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4)

如果不触及到这个层面，鲁迅只能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思想史上的一个例证，或者读者心目中的一个道德形象，但这都远远不够。我说是要从国际现代主义的平台去读，这只是一个说法，只是强调鲁迅非历史的、文学的、同时是政治的鲁迅。因为现代派本身在自己的审美乌托邦的意义上，它是反历史的。我有时用尼采、或者说德曼的尼采，无非是借助这个相对清晰的形象来把描述一个还非常隐晦的主体空间。

比如我们看鲁迅笔下的记忆和遗忘。记忆是历史的，但是遗忘却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它最终指向一个虚无或虚无主义的问题，所以鲁迅的回忆也是一种克服虚无主义的哲学斗争。鲁迅忆刘和珍君也好，忆韦素园也好，忆柔石也好，最终他谈的不是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个经历，而是要通过这些记忆的鳞片潜入忘却的深度中去。只有这样，在虚无的深渊之中，记忆才获得了它的真正的内容和实质。如果我们在今天的阅读中沿用80年代那套语言，我们也许能说鲁迅写作中有一种超验的东西，有一种孤零零的精神的内在性，它与虚无为邻、以虚无为其内在实质的存在方式，让它对一种新人（超人）始终抱有热情的、乌托邦式的期待。这使鲁迅摆脱了种种因为对虚无和超人道德的恐惧而被发明出来的小形式、小做派、小政治，小党派，让他摆脱了文学流派的争论和“伟大文学作品”的诱惑，甚至摆脱了“中国”的诱惑，而专注于某种具体的超验性。鲁迅是有一点彼岸性的。鲁迅死后棺木上被盖上了“民族魂”的旗帜，但这个民族魂常常是游荡在“中国气”氛围之外的游魂和厉鬼。与鲁迅相比，周作人倒是非常中国气的。鲁迅身上有一点过于欧化的东西，或者说受日本的影响太深，或者干脆说他更像一个古人，比如一个魏晋人。这一切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鲁迅对他的敌手“一个也不宽恕”，历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常常同他的直接环境扭打成一团，但他内心是孤傲的、超脱的、心不在焉的，因为他真正始终如一地凝视着的东西只有虚无，只有未来—这是对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乌托邦式的克服。他向往着远方的人们，因为他实际上不屑于跟眼前的人们活在同一个人间。

80年代的鲁迅研究者要往往忍不住要去鲁迅那里寻找道德的、心理的、精神的的确定性，也就是说，想找一个比我们自己高明的、可靠的鲁迅。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批评语言和理论语言，通过重读鲁迅的文本，重新去建立文学、批评、政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和时代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最终回到自己。只有从我们自己出发，我们才可能提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通过重读鲁迅，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文”的种种可能性定义：包括文字的文，文章的文，文人的文，文学的文，文明的文，包括杂文写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单篇写作、编年、合集乃至直想象性“诗史”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通过我们今天重新定义文学概念的迫切需要，鲁迅的写作又一次向我们打开了它的文学本体论空间，它不但包含新文学内部的争论，还整个牵扯到新文学和传统的关系、白话和古文的关系、中国文学同西洋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是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但如果我们只从当今有关“纯文学”的种种意识形态定义出发，往往接触不到这样的源头性问题。

朱羽：虽然您谈的是鲁迅，但有一个指向，是建构一个文的、或者说写作的本体论。如果不从本体论这个层面上来界定的话，无法凸显出文学的强度。或者说已经有很多关于文或文学的中介了，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基础。但是也会有一些质疑。比如联系到竹内好关于鲁迅及其文学的看法。您的谈论方式虽然和竹内好不是很一样，但是竹内好也强调鲁迅是首先个文学者，不是思想家。竹内好这一整套谈鲁迅的方式，其实也是意图将鲁迅的写作，建立为一个类似于本体论性的东西。这样，有一种质疑就会觉得这样谈是否过于抽象，脱语境化了。

张旭东：竹内好我很欣赏，觉得他谈鲁迅确实比大部分人谈得有意思。但是竹内好的局限也很明显。他的“文学”和“文人”概念，最终没有摆脱日本浪漫派的阴影，带有某种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生命”的幻想，以此来同西洋的现代性对抗。而鲁迅的写作是从古代和现代的共享的虚无主义深渊中翻滚出来的---对于这种存在的斗争，东方西方并不构成问题的基本方面。竹内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看到了鲁迅写作的内在气质同中国革命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这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鲁迅和重新理解中国革命，都有启发性。

