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尽最大努力，剩下的听凭运气

两年前的一天，美国国会就科技人才问题举行专场听证会。台上十几位众议员提问，台下只比尔·盖茨一人作答。我当时也跑去旁听，座位正对着盖茨的后背。望着他那普普通通的后脑勺，我一个劲琢磨：“凭什么这家伙这么富，我这么穷？”

比尔· 盖茨的成功奥秘

恐怕世界上每个人见到盖茨，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美国作家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新作Outliers就致力解释普通老百姓和盖茨这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格拉德维尔”意译为“高兴好”，我们不妨入乡随俗，称他“郝高兴”先生。如题所示，郝高兴把那些发了大财，出了大名的成功人士叫做“Outlier”。这是个统计学词汇，中文译作野点、偏值、离群值或超常值。中信出版社的译本题名“异类”，殊觉不妥。异类在中文里的同义词是“怪物”，有扮相或做派偏离社会规范的含义。Outliers则是一群得到大众认可的赢家，因此书名译作《非同凡响》较好。

有位经济学家说过：“人们一思考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就停不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经久不息的讨论话题。那些高居塔顶，叮当作响的人物吸引着大众过多的目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想从他们的言行中探知成功的秘密。可这些非同凡响者自己也未必清楚如何获得上天眷顾。钢铁大王卡内基生前曾这样鼓励一位年轻人：“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你觉得这话豪气干云，只说明你还没有听够那些百折不挠，却一事无成的故事。

《非同凡响》上半部力图改变人们的陈见，即那些大人物仅仅依靠他们的才学和品德取得成功。郝高兴并不否认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但他强调高强的本领也要靠外在的机缘才能造就。比尔·盖茨当然具备必要的优秀品质，如聪慧、坚毅、果敢和勤奋，可这样的企业家在美国远非一人，为何偏偏他爬上了福布斯排行榜首位？读者若是了解点技术史，就知道1975年1月是硅谷最重要的时刻。当月8800型个人电脑诞生了，成为《大众电子》杂志（Popular Electronics）的封面故事。不少人都看出电脑市场蕴含的巨大商机，可谁会先下海呢？如果你年纪够大，很可能已经在IBM之类的老牌公司谋到职位，自己再去创业，机会成本过高；如果你年纪太小，恐怕还没有掌握必要的IT技能。因此，你的年纪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出英雄本色。盖茨生于1955年，那时还不到20岁。此人既懂编写软件，又是初生牛犊，他不久就从哈佛肄业，抓住了黄金商机。同样靠微软挤进福布斯排行榜的富人们，只比盖茨大一点或小一点。保罗·艾伦生于1953年，他在高中电脑房里就认识盖茨；斯蒂夫·鲍尔默生于1956年，得以在哈佛结识盖茨。再举两个例子：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乔布斯生于1955年，谷歌现任CEO施密特也生于这一幸运年份。看来，盖茨那么富我那么穷，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俩出生的时间地点。人家赶了上了IT革命，我只赶上看他的后脑勺。

郝高兴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作品文采斐然，笔下生风。《非同凡响》继承了他前两部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和《转折点》(Tipping Point)的叙事风格，成功者的案例被铺陈得像一篇篇探案小说。加拿大的冰球手多出生在冬季，因为他们比同龄人晚入学，较具体格优势；披头士在英美大红大紫，原来早年混迹于汉堡脱衣舞酒吧，借小舞台磨炼出了一身技艺；犹太律师弗洛姆受主流律所排挤，不得不接 “敌意收购”这类脏活，却在1970年代的并购大潮中一举发家。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你总以为自己修炼不够，其实还未将大局看透。

亚裔优秀源自稻米？

《非同凡响》上半部的几个段子讲得都很精彩，可读者若以为郝高兴只想做个“故事大王”，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具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郝高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参与政策讨论。下半部一开首，他就引述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小镇上报复成风的例子，说明复仇乃民风使然，民风乃文化使然，文化则长期稳定，几百年都不会大变。读者也许觉得这个例子不够显著，那么我换个大号的——美国人民生性好斗。早期定居美国的欧洲人大多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此地战事频繁，盗匪出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一切迫使当地人养成了彪悍勇武的民风，并把这种风气带到新英格兰地区，同印第安人的持续战斗又强化了这一作风。合众国独立后，这种好斗文化也体现在外交领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历史上军功赫赫，在今天依然咄咄逼人。虽然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陆续迁往美国，但早期的定居者已经为后来人定下了好斗文化的基调。

