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播电视剧备忘录

《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

2003年 2004年 2006年

赵本山总爱说：“我就是个农民。”这话有时听上去像是在作秀，但在他的这三部长篇电视剧中，赵本山的确是在认真对待当代社会的农民问题。

《刘老根》中的刘老根，是个对城市生活不太适应的东北乡下老头；不过，城市的生活和城市里的人，也的确让他对发家致富、现代化的生活等等，有了切实的感受。于是，在《刘老根》中，就有了回乡的刘老根要以开发旅游的方式，带领着村民致富的故事。另一部电视剧《乡村爱情》也是在乡村招商引资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演绎出的一幕幕农村爱情喜剧。特殊一点的是《马大帅》。在这部电视剧中，马大帅为了找女儿不得已进了城。而正是作为一个“不得已”进城的农民，他在城市中作为一个“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种种遭遇，更为清晰也更为自嘲。

在这些与主流叙述并不冲突的框架中，这些电视剧呈现出当代农民对富裕、对现代生活的渴望；农民也以他们对现代生活独具智慧的理解，在致富过程中演绎出一幕幕轻喜剧，演绎出当代北方农村生活的世俗百态。赵本山的电视剧中的农民，无论是刘老根、丁香、马大帅，还是常贵、刘大脑袋、刘能、谢大脚……他们的确是当代生活中不同境遇、不同心理状态的农民的生动写照。

另一方面，在农民致富的漫长的道路上，在那些滑稽、幽默、好笑的场景中，既有乡土社会扯不断的人情世故为发展带来的羁绊，也有农民面对基层官僚巧取豪夺的无奈。刘老根最后终因不堪重负，一时竟疯了过去，将剪刀在自己身边挥舞——当代农民面向富裕生活的憧憬与无奈，也辛酸地呈现在他那有些疯傻的形象中。

与此同时，在有意无意之中，赵本山的电视剧触碰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的失落。在马大帅进城后与城市人的种种遭遇中，赵本山既描绘着普通人之间的人情冷暖，也冷静地观察着城市对农民的羞辱，而他从“二人转”中衍生而来的反讽的表现形式，在不动声色中潜藏着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在《刘老根》这些电视剧中，赵本山是以出色的乡土文化的自觉与乡土文化的表达力，塑造着当代农民的面貌以及当代农民的心态；赵本山也正是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在当代主流文化中，镌刻出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农民形象。

《历史的天空》《亮剑》

2004年 2006年

这两部电视剧常常被当作新的军旅题材的代表作。但实际上，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对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关注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重新书写和理解革命的时代和革命的传统。

这两部电视剧可以看成是两部传记。传主姜大牙和李云龙，出身低微、勇武狡黠、敢作敢为，具有朴素的正义感和质朴的家国意识。如同整个民族一样，抗日战争催生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信念。他们都有很强的出人头地、成就功业的欲望，对于地位、名誉、功业的追求是他们最基础的动力。在《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最初起意抗日就是从戏文中文天祥、岳飞的事迹中受到鼓舞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每逢乱世，这样的草莽也常常能成就大事业；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政治的动员、组织、运行方式变了，政治运行在新的逻辑轨道上，草莽英雄凭借传统的韬略、权谋、见识已经不能打天下，或者偏安一隅，而只能成为军阀。当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打下广西，李宗仁去广东朝拜中山先生后，也曾发出类似的感慨。

于是电视剧设置了以张普景、杨庭辉，赵刚等以政委和上级面目出现的组织代表，来规训和引导这些草莽英雄。与过去的革命题材电影不同，革命对人物的改造并没有采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式，并没有让这些人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中获得新生，并没有让他们痛感今是昨非。他们的改造是在实践中，是在处理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的环境中，获得了提升、改造。而且，改造过程也不是单向地对无产阶级理论和领袖著作的学习。首先，在被“改造”中，他们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和行为处世的原则，“改造”只是一种修正和补充；其次，改造和提升也不再仅仅是政治觉悟的提高。比如姜大牙通过与洋学生东方闻英的恋爱获得了现代文明生活的知识；而当他做分区司令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数数自己究竟认了多少字，为此，他还痛哭了一场。

