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老无所依在中国

中华民族是缺乏抽象信仰的民族，构成中国人民生活意义的基础力量来自具体的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并非只是“养儿防老”。在“养儿防老”背后，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就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子孙孙延续的事业之中。传宗接代构成了中国农民的宗教，构成了他们生命意义的核心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断子绝孙”是最为恶毒骂名的原因。

但是，如果传宗接代的“宗教”缺少了“养儿防老”的支持，若子女不孝，且老年人自杀变得普遍，则传宗接代的事业也就断不可持续，生儿育女就变得缺少意义。最近几十年，随着现代性向农村的全方位渗透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出现了从治理结构到个人价值的巨大变迁，农村家庭也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老年人自杀。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老年人自杀？老年人高自杀率会引发何种严重后果？本文就以笔者和学生们一起在湖北京山等地的调查为例，作些讨论。

活着没意义，活着干什么？

2008年国庆，受孙冶方研究基金会“30年来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调查项目委托，我们一行40多名师生到湖北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S村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3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当问到村里老年人最近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时，有两位老年人回答：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有的老年人则因子女不孝而自杀。由于自杀问题比较敏感，调查组也不方便追问。但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也高得惊人。

不仅S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组所调查的孙桥镇另外9个村的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S村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也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不如一死。人总有一死。他认为，病痛折磨，又要劳动；而且，活着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也有这样应对死亡的文化。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救药。京山老年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选择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弄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能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S村老年人的死亡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但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服毒，而不是正常死亡。在S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

但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造成严重后果。首先，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至少我们调查的S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干涉别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太多言，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引不起反响，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也很少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也什么都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参加调查的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撼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在很多村里，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京山价值：活到老，就得累到老！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社会、家庭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S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的姐姐正好过来住。过了几天，我们知道了她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而她被赶出来的原因就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把钱给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媳妇知道很恼火，呵斥说：“2万块钱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住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是当地很有名望与影响的人，他有五个姊妹，都在本村定居，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60岁。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现在，大姐将积攒多年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娶的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六兄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她的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不能讲狠话的。讲狠话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未来是年轻人的。有位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谁来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老年人只要还能动的，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一切应该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治病，也要比较治病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创造的收益，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单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直气壮要求子女养老的权利，子女也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但另一方面，舆论又会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京山G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服毒自杀。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能怎么样。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是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河南安阳调查，就碰到过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他们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尽量减轻子女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自杀，不自杀，这是一个问题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结合另外30多位师生在全国10省20多个村的调查结果，选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的几个地区作比较。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也完全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厉鬼一副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做厉鬼显然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

与闽西相似，江西吉安农村，老年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死后能否进入祠堂。江西宗族型村庄，老年人死后，要在祠堂办丧事。不能在祠堂办丧事，不算是善终，而死在村外的人是不能到祠堂办丧事的。罗兴佐是江西吉安人，据他讲，江西人民医院院长是他的同村人，院长母亲90多岁，住在南昌，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就坚决要求回到家乡，这样死后可以在祠堂办丧事，才可以进入家神榜。江西宗族地区老年人很少会主动谈论死亡，除非实在无奈（比如病痛），而不会冒然尝试自杀。而京山农村，老年人认为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死亡持一种唯物的、甚至无所谓的态度。

在北方农村，比如河南、山东、陕西农村，老年人自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其子女的声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正是这样一种自杀成为事件的结构性力量，可以防止老年人自杀，老年人即使真的想要自杀，他也不得不顾忌自杀会给子女留下什么样的坏形象。同时，一旦子女不孝，老年人又可能通过自杀来报复子女。有老年人担心达不到报复的效果，而会将自杀搞得十分惨烈，唯恐人们不知道他的子女不孝。

杨华调查的湘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与北方农村具有相同的轰轰烈烈的效果。只是湘南老年人自杀率要远高于北方农村。

四川是一个老年人自杀率很低的地区，我们在四川绵竹五个村调查，很少听到老年人自杀的报道。王玲是四川人，她说，四川老年人都很怕死，对死亡十分恐惧，不到万不得已，老人们赖活着也会活着。

还有一些地区，比如郭于华所调查过的河北农村，老年人因为子女不孝而活不下去自杀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老年人活不下去而自杀的情况也有两种，一种自杀是带着对子女的强烈怨恨情绪，因为他对子女具有很强的期待。他选择自杀，但心怀“我死也不能让你们好活”的怨恨。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带着无奈、失望情绪的自杀，他们只能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

显然，自杀与老年人的处境有关，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与鬼神信仰有关，与对死亡的态度有关，与地域主导舆论、意识形态（父母应该像父母，老人应该像老人之类的想法），与利己利他的考虑有关，还与代际关系及对代际关系的期待有关。

京山县农村的代际期待，正由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向平衡的代际关系演变。目前的老一辈对子女付出多，而期待的回报少；即使有期待，可能也得不到期待的回报。他们对于子女不孝，多采取沉默、认命，当然也有悲伤、无奈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自杀不过是“顺条道”，而子女还有几十年人生要过。

在代际期待高的地方，即使父母没有为子女作大贡献，父母也认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好，毕竟父母生养了你。子女不孝就容易引起父母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悲伤，而是悲愤和愤恨。他们往往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可能采取诉诸舆论、法律或其他结构性力量的手段。河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率远低于京山农村，但因为代际关系紧张，发生代际冲突的比例及冲突的烈度，也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河南农村中出现子女至孝的比例也相当高。正因为代际之间存在高度期待，代际之间很容易发生剧烈的冲突，但也容易出现感人的孝事。

京山农村，因为代际期待少，至孝是极少见的，代际之间的剧烈冲突也是极少见的，甚至老年人用惨烈方式自杀的情况也是极少见的。这样的现实，无奈为“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作了个注解。

在京山农村，与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相一致，是农村年轻人生育意愿极低，即使头胎生女孩，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绝大多数年轻夫妇也只选择生一胎。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有无儿子，只关心自己是否活得舒服。

当人们只关心自己生活的舒服与否，不再对未来寄以期待，也不再追求子孙延续的无限事业时，人们就会失去对生命意义的基本考问，其行为往往缺乏内在的约束，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容易出现问题。

千百年来，家庭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尤其是在农村，家庭几乎构成了农民生活意义的全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在农民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山农村以老年人高自杀率为表现的家庭意义的瓦解，是一个重要的讯号，重建中国农村的家庭价值，实在是一件无比紧迫的事情。

本文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合作课题──“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与非正常死亡”的一部分。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