尊老是道理。但这一代年轻人就会认为，我买到票了，我就有坐在这儿的权利，你为什么不去买票，买更高级的票，总之你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占了我的座位，这是错的；如果我同情你，是我的情，如果我不同情你，是我的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代际问题，而是人们对自己生存环境及其中人与人关系乃至个人与其所在组织的责任、关系的认识，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从执政、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对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进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各种政策中，虽然对国际、国内问题都有一些判断失误，但对国际问题判断的失误要少于对国内问题判断的失误。对国内问题判断失误更多的原因在于，对于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的改变，缺少清醒认识，因此对于未来，我们应该怎么适应这样一些条件，来设计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政策，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国内社会结构有这样几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一是我国正在从单位社会的利益组织化架构，转型进入公共社会。这也就是说，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新政权的诞生，我们把全社会进行了一个再组织化。这种再组织化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国家的公共体系中去。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所工作的单位或集体，与国家的资源体系发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是国家承认的。这样一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观察过去十年，文科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就会发现，他们去到典型意义上的、组织化良好的单位的人数在锐减，而进入到市场组织的人数在迅速增加。

二是在城镇工作的人中，处于典型意义上的、组织化良好的单位中的人数，占整个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差不多为22%。也就是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还有一个单位去应责他的问题，协调他的利益矛盾，庇护他，代表他与上级单位沟通，寻求利益政策等等。乡村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民间的协调系统，比如村委会的调解员，都已经倒闭，矛盾调解系统已经转移到法院，通过新系统来协调。同时，自然村减少了900多万个。

对比80代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调查结果显示，80年代时，有80%多的人认为，支配性的矛盾解决通道是自己的单位；90年代这一比重略有下降，为70%多。到2015年，这一数字仅为13%左右，为各种矛盾解决途径中的第六位。而且，在典型的单位中的人，解决问题，比如自己的工资低了、离退休待遇差，都会去找单位。在正规的单位里的人解决类似问题的能力是没有在单位里的人解决类似问题能力的8.5倍。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身边有制度化的通道和组织化的通道，将其与国家的公共体系联系到一起。这就是所谓单位社会正在向公共社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对于四分之三的人来说，曾经有过的公共身份不存在了。我并不是说要回到这种体制，而只是要表达出这一变化。政策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变化之上，才是有效的。

第二个变化就是传统的社会纽带正在发生变化，这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悦悦事件。小悦悦事件在村庄里不会发生，因为村庄里的人都对这个孩子负有责任，根本不可能置之不理。在一个高速流动的匿名社会中，除了监护人，没有人对她有责任。这就是传统纽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过去勾连人们权利、责任、义务这些因素的纽带，比如共同体、村庄、家庭，宗族，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原组织的再分配效率也在下降。比如说P2P融资平台系统，可以在7个月内成百上千倍的扩张。人们也不认识这个老板、这个平台，在完全不了解相关信用历史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还愿意这么做，就说明人和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能够制造信用的机制，才能够吸引投资者。而这种吸引的机制不再依赖传统的人际关系，比如熟悉、知道历史、是朋友亲人。我觉得这些重大变化表明在过去三十年间，社会利益的组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认为政策还没有对这种新的变化做出反应或充分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台的许多社会治理政策失效的原因。比如在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是不确定性很高，非常动荡，但是社会基层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单位体制的机能基本都存在，这是当时稳定的根本。在传统中国，稳定的根本也不在于皇帝体制，而是在于乡绅系统遍布地方。地方乡绅制度在1949年即已终结。1949年以后再建的重组织化的、以单位为核心的来整合社会、治理社会的系统，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瓦解。但这不是政策结果、主观结果，而是随着经济要素的各种变化，自然发生的变化。当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现实，对于传统中国或50年代建立的中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社会。我们今日政策和制度的根基，或者立基于对传统的认识，或者建立在50年建立的单位体制的认识上。但都没有建立在新的社会结构的认识上。

