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梦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重庆通过“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市民幸福感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六大实践破解了“中国双重人格难题”。重庆实践具体地深化了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认识，重新定义了现代性，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终结了“历史终结论”；重庆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数再造了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重庆协调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探索的实践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我们需要提出在国际观念市场上通过推销重庆梦、中国模式，向世界清晰地传达中国的理念和奋斗目标。

　　关键词：重庆梦 中国模式 科学发展观

　　95年前，16岁的邓小平怀揣中国梦从朝天门乘船驶向世界。今天，从夜上海到夜重庆，从重庆歌剧院到北京鸟巢，从朝天门到维多利亚湾，重庆正成为国强民富“中国模式”的实践范本。“重庆实践”作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作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生动展示，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普惠民生；既重视物质富裕，也关注精神丰富；既改善自然生态，也优化社会环境；展现出一幅科学发展的新图景，探索出一条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路径，传递了一个清新、动人、令人神往的重庆梦。

　　一、“重庆实践”破解“中国双重人格难题”

　　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负载着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市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这是她在书的“序言”中写的一句话。苏珊·舍克在书中还写道，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

　　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

　　面对这种“增长中的烦恼”，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农村的集合体，重庆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实验———在观念上、政策上、住房上彻底解决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格分裂”难题。

　　邓小平曾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治国模式。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标志着中国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今天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胆实践已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案例，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就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重庆实践不仅打破了华盛顿共识，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丰富了北京共识。重庆的成功经验打破了西方的定势思维：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廉价劳工论、国进民退论。一时间国际上给重庆模式贴上了各种标签：“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一个民本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

　　实践1：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

　　夕阳西下，小客轮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毛狗狗走出船舱，登上石梯坎，战战兢兢地投进了重庆城怀抱。来自乡下的年轻力壮的毛狗狗一无所有，孑然一身，从武陵山乡来到陌生的山城重庆，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然而毛狗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融入这个城市。毛狗狗是城市歧视、蔑视、役使和榨取的对象。

　　这是作家曾宪国最近发表的小说《门朝天开》的一幕。作者透过毛狗狗进城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揭示了城乡二元对立这一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工业化发展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大规模流动，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苑亿，届时中国人口将达到13.9亿，人口城镇化率超过缘园豫。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

　　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45%，与发达国家的7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这一城镇化过程中，将新建100万公里的铁路和2.8万公里的地铁线路；将建成170个大型公共运输系统，这是目前欧洲的两倍；总体竣工面积将达400亿平方米，这相当于每年建立两个芝加哥。预计，中国今后将会出现更多新型的中小城市。但最重要的是，任何发展都是为人服务的，整体社会医疗保障落后、教育发展不协调的局面指明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以人为本。西方观察家认为，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同于印度———没有产生贫民窟，但它面临着城市农民工日益强烈的不满，城市农民工仍是农村户口，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很多基本服务。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了问题。体格强壮的男女劳动力都离开了农村，剩下的只有孩子和老人。

　　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谋生，以他们的血汗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的所得与付出却不成比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城里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保障。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美国知识界有影响的《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报道重庆的文章中写道。据估计，每天有1200名来自农村的移民涌进重庆市。重庆市政府有一个“一小时经济圈”计划，政府将使200万农民在距离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范围的城市新区定居。

　　重庆市政府最近公布：到2012年，让300多万农民工、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薄熙来书记说，“重庆还有800万农民工，不少人在城里已生活了十来年，还有了第二代，却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里人同等待遇，这是个大问题。作为城乡统筹试验区，我们要在全国率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籍问题。”黄奇帆市长说，“如果到2020年，重庆的城市常住人口到70%，户籍人口只涨到了30%，二元结构照样存在，这是我们政府无能。”

　　重庆既是大都市，又是大农村。重庆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庆的东南和东北两翼地区，是大农村的集中地区。那里面积占重庆的三分之二，农业人口1230万，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在17个区县中，有15个是贫困区县。重庆市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都集中在“两翼”，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80%。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

　　重庆的官员认为，重庆发展落后主要在“两翼”，“两翼”发展落后主要在农村，农村发展落后主要在农民收入不高。“两翼”农村和山区、库区的脱贫致富是重庆改善民生的难点。

　　重庆统筹城乡从“最不发达板块”开始着力。近3年，“两翼”农民人均一年增长300元。

　　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农民人均纯收入要由2009年的3903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按照这个计划，今后3年内95豫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而不是户均增收万元。

