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电视剧与大众的价值重建

电视剧，就是讲故事。用个比较“文艺腔”的词，就是“叙事”，直观、形象、鲜明、通俗。最近一些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提炼意义，简拔地位，大力宣扬，凸显时代精神。

我曾经在网络上发过一个帖子，得到了热烈的反响。标题是“中国电视剧是最先进的文化”，大致罗列了六个主题类型及其代表作。

第一个类型是“千年历史文化剧”，首推《大明王朝：1566》之第一部《嘉靖与海瑞》，然后是《汉武大帝》、胡军版的《朱元璋》，还有最近的《新大秦帝国》的第一部──《商鞅变法》。

第二个类型是“百年风云革命剧”，最典型的就是今天重点谈的《潜伏》，其次像《暗算》，还有刚刚知道的《迷雾追踪》。《走向共和》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第三个类型是“改革开放反腐剧”，我看过一部比较好的片子叫《国家干部》，当然还有其他不错的，如《使命》《省委书记》等。

第四个类型是“家庭生活伦理剧”，我把《金婚》作为代表，还有《新结婚时代》等。

第五个类型是“时代精神励志剧”，首推2007年的《士兵突击》。

第六个类型是“家族世代变迁剧”，首推《闯关东》，其次是《大宅门》。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型，比如《血色浪漫》《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它们糅合了革命题材和家庭伦理内容，可以视为交叉类型。最近有朋友推荐李幼斌主演的《乔省长和她的女儿们》，讲了一个处于改革时期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生活，恰恰抓住了一个最为敏锐的问题，即干部家庭的伦理。这样一来类型和主题就愈加丰富多彩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如果说电视剧是最先进的文化，可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但是如果说电视剧代表、践行并创造着时代精神，却是恰如其分，大家都会有共鸣。电视剧是一个个具体的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要把故事讲圆、讲好，要耐看，所以电视剧能够弥合左和右、精英和大众、实然和应然、事实和价值、普遍理念和特殊人物、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断裂。

电视剧的三个特点

简要概括电视剧的整体特点，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首先，电视剧是大众的。什么是大众？就是大多数，不是少数，是大众，不是小众。就老百姓的喜闻乐见来说，电视剧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就电视剧反映的内容来说，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能涵括。就电视剧和一般人的生活而言，只要有一点空闲，有一点时间，都可以去看。比如说情景剧，最知名的有《武林外传》《家有儿女》《我爱我家》等，从哪一集开始看都行。通过大众之众，大众之大，营造了一种真正的公共性，消除了因为知识、出身、职业、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而共同处于一种情境之中，这就是对共同经历、共同知识的营造。有必要多说一句，大众不意味着无聊，也不意味着虚假，面向大众并拥有大众的电视剧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要理解这种必然性和普遍性，必定要摆脱一些成见，仿佛老百姓接受的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假象的、不怎么高明的。必须要正视浸润在大众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真正的公共价值和共同的情感维系，这就是民情众意。

其次，电视剧是创造的。所谓创造，就是创新，就是深入生活，勇于实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融合，贯通，形塑。关于融合，举个例子。《亮剑》原班人马后来拍了一个片子叫《仁者无敌》，这个片子可能很多人没看过，但是它在思想性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探索。片子讲的是1930年代前后，一批杰出的中共地下党员，为了营救困在大山里迷路的革命武装，与敌人斗智斗勇，前仆后继牺牲的故事。这些党员都是精英，政治上、知识上、才能上都有过人之处，可是他们为了解救革命武装，一支刚刚被改造过来的土匪游击队，却可以毫不顾忌自己的生命。精英可以为了农民去死，只要认定他们是革命同志。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但都很震撼。主人公地委书记皮德贵（李幼斌饰）被捕后大义凛然，就坐在椅子上，直面枪口，把行刑的国民党特务都吓疯了。最后由皮德贵的老对手，已经出家了的国民党特务队长李文博（张光北饰）点出了主题：“你们共产党可以这样自我牺牲，你们就是仁者。而仁者是无敌的。”这个片子最传神地体现了“融合”，是想把共产党和儒家伦理，和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或士大夫精神合二为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所谓贯通，就是通过对古代秩序的描绘、刻画和叙述，重塑今人对于秩序和历史的理解，会通古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明王朝：1566》第一部《嘉靖与海瑞》，我认为该片是千年历史文化剧中的顶峰。讲述了在明嘉靖朝，反严（嵩）的斗争过程。里面体现了典型的明代政治架构：皇帝居中，内廷司礼监和外朝内阁并立。还体现了君相关系、儒生和循吏的关系、党派和能臣的关系等等，内涵十分丰富。情节发展、人物刻画、主题揭示，都有板有眼，可圈可点。不单嘉靖、海瑞、严嵩、严世蕃等人活灵活现，胡宗宪、杨金水、王用汲等人也形象鲜明，令人印象深刻。举其一端，比如对天人关系的处理。在传统秩序中，有天、天子、民三重结构，天和民的关系以天子为中介。天子代表天，天子是天之子，能与天相感应。而人命又关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又与天相关。片中讲到，在把海瑞锁拿进京后，作为天子的嘉靖与为民请命的海瑞在狱中有一场对话，我想这实质上是对天民直接对话的一个描述，而且蕴含了强烈的现代世界的政治想象。人民主权时代的天人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

