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韬：家庭教育与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一直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主要兴趣点，也是他们认识中国的主要出发点。其中以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人的解说最为人所熟知。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从中国人政治心理的角度给出的对中国革命极富想象力的分析解说，虽然较少为国人所知，但在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中却有着重要的影响。

白鲁恂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中国研究者之一，其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与历史学中的费正清相仿。他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子女，于1921年出生于山西汾州，并在中国度过了整个青少年。白鲁恂生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同时也是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1988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纽约时报》称白鲁恂为大胆的思想者（bold thinker），这绝非虚言。他用“儿童心理学”来解释中国革命，在同时代的中国研究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

儿童的家庭教育与百年中国的革命风潮

白鲁恂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面临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即国家建设过程中对于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而是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中国从清末以来历经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政治形势动荡无常，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统治权威，甚至在建立了纪律严明、统摄全国的共产党政权之后，中国还是在无休止地“继续革命”。

白鲁恂从中国儿童的家庭教育入手解释百年中国的革命风潮。在历史上，中国人习惯于垂直的一元政治结构，极端重视服从权威。中国的家庭是辅助政治统治最主要的社会单位。在家庭里，中国的父母全力抑制儿童的攻击心，培养其顺从权威的习惯。中国儿童从小第一次对于权威的感知和对于“政治”的体验就是严厉和全能的父亲形象。这样儿童在走向社会之前便形成了最初的政治观念：遵从权威并按照规矩行事会获得安全和荣誉，所以中国人从小便对权威有着极高的期待。但这也压抑了人类本性中的攻击心理，造成中国人心中郁积了极强的挫败感和愤怒的情绪。长大成人走向社会之后，中国人会发现整个社会是按照家庭中的政治逻辑运作的，于是服从权威和压抑自身攻击心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近代西力东来之后，中国频频受列强之辱，政治权威威信扫地；可是中国的家庭教育还是保持了原有的模式。本来对权威有着极高期待的儿童，长大成人之后赫然发现，社会的权威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和荣誉，而是如此的无能和衰弱，于是幼年时所压抑的挫败感与愤怒便爆发出来，直指当权者和自己的父亲，其中有对于权威压抑自己的愤恨，更有一种深深的受愚弄感。白鲁恂认为这便是五四运动以来一次次革命的主要心理学驱动力，中国人在一次次反抗权威的革命中如同受骗的孩子般歇斯底里地发泄着报复情绪。白鲁恂还考察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童年经历，以此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都具有直接挑战父亲权威的童年经历，这成为革命的象征符号，感召着群众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去体会反抗父权的快感。所以，反抗儒教家庭是中国革命永恒的主题。

中国革命一方面是情绪极端地反抗权威，另一方面也在执著地要重建权威。中国革命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社会整体的改造，而是要重建一个更强大的、能够带来安全和荣誉的权威，这是中国人执著地重现童年记忆中全能权威形象的努力。可是，在童年时代形成的权威形象是如此的无所不能，以至于对于新出现的权威总是心存不满，一开始可以抱有很大的热情去支持新的组织，但随后也非常容易用极端的情绪去批判和颠覆这个组织，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可以一直“不断革命”。总之，中国百年的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但家庭对于儿童崇拜权威的政治观念的培养方式却基本保留了下来，这当中包括对权威过高的期待，以及期待中的权威和实际中的权威之间的巨大张力。

让我们看看白鲁恂对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的解释，这能使读者更真切、更容易地体会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白鲁恂提出要探讨文革爆发更深远的社会和文化因素。麦克法夸尔的两条路线之争的说法固然可以说明党内高层斗争，可是白鲁恂要问：为什么党内的派系斗争会演化为蔓延全国、如此剧烈的群众暴力活动？他认为，红卫兵在儿童时期接受的仍然是压抑攻击性的家庭教育，所以积攒了相当大的受挫感和愤怒感。而最高领袖毛泽东公然点燃了他们的情绪，并且去除了社会上束缚攻击性的种种法律和制度限制，使得红卫兵反抗家庭和社会权威的强烈情绪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红卫兵的暴力活动直接指向儒教伦理、历史、传统、老干部，因为这些都象征着压制自己的父亲。这也再次佐证了白鲁恂那句颇为发人深省的话：整个中国革命都在重复反抗儒教家庭的程式。

