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危险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穷人医疗保障的缺失、危及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正在引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抗议。苏珊·舍克认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短路。”重庆学者苏伟也提醒，应该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抗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颇为头疼。

　　但过去两年，重庆的上访人员却逐渐减少，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也分别下降40%、49%。这得益于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2009年，重庆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出发，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大下访，组织20万名干部深入基层排查化解信访积案，走访群众89万人次，投入资金49亿元，解决了近10万个历史积案。听了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的故事后，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的卡基大使说道，“我看到了延安时代的那种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重新捡起了群众路线这最重要的法宝。”

　　2009年以来，重庆开展打黑除恶，清除了一大批盘踞在关系百姓生活各行各业的黑恶势力，大大增加了民众的安全感。重庆还首创校警制度，改革“交巡警”。现在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如果校园安全不能保障，无数家庭会心忧牵挂。重庆采取治本之策，政府拿出12个亿，向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派遣校警和保安，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校警体制。为增加市民安全感，重庆今年还进行了“交巡合一”的重大改革，主城建立500个交巡警平台，让老百姓出门可见警，为百姓提供24小时安全保障。2008年6月以来，重庆还开展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延安时代的红色经典歌曲重新回荡在重庆城。

　　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和打黑除恶不仅神奇地解决了过去频发的群体上访和群体抗议事件，更凸显了党是在为民执政。薄熙来引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关键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评价党的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由谁来认可和评判呢？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最有资格。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说明，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

　　实践5：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1996年，路透社记者来到重庆采访。他在报道的开头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

　　长江流经重庆境内600公里，江的两岸是云雾缭绕的大山。江水水气弥漫生雾，重庆被称为“雾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工业迅速发展，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烟粉尘与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难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黄褐色的浓雾包裹。

　　雨天害怕酸雨，出门一定得打伞，城市中弥漫的浮尘让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门，穿皮鞋出去一会儿就沾满尘埃。

　　2008年8月19日重庆市拉开了“森林重庆”建设大幕。重庆相继实施城市、农村、通道水系和长江两岸五大森林工程。仿佛一夜间，主干道、背街小巷就披上了绿装。

　　雨水在重庆主城的彩云湖上溅起一圈圈的小小涟漪，空气中流动着干净清爽的花草香气。“完全没想到，桃花溪也有改头换面的一天。”居民刘珲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彩云湖是重庆主城第一个湿地公园。而它的前身桃花溪是出了名的臭水沟。在附近住了七年，曾被桃花溪的漫天臭气熏得无处可躲，但今天在公园里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成了刘晖每个周末的不变安排。

　　重庆正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拆迁的区域，有一半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会变成绿地和公园，供刘晖这样的普通市民休闲和散步。预计到2012年，主城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将达到38豫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45豫以上，人均公园绿地达到12平方米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7平方米以上。

　　重庆已建的40多个城市公园，不仅增加了城市公共绿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它们还用花样百出的主题，让市民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在江北区，有全国最大的桂花专类园鸿恩寺公园；在江北区，有浓郁欧式园林风格的江北嘴CBD中央公园；在大渡口，有以中华美德为主题的大渡口区中华美德公园；在巴南区，有以讲述巴人的发展史为主题的巴南区文化公园。

　　从2005年起，重庆开始实施“蓝天行动”，在主城九区范围内控制扬尘污染、燃煤及粉烟尘污染、机动车污染等数千个污染源。同时，逐步淘汰一批能耗高、污染重的生产设备，对污染较重的企业实施搬迁。从2005年的256天，到2006年的260天，再到2007年的274天、2008年的290天、2009年的303天，“蓝天”目标的天数在过去的基础上，一年比一年多。

　　2008年，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

　　“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800万亩，多释放氧气1000多万吨。去年，全国44个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重庆得分第一。“畅通重庆”使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过去两年，重庆新建塑胶运动场359片，120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炼场所。

　　“宜居重庆”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这正印证了薄熙来所说的，“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最近重庆市委做出的用两年半时间干好10件民生大事，其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