所谓形塑，不仅是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尤其是指人物形象所蕴含的伦理关系和价值意义。最典型的就是《闯关东》里面的朱开山（李幼斌饰），这是一个响当当的父亲形象。在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奋斗来实现发财致富的过程中，可以承载意义、编织价值的基本单位是什么？《闯关东》里面给出的答案是通过李幼斌这样一个硬汉来撑起中国最传统的伦理单位──“家”。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如何处理广义上的家庭伦理，如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亲家关系、邻里关系、同行关系，等等。以朱开山夫妇为主轴，以其三个儿子的家庭为经纬，组成了一个相互关系的蓝图。正是在维护、建立和阐发这些关系上，《闯关东》使传统伦理和发家致富紧密结合起来，并且证明，在中国能够成功的道路就是要遵循和发扬这些传统伦理，使传统伦理在发家致富的方向上发扬光大。于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等，都变成了一些活生生的生活方式，而不再是苍白无力的漂浮在字面上的教条。重建“家”，尤其是维系家的那些伦理、礼数和习俗，“闯关东”才能够成功。

第三，电视剧是民族的。这主要体现在电视剧尝试提出伦理观和历史观。就伦理而言，就是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就历史观而言，就是如何处理中国革命，如何处理近现代史。有趣的是，电视剧成功实现了二者的结合，把历史放到了伦理中，用伦理来凸显历史，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处理家国关系。最近央视在播一部剧，叫《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剧也是孙红雷主演的。这部片子和《潜伏》具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要把革命事件和历史冲突，放到家庭关系中来描述。换言之，这些剧都在探索，如何将宏大叙事融入个体生活，这是重建家庭伦理，重新梳理家国关系的一种尝试。《潜伏》中余则成和翠平的结合，就是新知识分子和农村妇女的结合，革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革命又让他们分开了，这是革命与爱情、革命与家庭的复杂关系。《人间正道是沧桑》讲述了两兄弟，一个选择了共产党，一个选择了国民党。还讲述了当年黄埔同窗好友，之后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斗争，他们总结了一个口号叫“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这是用兄弟情来描写国共关系，我认为这是把建国的叙事放到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很好的尝试。

电视剧的三个作用

首先，为探索有锋芒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示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一种自觉的意识：文化伦理需要重建，官心民心需要理顺。但是怎么搞，理论界还在积累，还在争论。而电视剧却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创新，这种创造性值得关注，值得思考，值得学习。