白鲁恂也从重建权威的角度解释文革。他认为中国人尽管很实际，但唯独在政治领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借此来消除和掩盖对冲突和无序的极端忧虑，所以道德优越性是中国人对政治权威的根本要求。可是，近代以来儒家传统衰落，中国人丧失了公认的最高道德理念和社会规范，这对于一个习惯于自我强迫性地追求秩序和和谐的民族来说无疑会带来深深地不安。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人带来了安定感，所以青年一代狂烈地攻击任何颠覆正统意识形态规范的人，歇斯底里的破坏行为恰恰显示出中国人对于道德权威几近偏执的追求。

儿童教育过程的断裂与中国人政治性格的两面性

西方人对于中国政治从文革狂热的群众运动迅速转变到现实主义的官僚政治路线非常吃惊，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刚刚还热情似火、执著于理念，忽然又异常冷静、极端务实，似乎之前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白鲁恂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政治性格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文化心理：一种是儒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崇尚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行事风格理性、务实，社会由有道德的知识精英进行统治；另外一种是融合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异端”政治文化，人们迷信意志力和巫术的神奇力量，蔑视知识和道德，有更多的平民主义特质。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后一种文化的代表，而邓小平代表的现实主义官僚阶层则是前一种文化的体现。

白鲁恂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性格中同时带有这两种文化特征，而这还是来源于中国儿童所受的家庭教育：开始极端放纵，之后极端约束。中国儿童在三四岁之前享受到父母和长辈的精心呵护和放纵的养育，由于婴儿尚未“懂事”，所以只要婴儿一哭一闹，父母便会把让其不舒服的东西从其眼前移开；婴儿如果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情，父母顶多通过哄骗和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解决，而不会施以管束说教。所以儿童便形成“婴儿期全能”（infantile omnipotence）的快感，感觉自身具备命令一切、控制环境的神奇力量；待孩子长到学龄之后，父母便会觉得孩子应该懂事了，要像大人一样服从社会规范，于是便开始靠严格的家庭角色关系对其施以管束，而私塾和学校也是不停地教给孩子要懂得“听话”。儿童便在这个过程中被迫学着压抑自己的任性，知晓了自己的愿望只能靠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才能实现，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才可获得安全和荣誉，否则只能是“自取其辱”。白鲁恂认为，这个一纵一收，从高度放纵到严格管束的转变过程要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完成，太过尖锐和突兀，所以给儿童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于是，这便造成了中国人同时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自我认知：一方面是高度的自我陶醉，潜意识当中有对自己控制他人和环境神奇力量的自信和期待；另一方面则是高度的自我迷失，要在规范中、与别人的关系中方能实现自己的意愿。于是，这两种自我意识都存在于中国人的内心当中——任性的孩子和行己有耻的君子是中国人政治心理的两个面向。

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意义便是它唤醒了中国人“婴儿期全能”的快感：迷信神奇的意志力、高度放纵自己的任性、歇斯底里地宣泄情绪；而在文革幻灭之后，中国人也会非常快地归于平静，自愿服从组织和规范，把自己置于等级秩序和明确的角色关系中来行事。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行事风格，而在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中，这种剧烈的转变只是一种自我的两种不同面向而已，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另外，白鲁恂还从中国人的程式化行为（ritualized behavior）的特点入手解释中国政治的剧烈转变。白鲁恂认为，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便是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得按照规矩行事而不能率性而为，中国人很善于掩藏自己的情绪而一再重复规范指引的行动。中国人甚至可以把最需要激情的革命也变得程式化。在文革初期狂热的激情过后，面对毛泽东一次次投入革命热情的号召，很多中国人的反应是一再重复喊口号、大游行、狂热批斗的“革命程式”。所以，从狂热的政治运动迅速转变到现实主义的官僚政治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表面上高呼革命口号的狂热情绪之下，很多人早已是充满对运动的厌恶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了。

毛泽东的童年与共和国的政治

白鲁恂也从毛泽东由于童年经历而形成的个性心理来解读建国以后的政治现象。他认为，领袖的个性和行为偏好会对其公共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人的个性是前后一致的，童年形成的心理状态会在日后成年的各个阶段体现出来。