在这些电视剧中，政委们的理想、政治原则则完全被淡化处理。这里很少有阶级斗争，没有伟大领袖，没有共产党的任何独特的意识形态特征，政委们的职责似乎只是在教人如何做个好人，如何才能带好兵，打胜仗。成效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根据。当杨庭辉教育姜大牙不要欺压新兵时，居然用的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用革命教条来教育和启发姜大牙的张普景的失败。显然，对于以阶级觉悟和革命信仰为最重要核心的中国革命来说，这种历史重构是具有颠覆性的，但它却是当下时代精神对历史的回应，对历史的重新书写：革命是经验的、实用的，而非教条的、理想的；前者是革命的主流，是革命传统最有效的内容。

观众对于这其中的正反人物，无论国共双方，还是共产党内部的争斗，都表现了极其宽容的理解。并没有因为这些复杂的善恶难辨的人物、险诈的政治斗争的揭示而导致思想混乱。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电视剧中的这些情景更为真实，也更为感人。这一方面反映了观众的政治成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反应。对于政治，人们更愿意或者说更容易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把握，对于理想主义，无论任何形式的，人们总将其与教条、整人联系起来，认为那是与人性相背的。

《士兵突击》

2007年

《士兵突击》在2007年的出现，有些出人意料。这部低调的电视剧，在地方台播出以后，逐渐在网络上走红，在青年人中传阅开来，成为2007年重要的文化事件。

人们关于《士兵突击》的解读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人，讨论的是哪个人物更帅、更MAN、更适合做老公；有很多人，谈的是职场的生存与成功法则……。但这种种多元的解读，都不妨碍这样一部作品在有意无意之间，碰撞到这个社会最敏感的意识——这意识，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观，关乎我们这个时代中每个人的人生观。

在《士兵突击》中，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图至少在两个方面向我们呈现出来。

一方面，我们许多人都会说，社会很复杂，人心也很复杂，所以人的成长就是必然把自己变得很复杂——其隐含的意思，无非是说为了适应这个社会的“阴谋诡计”，我们自己就必须变得善于使用“阴谋诡计”。而《士兵突击》却用许三多的故事，用一个纯净、简单、朴拙——甚至有些傻里傻气——的许三多的经历，颠覆了我们关于成长的诸多想象。当我们的年轻人太容易抱怨这个社会的时候，这部电视剧却不客气地——甚至挑衅地——问了每个人一个问题：在抱怨这个社会之前，你做好你自己了吗？如果在草原上无人理会的五班，你是不是会和其他人一样地混日子？如果在被解散的七连，你会不会就此消沉下去？正如片中所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你自己”——如许三多，在没人到来的草原上修一条路，在被解散了的七连坚持每天1万米的长跑——把自己做好，这才是成长。

另一方面，当我们这个社会普遍把物质上的成功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却是：“这没有意义。”这样一个朴拙的问题，却是太多精明人难以回答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意义”早就被“后现代”解构掉了；而在许三多看似好笑的台词中，“意义”这个词，却突然让人心头一颤地复活了。这个复活的人生的意义，不再是外部世界强加给你的，而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要自我询问的，也是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去寻找、去建设的。

随着《士兵突击》的走红，片中老七连“不抛弃、不放弃”的座右铭，一时间也成为了社会流行语。无论是“不放弃”，还是“不抛弃”，当代中国人显然都在这里体会到责任——对自己的，对他人的。因此，虽然许三多与《士兵突击》在2007年并不招摇，也不轰炸，但它却直指人心，为当代人的自我反省提供了很好的入口，也为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重新确立了精神世界的坐标。

《奋斗》

2008年

《奋斗》反映的是80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但它所获得的观众反响却远不止这个群体。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奋斗》迎合了不同阶层中国人在社会巨变面前的精神需求。面对现实生活，他们无所适从，但尊严却需要他们给自己的“活法”寻找到一种“说法”。不管《奋斗》中的男男女女嘴上有多贫（这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犬儒实用和乐观忍耐的人生态度的结合），他们仍然需要追求一种超出现实的意义。但是，快节奏的生活却让他们无力寻找。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面前，他们只能让自己快速地运转起来，被生活推着前行。于是，最后他们只能用“奋斗”这样既激越又空洞的字眼来勉励自己，观众也为如此名实不符的词语而莫名打动。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归根结底是属于年轻人的，而本剧也在传达给观众一个信息：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美学，错误并不可怕。陆涛听取但不需要听从徐志森的人生经验，他不拒绝徐志森的金钱馈赠，但他对徐志森的告诫三心二意。陆涛式的年轻人象征着“奋斗”，而成功的中年男人徐志森则隐为“奋斗”的背景。这已不再是“五四”时期青年人走出家庭的革命，与父母的决裂，也不再简单意味从家族到个体的蜕变，而更是现代城市生活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代际权力转变的反映。尽管，处于社会权力顶端的，仍旧是那些成熟而世故的“徐志森”们。

