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实践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蓝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为社会多元条件下如何凝聚各方力量，进行了政治探索。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3.中国国家能力的优势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问：中国今天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经济模式究竟不同在哪里？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中央计划的，也不是国家所有的。中国75%的GDP来自非国有和私营经济。这跟西方没有区别。中国政府占GDP的开支不足20%，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低，也低于处于中国同样人均GDP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医疗都不再是免费，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模式真的有一种继续增长的魔力吗？ 波波夫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吗？》中写道，中西方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差异。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国家行政能力方面，尽管从人均GDP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国家行政能力看，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把中国跟今天的与中国人均GDP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比，或者把中国跟100年前与中国人均GDP相同的发达国家比，将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 国家行政能力又称国家制度能力，指的是政府实施政策与执法的能力。有很多主观的指数，如腐败、法制、行政效率等，被用来测量国家制度能力。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主观的指数具有偏见性，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运行状况。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客观指标应该是凶杀案与黑社会经济。坡伯甫通过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发现，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在2002年，中国每10万人凶杀案是3起，欧洲和日本是1—2起，美国是5起。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凶杀犯罪率。今天，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前苏联地区犯罪率高。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能力。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说，虽然“共产党一党专政”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但实际上这一“弱势”已经转变为“优势”。“优势”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通过支配土地、国民、企业、金融和市场等要素分配行使这一权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投入巨资让大型建筑公司、通信公司和铁路公司承建公共项目，以迅猛之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国家在决策之际必须通过议会进行磋商，而中国共产党无须经过这一程序。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可以保证政策得以迅速实施，其速度之快远非民主国家所及”。 波波夫认为，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成功了，而在苏联地区失败了？这是因为苏联地区在转型过程中破坏了国家制度能力———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保留了这份遗产。1979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政府。这个高效的政府是中国过去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的。比如，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北京政府在统治中国各地的执法和行政的效率超过秦始皇或者他之后的任何中国朝代与政府。在19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GDP的3%(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2%)。 在国民党政府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了GDP的5%。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留下的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20%。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影子经济几乎不存在。1985年透明国际估计，中国的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 同样的是，中国不法的影子经济不到中国GDP的17%，低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 在发展中国家，影子经济占GDP的40%，甚至60%，比如越南、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4.“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的新路，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年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政府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 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作者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 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重庆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30年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市场完全自由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成功了。但是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虽然西方的政体在这些国家成功了，但是，经济没有上去，民生倒退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掌握世界的未来权力；承认西方价值的普适性；弱小国家要向西方借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西方，如实行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为西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这是一种过时的西方至上情结。华盛顿共识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秘鲁、苏丹、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华盛顿共识带来了食品、能源的价格飞涨，引发群众的暴力抗议。结果，军警残酷镇压。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个范式，中国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择。 从这一点上看，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具有全球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普适的钥匙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减少政府赤字，这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 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国家在启蒙的旗帜下，到非洲和东方国家来，推行欧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而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好处。同样，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重庆提供的经验是，国企的红利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建公租房的资金来源，把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民心。民生质量指数和人民尊严指数高了，群体上访和社会抗议压力就小了。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5.2亿吨，是1949年的4倍；猪牛羊肉5300万吨，增长了6倍；水果1.9亿吨，人均达 2010年6月，盖洛普公布2009年全球民生指数为，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美国2009年民众受尊重比例为89%，加拿大和墨西哥比例为93%。怀默霆最近出版了《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怀默霆2004年对中国的普通百姓展开了一个系统的全国性调查，直接问他们对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人感受：中国公民对当前的不平等越来越愤怒了吗？改革时代的“失败者”，比如农民们是否特别生气？民粹的愤怒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不稳定吗？这项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比别国的公民，例如西方国家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态度更积极和乐观。 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9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三、在世界观念市场推销“重庆实践” 当前经济学家争论，如果还会发生经济奇迹，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在哪里发生？重庆实践所承载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或者是可持续性的吗？ 2010年6月《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的文章写道，“不存在人们热烈追求的中国模式这种东西”。“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事实证明可以经历长期考验的经济模式。” 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潮是，未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将发生在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这些鼓励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里。而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将会经历增长放缓或者进入不景气。 西方学者相信，一个鼓励科学和创业的国家，不论有没有平等，都会繁荣起来。因此，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将会成为未来世界领袖。威权国家仅仅是在追赶阶段取得快速增长，一旦一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这个国家不可能以拷贝别国发明来求得增长。这个国家只有鼓励自由的创业精神，只有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拥有一个民主的政权，才能持续增长。 但是，波波夫说，这种基于创新的增长还有赖于实证研究论证。至少通过考量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专利发明，发现这些国家都在超过或者快速赶上美国。中国国家专利局已经取代了欧洲专利局，成为世界上批准专利数的第四大专利局(世界四大专利局依次是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早在60年代，人们在讨论未来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有人下赌注说，将发生在自由、民主的印度和拉美国家；另有一些人说，将发生在中央集权和政府干预严重的东亚国家；甚至还有人说，将发生在共产党国家。波波夫说，“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但是，如果中国的国家能力在改革中逐渐被削弱，中国转型到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速增长将会结束。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模式将不再那么特别了”。 一个大国应该是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经济体系和军事实力方面都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家。 美国依然在竭力推行着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如果中国人自己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就很难影响世界。在苏联东欧解体后，学术界认为，中国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社会后，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最为淡漠和混乱的国家。 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社会各个阶层需要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尽快形成一种凝聚党和人民关系的新的认同和理想———建设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园。薄熙来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民生导向的重庆发展模式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 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正在探索着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实践不仅适合中国，更有望通过重庆经验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等各地的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模式”。通过深圳、浦东和重庆的经验，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欧洲的思想观念带进了国际观念市场。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思想观念和美国人编制的美国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重庆协调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探索的实践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 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正如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所说：“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大国，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发展前景提供的一个答案。”2003年，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在北京对中国商界领袖们说，“过去是属于欧洲的，现在是属于美国的，而未来是属于亚洲的。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奇迹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指路灯塔”。 重庆城乡统筹试点，和破解中国人格分裂难题是对世界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思想界和学界面临着一个知识转型的创新机遇。新的知识和观念将在科学发展观重庆的实践中挺拔而出。人们将以更多样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如果重庆的实践和奇迹真正能成为中国梦、巴基斯坦梦、尼泊尔梦、塞内加尔梦……人们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范式将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和新观念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新知识。 无论是重庆梦，还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上海浦东开发区早期的建设者赵启正说，“一个国家的梦必须由全体民众的梦组成，脱离了多数人的梦，国家的梦就成了空中阁楼，必然是不能实现的梦”。“五个重庆”编织的美妙世界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也是全世界许多人的梦想。这样的重庆梦和中国梦等于中国的软实力，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和相仿的力量，应该在国际观念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重庆故事和重庆梦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 重庆是邓小平走向世界的地方，今天的重庆正处在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 |
李希光、顾小琛：重庆梦与中国模式(3)
时间:2010-09-30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希光、顾小琛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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