白鲁恂考察了童年毛泽东与父母的关系，认为这形成其边缘型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并以此来揭示其日后政治行为的根源。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毛泽东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角色，而且前后变化无常。毛泽东既是农民运动领袖、军事指挥官，也是意识形态理论家、政治战略家，还是可以“坐江山”的统治者；而且他经常能够既是激情满怀的革命者也是智慧的哲学家；既是生气勃勃的激进人士也是孤独的隐居者；他一方面迷信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另一方面又深知历史和传统不能被轻易跨越。白鲁恂认为这是典型的边缘型人格特征，就是自身的情感不能长时间执著于一个事物，极易变化，同时却疑虑他人对自己的感情能否始终如一。这来自于毛泽东与其母亲的关系，毛泽东是家中的长子，出生时便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随着弟弟妹妹的诞生，他便再也不能独享母亲的呵护了，这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感觉自己是被“抛弃”了。所以毛泽东日后会对于“永恒”的感情深深地不信任。他内心一直萦绕着被母亲抛弃的恐惧感，所以要在别人“抛弃”他之前自己先主动“抛弃”别人，避免受到伤害。同时，他心中也有着对于抽象的事物诸如乌托邦理想、历史发展规律等的执著和热情，因为这些概念难以言说又离自己太远，是不会轻易“变化”的，毛泽东便在这些抽象的概念上投射了对于获得永恒母爱的深深渴望。对于具体事物的不信任和对抽象事物的执著，是毛泽东免受童年阴影伤害的心理防御机制。

白鲁恂认为毛泽东还具备边缘型人格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一生都在寻找“敌人”，给自己的生活寻求一种目的感，给自己的行动提供清晰的指南。这源于毛泽东与其父亲的关系，毛泽东自小便是一个有个性的孩子，父亲的严厉管教给他带来无尽的屈辱，他在16岁离家出走，显示出与父亲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所以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调动自己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敌人”来投射自己对于父亲的不满和愤怒。登峰造极的表现便是发动文革，在党内斗争“走资派”，而他对于儒家思想和地主阶级的极端仇视更是对父亲叛逆的直接体现。

白鲁恂还探讨了毛泽东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能够吸引中国群众甚至外国学生狂热的崇拜，他认为这来源于人们普遍存在的“婴儿期全能”的幻灭感。婴儿对父母是极端依赖的，自己没有行动能力，什么事情都要靠父母来达到；与此共存的是父母对婴儿的极端放纵、对其愿望的无限满足，婴儿的记忆中有可以命令一切的全能感和自恋的感觉。这是一种依附感和全能感的奇怪混合，儿童心中潜伏着这种逻辑：自己是善良、完美的，如果依附他人，会赢得命令一切的强大力量作为报偿。及长，即使作为听话的孩子，儿童也永远丧失了婴儿全能的快感，所以潜意识中也就对自己的善良和完美得不到应有的力量而深深不满，觉得自己被忽视和辜负了。当毛泽东作为一个反叛精神的符号出现时，群众就通过对他的崇拜来发泄对父母辜负自己的愤怒感；而且群众也是通过崇拜毛泽东、使其获得君临天下的权威来唤起自己幼年时“全能”的愉悦记忆。他们甚至不愿接受一个虚弱的毛泽东形象，也很难接受毛泽东也是会死去的这一事实，因为对这位全能领袖的崇拜与对自身的崇拜一体两面。此外，群众崇拜毛泽东的强烈冲动也是想再现童年的经历：通过依附权威，自己可以获得神奇的力量。白鲁恂认为，60年代末西方激进的学生运动之所以崇拜毛泽东，也是基于同样的心理：这一代西方年轻人接受的是最为溺爱的精心养育，所以长大之后的被辜负感也就最强烈，而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极为苛刻的压制使其不得不反抗。尤其是被“父亲们”禁止参加关于自身命运的公共讨论，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青年学生的无助感和愤恨情绪。于是通过崇拜毛泽东的反叛精神，青年学生在狂热运动中歇斯底里地发泄着对于父母的愤恨，表达着再现“婴儿全能”的渴望。

白鲁恂对中国政治大胆而独特的解读方式自有其学术传承方面的由来。这一方面是承续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开创的政治心理学潮流，用弗洛伊德式的儿童精神分析学来洞悉人们的公共政治行为；另一方面，白鲁恂深受二战后美国“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研究潮流的启发，该潮流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来探究民族群体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偏好，代表人物便是极负盛名的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除了汲取学术研究的工具之外，白鲁恂对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功夫也远非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能比拟：他出生在中国并在华生活了将近20年，这使之可以直接感知和体察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从而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多见的直觉洞察力。白鲁恂的代表作《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更堪称“中国版的《菊花与刀》”。他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描绘是美国学界精英认识中国的重要依据，无论我们是否认可白鲁恂的解读，他的观点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68.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1981.

·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s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Lucian W.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6.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