我认为，基于上述情况，未来的新周期如果想要达到稳定、达到长治久安，核心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如何建立一种新的、保持社会公正的体制。过去我们的社会公正在士绅、单位制度中保存，基层秩序不需要上层操心。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如何恢复机能，在基层的方方面面来解决和维系社会公正，我认为是在新的条件下取得大多数国民认同及获取领导权的关键。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基层建立了网格化的体制却没有作用？原因就是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缺乏一种认识。因为现有的治理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没有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际关系必然也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到来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如果仍基于对过去社会基础的认识进行治理，毫无疑问，一定无用。正如鲍曼分析德国变化了的社会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时说，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用的，除非改变社会基础结构。我们可以关注，如何在基层建立起方便所有人使用的、连接到公共体制的通道。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及政策内涵在于，社会服从秩序的建立基于政府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没有互相依赖的关系，个体没有渠道去获取国家的资源满足自己的生存，就不会认同。比如说经济平等，主要是一个财产收入问题。财产收入问题是一个可接受的差别，在中国已经被普遍接受，人们认为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社会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一个制度化的通道表达诉求、获取公共资源的平等，是不可接受的差别。因为制度化的机会不同，我讲的是已经进入到公共系统的个人，要依靠一种什么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目前没有。但这是解决社会平等绕不过去的问题。在基层恢复一些机能，对恢复秩序而言非常重要。我觉得该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比如新加坡在90年代时，建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社区服务中心，又下设了七个社区服务中心，这些社区服务中心，在各个族群中都有德高望重者主管，均属非盈利机构，老百姓不用交钱，可以很便宜、很方便、很高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基层组织的角色不是看着你、管理你，而是代表你，协调你的问题，应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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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怀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关系，中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大公共关怀投入。

刚才张静从社会组织变化产生出的问题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觉得很有价值。还有张亚哲提出的新企业家阶层对中国未来将会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好的角度。我说一点儿与这些想法可能不同的看法，但不是为了反对这些观点，只是为了丰富讨论。

刚才我们讲到的问题，基本上资本主义社会都碰到了，而且情况比我们严重得多。Peter M.Senge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理性人。他说在华尔街有这样一批人，用制度标准的合理性原则去看他们，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过犯，几乎都是绅士。然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同情心。这个观点在美国影响很大，成为促进美国企业家阶层改变的重要力量。

美国非常缺乏family value。波士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二十年前认为宗教对现代社会毫无作用，但是最近写了一本书，对自己在二十年前讲的观点进行了彻底批判，进而强调宗教文明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有一些问题，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同时还是精神的问题；既需要制度条件去保证，又需要精神的支撑——正是因为有了精神力量的存在，我们才有了检讨和反思的标准。比如，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公共性的发展来保证社会主义人民的公平正义。我们反思过去的二十年，在公共性的发展上，我国是在做减法。

毫无疑问，我也主张继续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更要突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与公共性关联最深刻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即便是美国，也都在努力限制，不让这些领域市场化，而我们却把这些领域交给市场，让市场去发挥决定作用。

为什么会有一部分年轻人对社会的批判力更强？因为年轻人渴望的更多，想要的更多，对现实就会有很多的冲击。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会说奥巴马的功绩要在10~15年之后显现？我们需要注意到奥巴马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改善社会的公共性。在奥巴马上台前，美国有15%的人是裸医，完全没有医疗保险，没有能力看病。奥巴马利用民主党占国会大多数席位的机会胁迫共和党通过全民医保改革方案。他说，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有1/7的人口完全没有医疗，这将是民主的耻辱。目前这一政策已经实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调整。

另一个是对华尔街资本管制更加严格。美国正在努力创造社会公平的氛围。从罗尔斯到桑德尔，他们的狠心关怀都是“公正”问题。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在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已经做到什么程度。这次到亚马逊、微软，感受非常深刻，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生完孩子后还想继续上班的女员工和孩子一起来上班。在美国，人性的公共关怀进入企业。很多大企业正在努力改善劳资关系，员工可以介入到公司资源的公共分配。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全民医保法案通过后，所有雇主都必须无条件为自己的员工购买医保。

