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受唐德刚先生整理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回忆录的影响，口述史近年在国内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日渐流行，一些媒体（包括《和凤鸣》这样的纪录片）在人物的深度报道上也热衷于采用这种形式。《三联生活周刊》和《先锋·国家历史》等纸媒体的口述报道在红色历史教科书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对建构公众的历史记忆起到了一定作用。
旅美作家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因其较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对谈时的对等深度，是我近年较推崇的一部思想文化类的口述史。而看完《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我则意识到自己又碰到了一本好书。
2006年，参加“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调查”的伍婷婷博士等青年学者，在王铭铭教授的指点下，迅速发现前来培训他们的古稀之年的民族学家李绍明是一块“活化石”：“本书的意图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展示李先生的个人学术生涯。个人的口述生命史和学科历史（或是历史的某一片段）之间可以产生怎样的勾连，似乎更是我们关注的题中应有之义。”
1933年生人的李绍明，祖籍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其所属的土家族直到1955年才被潘光旦先生识别出，并于两年后由中央政府认定。李的父亲李亨1905年“出关”去往康定以西地区，于1907年创办康巴小学——“再不去办学，这个地方的人就不一定是中国的了”，1920年代末还担任过汉源县县长。父亲早年在“治藏必先安康”思潮中闯荡川滇边区的传奇经历，李绍明要在1950年入读基督教创办的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时才能更真切地理解。
彼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前任系主任李安宅（吴文藻弟子，和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为连襟）已经随贺龙和18军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但他兼任副主任的华西边疆研究所，仍以其在“边政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吸引着“新鲜人”李绍明，“所谓的‘边疆’就是指‘民族’了，这两个词当时是经常互用的”，“（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这批人）就是感到我们的边疆有问题、有危机，从爱国出发的”。
李安宅的前任、洋教士葛维汉主持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时，严格按照美国历史文化学派和标准人类学四大部类中的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要求来布置华西大学博物馆——将民俗学界定为对主体民族的研究，而民族学是对少数民族、异民族的研究。
1946年进入中学时，李绍明就推崇英国工党领袖拉斯金宣扬改良的《政治典范》一书。在所有学者都无法规避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他明确主张民族学以学术的方式积极介入现实社会变革。1951年的大一暑假，他跟随留英的玉文化教授来到茂县的羌族聚居区作调查，开始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并帮助黑虎建立乡级政权，“是作为县政府的工作队去的，受县政府的领导”，“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党，没有党员，民改以后才做这个工作的”。当时，政府利用亲共的羌族大头人何廷禄，将当地新兴势力代表王泰昌从国民党残兵和土匪的拉拢下争取过来。
1952年，李绍明考察了小凉山，开始第一次接触彝族。整个大学期间，他也参加了“三反”“五反”和“土改”，“当时有一个中心的工作，是不管你搞哪一行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做的事，这事和你的业务工作没有关系。这件事就是要建立政权，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做法”。
这次调查后不久，李绍明因全国范围的大学院系调整而转学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那时就是从政治到学术一边倒，认为西方的学派都是资产阶级的学派，包括人类学在内，所以要独学苏维埃学派”。然而，世易时移，“以后中苏关系不好了，也从来没有公开批判说苏维埃学派不行了”。
1954年，最终从西南民院毕业的李绍明开始执教于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由于学校两名副教育长代表的南下党和地下党发生尖锐矛盾，李绍明被莫明其妙地打入“胡风集团”。这是他人生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第二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为“右倾”并入狱；第三次是文革中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并下放到米易县的彝族、傣族聚居区。
在李绍明的学术人生中，1956年调查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社会属性，以及1957年见证凉山奴隶主叛乱，都是最浓墨重彩的部分。由于凉山奴隶主叛乱，他和同事们经过军训，带着枪支去作田野调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委主任王维舟率领的中央慰问团，“争取他们（叛乱分子）放下枪，什么都好说，既往不咎”。动员奴隶主时也使用了很多策略，比如放映苏联电影或国产电影给他们看，“看什么我们也是选了的，就是要表示‘你看我们都把日本给打败了’，‘把国民党也打败了’”，“不然他拿起武器就打，也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大的力量”。
及至文革后，李绍明又重返凉山，撰写了《民族学》，创立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主持横断山区“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和“藏彝走廊”的民族综合研究，提出“南方丝绸之路”和“康巴学”的学术构想……此间，民族学也在学术独立和现实应用之间摇摆，“比如前几年让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来做怒江水电开发，书出来一大堆。总之，学术不能搞成御用的科学”。
在书中，李绍明还对师长辈的费孝通、马长寿、冯汉骥、李安宅、吴泽霖、林耀华和宋蜀华都有专门回忆。费孝通、李安宅的晚年遭际很让我感慨，费先生1957年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鸣放而在“反右”中受尽磨难，但后来毕竟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绍明登门拜访时要经过三道检查，“第三道门，就像飞机场安检一样，从门里通过看你身上响不响”，“我再不想去第二次，实在太麻烦的事情”。
而早年留学英美的人类学家李安宅，文革中被助手诬陷为勾结费正清、拉铁摩尔的特务，其专业终至荒废，晚年一直念叨恢复他党籍的问题， “他不像费先生那样头脑清楚，不然随着我们这些人慢慢地出头了，他是我们老师，完全可以把李先生推出来，但李先生（头脑）真的不行了”。
如果说这部酣畅淋漓的民族学家口述史有些遗憾，那就是，书中凡是要用“地”的地方几乎都错用成了“的”。而且，如果书后能整理一份完整的李绍明先生学术年表，对非专业读者也会大有裨益。
《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2009年6月，29.80元。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评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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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舞：变革社会中的民族学家
时间:2009-08-23来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四期 作者:燕舞 被查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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