郝高兴接着分析了韩国飞行公司的事故成因。他娓娓道来，循循善诱，表明主因既不在机械故障，也不在操作失误，而在于文化习惯引起的交流障碍。行文至此，作者终于可以抛出他最关心的问题了——亚裔在美国为什么表现优秀？经过前述章节的思维引导，读者几乎会脱口而出：“因为文化！”果然，在这章第三页，我们熟悉的彭慕兰出场了：“对于种植水稻来说，不仅仅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还是件很吃力的工作，细微的差别就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稻米经济培养了多劳多得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又塑造了重视教育、推迟享受的价值观。即便移居美国的亚裔不再种植稻米，他们仍然保留了这些价值观念，其成就超过祖上不种稻米的其他族裔，也就不足为奇了。

郝高兴的“稻米文化论”乍听上去有点道理，也给后进族群带来了希望。如果亚裔的优秀表现源于外在的文化，而非内在的资质，这就意味着外人也可以竞效。不过，郝高兴在这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为了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必须论证文化长期稳定；可如果这样，人们又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移风易俗，效仿更优秀的文化？此外，作者在脚注里指出，他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北方人的文化表现，因为那里的人种植小麦或高粱。从时间上来看，南方人种稻米也有几千年了，为什么早先不开化，以至于被北方人称作“南蛮”？从地理上来看，欧洲人种植大麦也久，而与稻米也无缘，新教伦理又打哪出来？越南人种稻米的历史可能不比台湾人短，我们也没听说前者在硅谷像后者那样混出名堂，反倒是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取得了远超过当地人的经济成就。

天赋文化，各得其所

我们恐怕还要从文化制度，而不是生产方式中，去寻求文化现象的解释。在讨论东亚文化源流的章节中，郝高兴居然没有提及著名的科举考试制度，足见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何其肤浅。当代学者大都承认，犹太人的文化普及程度与该民族重视阅读《旧约》密切相关。这一教规最初并非出于广施教育的目的，客观上却具有提高识字率的功能。工业化社会来临，犹太人借此得以在短期内大规模转入城市技术行业。如果说犹太人是“一本书的民族”（People of the Book），中国人则是“几本书的民族”。旧时士人不仅需要背诵儒家经典，而且熟读诸子百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制度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抬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顶层。正因为读书具有如此巨大的好处，民间对教育的重视才会达到了“珍惜字纸”的程度。专治科举学的民间学者沈登苗发现，清代科举成绩显著的地区与今天经济百强县的地理分布大致相同。江南遍植稻米，贫富仍有差异，可见文化资本是比作物经济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具体到亚裔美国人的优秀表现，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文化传承的功用，不过更主要的因素却在于人口结构。专栏作家薛涌在他的近著《一岁就上常青藤》中写道：“到美国的中国人总体上是被挑选过的，素质比一般人口的素质高得多。”我在许多问题上反对薛涌的自由派观点，但这个问题他很可能说对了。移民研究中有一条规律：地理距离越远，选择作用越强。这就好比飞机拖运的商品一般要比火车拉运的货物价值更高。受早年的移民歧视法案所限，亚裔人口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只有少量人口移居美国，后来的移民群体主要靠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带动。1980年代后进入美国的中印移民中，约有一半具有本科学历，远高于偷渡边境的墨西哥人。亚裔美国人既不同于普通美国人，也不同于普通亚洲人，而是强选择机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郝高兴忽视了这种选择性偏差，跑到亚裔移民的故乡找文化原因，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讲：“《非同凡响》是写给那些受过教育的美国自由派的。”这类人一般相信进化论，却不相信生物学。郝高兴在书中写道，“智力当然重要，可人们越是仔细研究，就发现智力在成功中起的作用越小”。这位作家一定对新近的智力研究作了符合其口味的选择性阅读。自从《钟型曲线》开启了关于智商分化社会阶层的讨论之后，争议两方还没有分出高下。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智力在创新型社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受其自由派立场的限制，郝高兴绝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即亚裔美国人是经过筛选的高智商群体。因为其政策含义在于，亚裔的成就不可仿效，美国政府不应该花费税金改变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念。

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决定着每个人的成就高低。文化解释应当与天赋学说携手，指出这两种因素的重要程度和互动机制。“任何人在完美环境下都能成为天才”，这种观点就像“天才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脱颖而出”一样荒谬。基于当前社会科学的进展程度，人类还不可能精确地观察每一种内因和外因对个体成就所起的作用。有鉴于此，我对读者的忠告如下：其来有自，天地成全；尽你最大努力，剩下的就听凭运气吧。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