电视剧的结尾部分似乎要将这些构造全部消解：所有的人不过是在原地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家庭和情感：陆涛和夏琳结了婚，向南和杨晓芸又复婚了，华子也找到了新女友。陆涛和向南两对去登记的时候，民政局的室内背景赫然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纽带。但饶有意味的是：满腹生意经和人生智慧的徐志森还是成了反面教材，他生意成功却注定孤独终生。世俗意义上的中年成功者没有赢得观众的认同，而“自由的年轻奋斗者”却自愿投入家庭的港湾。这并不意味青年人选择与他们父辈的生活方式妥协，而只是说明空洞的“奋斗”本身不足以安顿人心。在庞大的社会系统面前，原子式的个体奋斗变得有些荒谬。但他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代际裂缝也已难弥合，皆大欢喜式的结局并未给人以通透清朗的预期：陆涛会是未来的徐志森吗？

《金婚》

2008年

用编年史的方式介入到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中，电视剧《金婚》不是唯一的，但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这部电视剧以编年体的形式，在一年又一年的社会变迁中，讲述了一对夫妻、一个大家庭50年的平凡生活。

故事主人公佟志与文丽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结婚。如同当代中国的许多家庭结构一样，这个婚姻的家庭结构，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佟志是一位普通的工厂技术员，文丽是位有些小知识分子情调的小学教师；佟志的老家在重庆乡下，而文丽则是不折不扣的北京城里人。在此后50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这对夫妻也和许许多多夫妻一样，在时代的沉浮中发生着各种类似的摩擦：婆媳关系，子女问题，当然也有中年危机……等等。而老年的佟志与文丽，虽然已经淡忘了自己婚姻中的诸多难题，却又不得不面对三个女儿不太幸运的婚姻生活，不得不面对小儿子早逝的沉重打击。在最后的日子里的相濡以沫，正是对两个人共同走过的坎坷人生的最后报答。

也许与中国无数家庭一样，这个家庭也是在无数次争吵与和解、出轨与悔悟、离别与团圆的轮回中上演了一幕幕的人生悲喜剧。这个家庭，也和无数中国家庭一样，遭遇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人生磨难。磕磕绊绊或许是家庭生活的常态，而子女的就业、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坎坷，又都是这个家庭无法淡忘的人生琐事。最终，支撑着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恰恰是传统的中国家庭伦理所建构的代际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已然不同于旧式大家庭的同心圆结构，而是一种近似于奥运五环的结构，它通过父母、姐妹、兄弟、邻里的各种关系，构建了一个大的家庭共同体，构造了人伦亲情的和谐与关爱；正是这个家庭的共同体，在每一个幸福的时刻，分享着亲情的快乐；也在每一次磨难面前，保护和关爱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有报道说，在《金婚》播出的一年时间内，离婚率有所下降。无论这个比例下降与《金婚》的播出之间是否有着因果关系，但《金婚》中所表达出的对家庭共同体的回归，也正说明了现在的人们，对夫妻生活中的矛盾，越来越渴望着宽容与理解；也越来越珍视家庭中的那看似琐碎的关爱与亲情。

《春草》

2008～2009年

作为改革后的一代中国农村女性，春草的命运既解构了主流话语的浪漫想象，但也准确把握住了改革开放带给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内在的精神动力。作为一个乡村女性，没有受过教育的春草无疑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这个处于最底层的女性，她那种要改变自己生活境况的冲动，折射出的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支撑着社会流动的根本动力。

