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乡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相同的职级享受相同的待遇。在乡村财力脆弱的地方，建议将乡村干部的工资、福利、保险等纳入上级财政预算范围。只有当工资等待遇有了保障，乡村干部才能尽心尽职不辱使命，才能硬起腰板做好基层工作的“守土有责”。

    第三，将乡村干部与机关干部纳入相同的考核范围；尝试让农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使用。如此交流互动，可以让乡村基层成为机关干部锻炼的“大课堂”，又可以让脱颖而出的乡村干部进城、进机关甚至得到破格使用，从而带动走活城市与乡村干部使用的“城乡统筹一盘棋”！

    如此“三同”或许能成为解决乡村干部之痛的一道良药。（朱芸锋）

    张教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遭到读者质疑。华中科技大学的何绍辉认为，对乡村基层干部的真实处境还需要更客观一些，将基层干部“弱势化”的做法或许与将其“妖魔化”的做法一样有碍于我们对乡村基层干部群体的正确认知与理解——

    切莫“弱势化”乡村基层干部

    在税费时代，乡村基层干部作为“三要”（要粮、要钱、要命）的执行者，直面普通百姓，难免产生各种矛盾与纠纷。尤其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乡村基层干部充当了“恶”的代言人。此外，在税费征收、提取收取、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中，乡村干部也往往因为要直面普通百姓，“恶”的形象也有所体现。因此，基层干部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有些人“妖魔化”，认为其是农民的最大敌人。这不仅否决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成绩，也给其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刺激，这确实需要理解。

    但是，笔者对张教授“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的说法有不同认识：

    其一，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群体，但不“弱”。全国有4万个乡镇、70万个建制村，以每个乡镇平均50名工作人员、每个建制村5名村干部计算，全国基层干部总数至少有500余万，如此庞大规模的乡村基层干部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当然，这还不包括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小组长等等乡土精英）。但这一群体其实并不弱，因为他们至少还占有“体制”的资源、拥有“体制”的身份，即使这种资源和身份不能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但也足以使其体面地生活。

    其二，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并非“绝对”。或许，相比市县干部而言，乡村基层干部确实“很弱”，他们经常要接受上面分压下来的任务和压力，自己却再也无法转移出去。同时，相比乡村社会的某些“刁民”而言，乡村基层干部可能也显得弱，受规则约束的他们在蛮横的“刁民”、混混、地痞和无赖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任人宰割。但是，乡村基层干部相比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他们却并不弱。

    总之，乡村基层干部确实需要给以理解，给予关怀，但也不可将其简单“弱势化”。将基层干部“弱势化”的做法或许与将其“妖魔化”的做法一样有碍于我们对乡村基层干部群体的正确认知与理解。（何绍辉）

    赞同也好，质疑也罢，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毕竟已然摆在我们面前：究竟该怎样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重要作用？怎样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尴尬处境？他们已经奉献了昨日的青春年华，正在面对今天的酸甜苦辣，他们能看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明天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调研、更多的思考、更冷静客观的判断。

    ——原载《乡镇论坛》2010年第3期

    我心目中的乡村干部

    卫文武

    阅罢张新光先生发表在《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我的心头不由得为之一震，几乎要为乡村干部掬一把同情泪。应该承认，张先生言之确凿，知情达理，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但冲动过后，我还是要和张先生唱唱反调，而且尽量以事实说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江南西道某农村，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跳出过所谓的“农门”，期间耳闻目睹的乡村干部事迹自然也很不少。事实上，我的父亲、大叔和大哥先后都担任过乡村干部，其结局果然都很不妙，但性质跟张先生所言截然不同。听说当年我父亲筹建初级社，几天工夫就搞掂，曾经轰动一时。但正因他处事果断、性格耿直，不幸遭到小人嫉妒、陷害，最终被贬敵回老家种地。而村里一个跟他同时参加工作、能力远不及他的同龄人，却官至公社书记，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那年月搞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政治运动色彩浓、风声紧，但四平八稳、乖巧之人，无论哪朝哪代、什么世道，照样都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