　　实践6：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

　　夜幕降临，罗伯特·德里法斯望着窗外霓虹灯映照的城市夜空，看上去跟拉斯维加斯一样光彩亮丽，让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顿然失色。“我今天是在中国腹地的土地广袤的大城市重庆写稿。重庆是通向中国西部的门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3200万人口。”今天的重庆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世界应该拥抱她？还是畏惧她？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2009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

　　《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去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万人口，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

　　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而此时，这座拥有庞大人口、充满活力的山城重庆，却在中国西部内陆迅速腾飞，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到重庆后感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

　　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当整个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为“保8”艰难奋战时，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

　　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

　　重庆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民生经济所启动的内需增长模式，将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与质量。以重庆为试点的城乡统筹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力。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包括以满足民生需求的社会教育、医疗保障、环境生态。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东部始。当世界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大超越的奥秘，思考什么是“中国道路”时，中国正在以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总结西部的十年开发历程，思考它的下一个十年，丰富“中国道路”的内涵。胡锦涛说，“坚持为民谋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社会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

　　重庆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了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多赢。在重庆，国有资本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为使命，同时也在服务改善民生过程中发展壮大。如公租房建设，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政府既不需投入太多资金，没有财政负担，同时还创造了一大笔优质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创新的举措源于创新的思维。薄熙来提出，现代经济就是智慧经济，重庆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哲学，多掌握一些辩证法。黄奇帆强调“一定要转变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因为，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在中国国企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国企改革能保值增值就行了，一般不会考虑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中的战略意义。一般也认为，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是对立的，但重庆开创了一些先例，使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过去六年，重庆国有资产总值增加了6倍，同时民营经济也是西部12省中最发达的。在重庆，正是由于国资发展壮大，使得社会可以减轻税收负担。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把“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模式称为“民本社会主义”。

　　重庆，找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佳共融点，创造了一个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这是一种超越东西方旧有模式的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经济生态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当下，发展微型经济，不仅合乎经济规律，而且是破解诸多难题，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

　　二、“重庆实践”深化、丰富了“中国模式”

　　1.多元的现代性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

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华志健的《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华志健的观点是，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

　　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更好的获胜机会。”

　　从重庆实践，到中国未来的创新与变革，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建立一个人类共享的价值体系，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市情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思路，探寻自己的发展路径。

　　西方评论家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事实上，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重庆实践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2.民生幸福指数再造制度优越性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挖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是在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对于共产党执政的态度，不应成为西方流行标签和流行意识形态的囚徒。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江泽民说，“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2010年两会报告上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持续增长2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

　　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控制来获得社会支持，如铁饭碗制度、户籍制、住房分配制、国有企业制。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人们自由流动加速，不再靠政府去找工作。今天，约4/5的中国人住自己的房子，约3/4的中国人在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就业，而党在这些领域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潜在和半公开地出现了高举西方普世价值旗帜的反对派。党和政府需要经常面对间接或半公开的失业工人、受压的农民和学生运动引发的社会抗议和群体事件。

　　西方常常用民主和非民主简单地划分这个世界。在其政治理念中，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搞了选票民主，而并不考虑民生的幸福感。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不是选票民主，西方有学者认为，以德治国的政府靠的是德，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的形象、声誉和口碑。重庆的做法是，一切为百姓着想，通过建好“五个重庆”，做好10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财政，促进百姓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营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必然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如2009年重庆民生占财政支出达到51.7%，集中投入到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薄熙来在2010年6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现在重中之重是解决住房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给中低收入的群众盖房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井冈山、长征、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不仅是中华。

　　重庆不仅要建内陆开放高地，也要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在群众心中点亮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唱红”继承延安、红岩精神，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唱红打黑”强调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不仅是维护经济权利，还要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重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通过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当前，对共产党执政最大的不满是腐败和房价。重庆打黑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重庆的打黑行动表明，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

　　打黑除恶不仅对于百姓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进一步诠释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义。(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