在我们这里不断减少和沦丧的公共服务，在美国开始不断增加，很多还是通过企业家行为来实现的。企业家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她们企业共同体的理解，来体现社会的公共关怀。现在的一般情况是，只要一提到公共关怀不足，就把板子打在政府身上。这种问责是应该的，政府却是责无旁贷。但我们应该清楚，公共关怀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儿，而是跟公共领域中的各个阶层都有关系的。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把可以充分发挥公共关怀的优越性放弃了，把可以跟制度互补的文化和教育也切断了。在教育上是大失败，在制度上是公共关怀严重匮乏。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认真反思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了。不把公共关怀、公共服务、公共事业发展起来，无论经济规模有多大，贫富差距都会越来越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只会越来越尖锐。这个只靠维稳解决不了。有比没有好。资本和福利本来就是处于一种对抗关系之中的，我们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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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理论不足问题日益凸显

潘世伟

上海市社科院原党委书记、修远基金会理事

最后回应：在高速变化的新时代，党理论储备不足的问题日益明显，需要社会理论资源的支持。

感谢大家讲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说得简单一点，当时讲到新周期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前五年的经验做一次小结。小结能否形成具有理论形态的东西？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我们非常担忧会做成很平庸的东西。如果真的如此，将是中国理论界的失职。如果有很多理论智慧，能否融汇到全党的集体智慧中去？而如果只是弄出几条干巴巴的东西，则意义不大。

据我所知，目前有几个方面都在努力，一开始想是中国梦，后来是四个全面，现在是五大理念。说法虽然不断转变，但总觉得缺少对未来中国的判断。这一执政周期前五年的经验一旦以理论形态确定下来，极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若干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大家可以贡献自己在方方面面的智慧，将之融汇到集体的智慧中去。接下来我们还会就“新周期”问题进行几次专题研讨。

我个人有很多局限，因为一直在体制内，另外还讲些官方的话语。但上海的同志还是比较开放的，各方面意见都还比较愿意听。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要容纳最好的东西，是开放的、发展的。如果没有包容的能力、没有在包容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能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总书记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意味着还是要从中国13亿人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出发，与现在的中国国力相吻合。很感谢大家。上海有很多圈子，不论左的、右的，都在讨论。上海的这点比北京好，就是左派和右派是可以坐下来谈的。

我觉得党目前的理论储备、政策储备远远不足，不能适应国家的变化。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讲，习近平同志执政的三年来打开了一扇窗口，这个窗口后面的风景到底是什么，这需要全党来创造。我估计中央目前的政策、理论储备已经严重不足，前几年的储备已经用完了，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理论、政策的储备工作。现在在“吃现货”。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党的理论、政策储备工作，一定要对中国当下和今后，特别是战略上和宏观上的情形，有一个判断。

目前，政策、理论储备的多样化也不够。一方面，针对同一问题应该准备多个版本的解决方案，供决策层选择；还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视野切入，形成解决方案。我认为现在核心层储备不足。另一个方面，就是转变。我们国家是选拔制，通过这一制度擢升的人经过多方面锻炼，实际上非常聪明。这也形成了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发展实际是以干部为中心的发展。但是，干部有大量的实际事务要应对，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理论、政策的制定、研究上来。现在党虽然在搞智库，但搞到后面走样了。我们实际需要的是强大的理论供应，以解决政策、理论储备不足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执政以来一共有五次大的讲话。819讲话因为没有公开，我当时就感觉，是我们党新一代领导人对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讲得最好的一次。然后是在文艺、新闻、网络、理论学术等会议上的讲话。在网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认为是最好的一次。前面两次很可惜，比如文艺会议开完之后一年才发表讲话内容。针对这种情况，有一次开会时我就提出，为什么不公开讲话内容呢？你就公开嘛。我认为这不是领导的本意，而是操作的问题。我建议下一次再做重大讲话，最好尽快公开。从后来历次重大会议讲话内容的公开速度来开，这一建议还是被采纳了，这也显示出他们还在思考这些问题的。

目前，我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软实力不行，价值观、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从道理上讲，理论需要走在前面。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很多理论、辩护跟不上。现阶段理论的供应和实践的需求事实上严重脱节。理论供应一方面是过剩，知识的供应侧制造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紧缺，对于关键问题解释不了。现在困惑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杨社长搭了一个平台，提供一个视角，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

本文据修远基金会“展望新周期”会议发言（2016年5月20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