    大集体时代，农民的出路非常有限，没有一定的背景，不出点血，纵你有飞天本事，也休想脱颖而出。据我所知，历届基层干部鲜有不为个人、家族谋私利的，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就可以半脱产，手握一、二百号人的工分评定和物资分配大权，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大队、公社干部更是犹如“土皇帝”，一人在职，七亲八戚沾光，招工、招干、入伍、上大学，肥水不流外人田，别看他们平时道貌岸然，利益面前一点不含糊。

    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再后来撤社设乡，改队为村，乡村基层干部的权力确实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众多“仁人志士”竞相追逐的肥差美缺。我大哥这个老实人进入村委领导班子纯属戏剧，听说他某日晚归，路遇乡武装部部长醉卧冰天雪地，急忙出手相救，部长出于报恩，就把他提拔为民兵连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部长调离，每逢村里又人事变动，大哥必定首当其冲。奇怪的是，那些排挤、取代他的家伙总是暴亡的暴亡、法办的法办，大哥因而总是很快就能官复原位，并居然代理了一年村支书。

    一年代理期满，风云突变，这时乡里来了个贪财好色的书记，谁送礼就给谁职位，送的礼越厚就给的职位也越高，几乎把官场上那套讳莫如深的潜规则半公开化了。大哥缩头缩脑送了一只大公鸡，显然敌不过人家送的“小母鸡”，可怜他做村官将近二十年，疏懒了骨头吃馋了嘴，到头来落得个背井离乡，至今还在广东某建筑工地做小工。伺后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村霸、恶棍、二百五轮番亮相，真是一代不一代。大伙心知肚明，知道乡村干部都是些什么货色，威信自然大打折扣。

    张先生只知自己离开基层八年之后，当年的同事、部下相继倒下，殊不知，这漫长的八年时间，足以完成一个人的心理或生理从量到质的异变；更何况他的继任者和王山村村支书的死，均跟酗酒有关，一个死于某娱乐场所，一个死于交通事故，显然未得其所。而另外两位青年村支书的死和一位村支书的残，跟乡村干部沦为弱势群体并无必然的联系，勤苦不辛苦，比比农民种稻谷；危险不危险，比比矿工挖煤炭，他们的伤亡实在太平常了。相对来说，沙坪村村支书的死最为悲壮，因为他是在调解民事纠纷的过程中遇害的，算得上是因公牺牲，但行凶者敢冒杀人偿命的风险，铁了心要跟他同归于尽，难道就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

    长期以来，乡村干部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和当家人，并没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中央制定再好的政策，到基层往往成了一纸空文；政府给予再多的补助，到农民手里也等于零，严重离间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正如张先生坦言，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的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以前宽松多了、容易多了、平稳多了，但暴力抗争、越级上访事件不为所减，反有所增，说明农民对基层干部已经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表现出极端憎恨和不信任。张先生谈到，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跟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接班人”长期内耗互斗，农村基层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裂痕和对立，我不明白，他们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到底要对付谁？

    张先生还谈到乡村基层干部成年累月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粮”、“要命”、“要人”，很以为功，恰恰这“四要”正是油水最大的所在，也是最能激发他们干劲的所在。我有个同学之在乡政府当了二年驻片片长，竟在圫场上黄金地段盖起了一幢三层四间店面的楼房，开工前夕我亲耳听过他跟姐姐通电话，姐姐问他钱够不够？要不要借一点？他直截了当回答不要，差不多。——天晓得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一般人穷其毕生精力尚且无法实现的目标，他凭什么短短二年时间就轻而一举地实现了？此无它，借“四要”之名中饱私囊也。如今他虽然被辞退闲赋在家，但靠出租店面的租金就可保一家人衣食之忧。

    很明显，张先生是在登高望远，只拿县级以上干部作对比，而对平头百姓视若不见。同样是国家公务员，屁股挪一挪一窝儿，待遇就是二重天；同样是国家公民，只因分工不同，命运更是千差万别。张先生所谓的“乡村政治精英”们，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农民，乡村干部比上固然不足，但比下绝对绰绰有余……

    ——原载《扬州晚报》2010年2月21日“四望亭社会走笔”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