《春草》的特殊性在于，不同于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个人奋斗的成功样板，春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她在街头叫卖花生，在医院当护工，在别人家里做保姆，等等。她短暂的辉煌，也不过就是在城市里租个店面卖手绣床单挣了一点钱；而后来在市场有了一个摊位，可以卖炒货、咸菜，就已经是她很理想的发家致富的方式了。在现实生活中，像这样一个底层女性，也绝对无法获得大众文化中的“成功”——这成功，无非意味着当老板，挣大钱。对春草来说，最重要的成功，就是成为“城里人”，就是让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女能够在城里上学，受教育——仅此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在《春草》中，春草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在向上挣扎着改变自己生活的艰苦过程中，又是以个人道德的完善为基本准则的。无论在何种困境中，春草都是以她最朴素的生存意志，以最朴素的道德要求，坚定地在城市中生活着。因此，在电视剧最后一集中，当春草在百般无奈中偷了老师家的一条金项链，当春草在老师家人的目光中，切去了自己的一根手指——不仅是在场的剧中人物，还有电视机前许许多多的观众都在这个让人出乎意料的场景前惊呆了。尽管编导在剧中还是给春草一个温暖的结局：一个从此不再好高骛远的丈夫，一个踏踏实实的小店，但许多观众仍然对于一刹那的道德损伤耿耿于怀。

春草的挣扎与奋斗，尽管很辛苦，但《春草》绝不是一部苦情戏，观众也并不是从春草的苦难中获得观赏的快感。春草是苦的，但绝不是悲的；春草的生活是充满了磨难的，但春草也始终是坚强和乐观的。《春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如同太多的流行电视剧一样，为我们塑造出同一类型、同一模板的成功者形象；《春草》的意义也就在于，它紧紧扣住了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挣扎的动力。在春草这个倔强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无疑可以看到，改革带来的繁荣，并不是奠定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功者的基础之上；而无数个如春草一样，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激活了各个角落普遍活力的普通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

《潜伏》

2009年

《潜伏》，是一部在后革命时代，力图重新对革命重新进行历史叙事的电视剧。作品借谍战故事的题材，讲述了以革命作为核心观念的政治社会的变革。故事围绕着余则成从一名军统特工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过程展开，围绕着余则成和三个女人——一个是引他走向革命的左蓝，一个是和他扮成假夫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翠平，一个是小知识分子晚秋——之间的情感与生活次第展开。

作为一部“红色电视剧”，《潜伏》在2009年掀起了波澜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而围绕着这部电视剧的种种诠释，也成为2009年中国电视剧文化的一个独特景观。《潜伏》突破了旧有的革命主旋律影视剧的桎梏。一方面，它没有简单地把一方妖魔化：该剧中的国民党特工的形象，从马奎到李涯，一直是作为余则成的高级对手存在的。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将另一方神圣化。在叙述余则成的故事脉络中，该剧精心构造了日常生活和谍战工作的两个维度，并且通过地下工作的特殊性，把这两个维度适度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历史重述手法，成功地将革命、道义与信仰三个宏大主题，包含在一对潜伏于敌方阵营的夫妇的生活之中。其中有爱情，有阴谋，有奉献，也有种种贪腐和算计。

如同大多数的流行作品一样，《潜伏》也会直接在生活的浅层和当下状况相呼应。《潜伏》在热播之后，经常会和当下流行的话题相碰撞：比如“办公室政治”。但《潜伏》带来的更深层“潜伏”效应，却并不那么简单。一方面，在余则成的潜伏行动中，日常生活几乎和谍战工作同样重要。但是，与以往的叙述不同的是，《潜伏》不再是将日常生活和信仰这样来自精神世界的命题对立起来。在《潜伏》中，恰恰是信仰逐渐地在日常生活中显露了它的“自然面貌”。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说，《潜伏》在有意无意之间，呼应了人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某种情绪：人们已经逐渐相信，像“信仰”这样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并不只是意识形态塑造的虚假想象，它也的确就在日常生活中潜存着。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信仰的建设过程中，在余则成、左蓝、翠平、罗掌柜等一个个为了坚守信仰放弃生命，掩藏情感的美丽生命的关照下，这信仰的真挚与纯洁，恰恰又在检讨着我们如今的处境，检讨着在我们这个经过革命的社会中恣肆着的种种腐败与不堪。正是这二者之间某种暧昧的紧张关系，恰好激发了“潜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思考。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