改革开放反腐剧中有个片子，叫《国家干部》，讲述了登江市如何在常务副市长夏中民（王志文饰）和常务副书记汪继平（巫刚饰）之间选任下一任市长的故事。里面巫刚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干部利益是人民利益，而且是更大的人民利益。”从剧情上来讲，汪副书记运用主管干部、党群工作之便，指使手下的人操纵选举，能够做到现任书记得票过半数并多一票，竞争对手夏中民得票位列最后三名而落选。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夏中民在抢险救灾中深受重伤，老百姓闻讯赶来，守在医院外面数日，而由上级市委书记宣布选举无效，任命夏中民为副书记，之后将反面人物汪继平等法办。党内民主被坏人利用了，最后要诉诸民意来促使上级否定选举结果，重新进行任命，这种态势十分值得玩味，而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上述经典台词中包含着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首先，干部有了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范围和目标应如何界定？其次，干部利益和人民利益究竟是什么关系？再次，现在人们常常谈到官民关系，这和原来所谈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何不同？换言之，人民内部矛盾在现阶段应如何科学界定，又应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国家干部》进行了敏锐而锋利的探索。

第二，为营造有意义的公共生活准备了条件。价值重建、家庭伦理、信仰的必然性，都构筑了生活世界的意义。意义问题，有个体层面的，也有共同体层面的，雷锋就曾经对意义问题进行过铿锵有力的解答：“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现在虽然文化多元、伸张个性，但仍然需要构筑一种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价值观念。这不是基于人们各种合理性基础上的公约数，而是能够引领、提升、凝聚我们共同生活的核心价值。问题在于，有关公民生活的正确知识从哪里来？是来自政府帮助人民制定的各种文明公约？是来自文化精英的构思与创造？还是来自民间社会本身？从目前看来，摆在老百姓面前的各种文化形式，哲学让位于文学，而就文学内部的序列来说，小说、诗歌让位于戏剧。就戏剧内部的序列来说，电影、话剧让位于电视剧。当小说、诗歌、音乐、美术这样一些文化形式，在老百姓面前日益丧失文教功能的时候，电视剧可能成为提供有关公共生活知识和伦理的来源。

第三，为在多元中型构主导价值提供了可能。还说《潜伏》，我说看出了“三个女人一条路”，有人说是人性和党伦理的关系，还有人直接对之解构，大谈职场规则。我是今年春节的时候跟母亲一起看的《潜伏》，当时评价非常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四处宣讲推介。但后来听到对《潜伏》的各种反馈，就有点担心和不安，而现在却又释然了。之所以担心和不安是因为大家看到的东西根本不一样，比如我妈妈，看出来的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在一起生活有很大麻烦，她关心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如何可能。而其他很多人看出来办公室政治和职场规则或潜规则，我看到过手机短信版、网络BBS版、群发邮件版等各种形式，长短不一，都是在归纳总结职场攻略，这说明现代白领和公务员的压力很大，大家关心的首先是生存之道。更夸张的是，有人还说余则成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就是因为有信仰，否则怎能那么低调，那么低眉顺眼，两手放在膝盖上，能够压抑住人性中的张扬和狂狷。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反应和想法是正常的，毕竟有了多元话语，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思考的权利。后革命时代如何看待革命的必然性和信仰的可能性，这是个可以长期争论的问题。不过，无论是消费时代的解构也好，各种不同理解的碰撞也好，我相信，多元中总能碰撞出一些共识来，不论这种共识来自身体，还是灵魂，也不论是来自对于一个美好生活的建构，还是对于个体言说的坚守。但愿这种共识足够坚硬，足够有意义，能够成为贯穿社会的主导价值。

当然，这里会出现疑问：是否把电视剧拔得太高？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电视剧确实是先进的，它在上演思想文化上的“士兵突击”；确实是公共的，它在营造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公共空间；确实是有价值的，它在推动型构能够进入人心的主导价值。难道不是和我们的理论研究有着共同的关注，难道不是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比理论工作更鲜活、更生动、更敏锐、更有效？事实上，我认为，电视剧并不是要有意识地成为先进文化，可贵就可贵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不知不觉恰恰是大众的，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情感，是大众久违而又亲切的价值观念，是大众津津乐道的故事和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是大众被共同维系的心理积淀。这种东西如果一旦被对象化，或者说有意识地主题化，反而会没人看，会被认为是宣传教条。电视剧好就好在不是教条，不是灌输，而是来自民间社会的一缕“清风”，演的人和看的人能够共鸣的“和气”，既可登堂入室，又能化俗为礼。某种程度上，电视剧可以说代表了“新风气”，这种新风气才是时代精神的真内涵。

总之，电视剧是大众的、创造的、民族的文化，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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