　　根据重庆的计划，10年后，重庆要把农村人口减少一半，让这一半成为城市人。重庆将通过建设大城市带起一个大城市群，再带着一个农村，形成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为此，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要超过75%，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要超过60%。

　　实践2：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

　　飞机冲破云霞，即将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畔的重庆呈现在眼前：随处可见高耸的吊车，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那些在建的高楼中，就有专门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外来移民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准备的安居之所。

　　对于中国数千万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买房是他们过上现代中产生活梦想的核心环节。年轻的中国男性社会压力最大。房价一路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人。假如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那么他们很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中分到了房子，这让他们在住宅市场里有了立足之地。但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觉得房价太高了。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评论说，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抗议。但是，“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薄熙来一语道出了重庆理念的根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重中之重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会有30%中低收入群众，他们既买不起商品房，也无法被廉租房覆盖。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目前在全国已经全面推开。

　　幸福生活，首先要住有所居。居无定所，穷困潦倒，住得没有尊严，就更谈不上幸福。

　　住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活得有尊严？曾经，一个生活在大城市、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或农民工，根本无法想象在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配套齐备的居民社区安居乐业。

　　但重庆首创的大规模兴建公租房，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黄奇帆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分配房，优点是公平，缺点是不够。最近20年，我们搞住房商品化改革，但是几乎完全是市场供应的模式，住房条件改善的同时，伴生了城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买不起房，老百姓有意见。”

　　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公租房不分城乡、市内外差别，没有户籍门槛，只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请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公租房与商品房无差别“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场同类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平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元，低保户只付50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

　　实际上，公租房与建设“宜居重庆”理念一脉相承，都是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过去两年，重庆一直努力使城市居民6.5万年家庭收入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

　　实践3：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

　　12岁的刘敏是重庆贫困地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小学六年级学生。提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小姑娘表情生疏。由于父母长年在福建打工，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见过爸爸两次、妈妈三次，更多的时间是跟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像刘敏这样的留守儿童。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万，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抽样调查的外出打工家庭子女中，有46%的学习成绩较差，42%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2%的学习成绩优秀。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方面，留守儿童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有些孩子变得任性、自私或性格孤僻；由于监护人的过分溺爱、娇惯和放任，部分孩子变得难以管教，有的经常逃学，光顾电子游戏室，有的喜欢打架、抽烟喝酒，有的甚至小偷小摸。

　　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预测，20世纪愿园年代以后出生的“愿园后”人口成为未来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农民工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资的代价。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社会经济发展支付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未来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

　　未来进城的5亿农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今天的留守儿童。

　　但是，这样一代留守儿童不被社会所看好。如果这些儿童不能健康成长，他们若干年后，或者继续父母的廉价劳动工作，或者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农村的新一代流动人口比他们的父辈对生活和城市有了更多的期望。他们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比父辈所梦想的还要多，比如他们要求体面的劳动、体面的工资。这与他们的父辈继承的中国人的“吃苦”精神成为对比。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吃苦”的能力，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够挺过20世纪贫穷的境况。

　　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代新工人，是在较为普遍的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在像重庆贫穷的山区和乡下，他们的“吃苦”精神也大大减弱了。20年前，在城里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主要目标是往贫困的农村老家寄钱。而如今，80后、90后的农民工通过上网，增长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这一代新的农民工把到城里打工看作个人事业的一部分，是迈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当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判若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世纪的人。新工人们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与城里人一样，期待获得快乐、体面、高薪的工作。“这个现象可能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

　　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重庆市妇联2009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岁农村未成年人440万，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比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推算的146.47万人增加了88.53万人，增长60%。

　　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万人。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建和改造200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09年，重庆市预算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6.7亿元，免除了360.6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8.96万农村学校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对43万贫困女童实行“零收费”入学，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解决。从2009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亿元，免除5.7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

　　按重庆计划将兴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学校，同时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实践4：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2010年年初，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到重庆调研后，他感慨，“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早在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警告说，“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报告指出，如果对经济增长不进行正确管理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五种不好的后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长(jobless)、没有民主参与的增长(voiceless)、贫困没有减少的增长(ruthless)、文化没有丰富的增长(rootless)、环境不友好的增长(futureless)。为此，他们建议，经济增长只有通过两个途径对减少贫困做出贡献：解决就业以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并用来降低国民在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

　　在2010年中央西部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说，“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践中，我们积累了重要经验，得到了宝贵启示，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些重要经验和宝贵启示，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一定要深刻认识和充分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重庆通过其规划的民生幸福指数———五个重庆、10件民生大事，力图彻底改变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薄熙来说，“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因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的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所以，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只要高度重视、且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

(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