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认真对待汪晖的提问

这些年来坊间流传的对话的书汗牛充栋，风格各异。但在众多学术访谈中，汪晖的风格仍然非常独特。

这种区别首先表现为，汪晖的访谈与他的论文几乎是一个风格，即由于过分追求逻辑上的周延，因此在文风上显得非常绵密，让人读起来不会觉得轻松，甚至会比许多论文、专著更困难；其次，别人的访谈或对话往往是天空海阔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而汪晖则仍然像他的论文一样，始终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阐述。再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许多人的访谈大多是对自己某个观点的继续发挥和阐释，但汪晖却经常在访谈中提出一些在他之前的论文与著作里没有见到过的观点。

在这本访谈录所谈及的话题中，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甚至“《读书》事件”也引起了诸多讨论，但我认为，这本访谈录里最有价值的关于西藏“3·14”暴乱的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多少积极的响应，也未引起多少重视。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的问题事关国家的统一，但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只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地拼凑一点相关的知识，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事情。尤其是最近发生了“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之后，这种讨论的缺乏造成的知识和理论的缺陷更显突出。

实际上，汪晖等人这些年来在不同的场合都多次强调过这一问题，即在当代中国人中，对欧洲、美国的了解比较多，而对在革命年代了解得比较多的第三世界的广大区域却越来越无知。包括非洲、拉美、中东、东南亚这些地方，中国人几乎没什么了解。而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实际上却与这些区域的关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必要的资源，也为中国的许多产品提供了出口市场。因此，东亚共同体在现实的层面上未必正确，但至少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必须对自己的邻居增加些了解。

当代中国人对中国自身的了解和理解也同样如此。西藏、新疆和西南等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几乎只剩下了旅游的意义，而对这些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状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正如欧洲人曾经用猎奇的东方主义眼光看中国，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在用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广大的第三世界，而且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内陆的地区。当绝大多数汉族人将藏族、维吾尔族同胞视为“他们”、而不是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中国人”的时候，就会让这些少数民族同胞认为，中国是汉族人的中国，而不是他们的中国，也就难以对中国形成国家认同，长此以往，自然会出现分离主义倾向。

由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日渐扩大，这种现象也在与日俱增。而当一旦有事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只有情绪性的反应，而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来。去年的西藏如此，今年的新疆同样如此。

不少人都天真地认为，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妥善的解决。但问题恰恰在于，经济增长未必能带来社会发展，即使是社会发展，未必是所有人都能受益于社会发展。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但非洲、拉美从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掠夺结束，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接着继续掠夺，他们发展了什么？同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什么？在上海这样号称国际化的大都市，外国人可以畅行无阻，处处被待以上宾，而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的维吾尔族人却成了小偷的同义词，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想同样的事情在若干年后重演，还是从认真对待汪晖提出的问题开始吧。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汪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49.00元。

（作者单位：《东方早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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