日本鲁迅研究的水准很高，但对鲁迅写作的主体部分即杂文的把握却比较欠缺，至少我目前还没看到有力度的分析。中文世界里讨论鲁迅杂文的文章多如牛毛，但绝大部分却没有碰到问题的实质和内核。但重读鲁迅必须把鲁迅的杂文写作放在他文学实践和文学理念的中心，因为杂文不仅在量上是鲁迅写作的主体，而且在质的强度上，具有独一无二力量，把我们从一个常规的“文学”概念带向一个不同凡响的“文”的概念，即作为文学本体论的存在的概念。而只有通过这个这个最泛的、最不纯、却同时持有文学的最低限度和最高强度的“文”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再去梳理作为次级概念的那个“文学”。

朱羽：可是比较多的质疑可能还是觉得您这样一种研究没有把历史带入的够深。这样一种谈法最后建构起来的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哲学式的言谈方式。但这个言谈方式怎么具体把历史给带进来。可能有一些学者会具体考虑鲁迅的“政治”，这个政治比如说会是鲁迅和左翼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关联。这种想法所担忧的是您这种哲学化的方式虽然主观上是令人震惊地重新建构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但是可能还是会落入去政治化的窠臼，还是把鲁迅建构为现代主义者的形象。

张旭东：我觉得不是这样。文学写作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或者说作为文学史、思想史材料，本身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并不是我们在“史”的意义上把它作为非文学性事实描述或叙述出来，它就天然地具有了“历史性”。历史写作本身需要一个政治性的基础，这个基础文学通过自身的方式可以达到，而用不着通过“史”的中介。我疑心当前文学研究界“史”的癖好本身是文学研究缺乏内在动力、问题意识和方法训练的结果。做“史”给人某种“学术”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材料的爬梳整理，感觉比较安稳，让人专业化学院分工体制觉得有事情可做，有东西可教，三四年里也可以弄出个成样子的东西。还一种可能性是眼下比较有想法的青年学生厌倦了文学研究领域里不读书、空洞、浮夸、印象是甚至玩票式的批评方式，主动选择“史”的路子，以期待在具体的材料中间、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发现问题，重新开始思想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近年来我在国内遇到的比较出色的青年学者，大体都属于后一类。

回到鲁迅问题上来，我认为“史”的因素极为重要，但它仍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那种使鲁迅称为成为鲁迅的东西，那种把我们不断带回到这个文本、这个形象、这种意识和写作的强度的东西，是不可能在文学空间的“外部研究”里找到答案的。把握鲁迅的写作当然要把它放在它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里，但这既不是我们阅读鲁迅的直接的、最初的条件－－我想这个直接、最初的条件应该是阅读鲁迅的作品；也不是理论化和分析性介入的最终条件。对于终极性的理论要求来说，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式，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写作相比，并没有等多的truth claim（真理性），而是处在同样的政治性话语场之中，更不用说它还不承担批评写作所必需承当的文本分析、形式批评、审美判断的责任，也就是说，它不具备特殊的进入文学空间内部的手段、方法和兴趣。

我们且不谈鲁迅小说、散文诗等“纯文学”作品，即便鲁迅的论文、杂文、政论文乃至书信日记，在“文”的世界里的含义同在“史”的世界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它需要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的意识和准备。鲁迅写作本身是一种“诗史”，但它通向“史”的途径是“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文”本身通过自己的文学本体论而具备了一种政治的逻辑，这种“文”的政治的逻辑同作为历史存在的鲁迅的政治性是有所不同的，对它的分析和阐述最终必须在文学空间内部去把握，而不是托付给史学材料。一个直接来自鲁迅写作的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是鲁迅的文字就其文学逻辑本身而言拒绝文学和政治、思想和政治、历史和政治的区别，同样也拒绝文学和历史、审美和历史、时代和历史的区别，但这种据觉得方式恰恰是强调文学不是政治，文学不是革命－－文学只是文学，但在文学的内部，它拒斥非政治性的文学观念。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从文学、思想、政治、经济等自律性领域直接达到的种种具体的历史的观念，“历史”本身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文学）高于历史，比历史更富有“哲理”的原因。并不是把一切还原到历史，还原到一些事件、流派、人物、还原到种种瞬间的冲突，我们就能抽出身来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做安全而正直的学问。这恰恰是对历史概念本身的非政治化理解，是把历史变成了实证的历史科学意义上的东西。但这只不过是在学科意义上，把冲突领域从这里搬到那里，并没有为理解和把握这些冲突和矛盾带来更多的、更深入的东西。历史本身也只有上升到概念、上升为理论，才达到它自身充分的政治性。

把文学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材料框架里抽出来重新变成批评的对象，目的是在文学和思想的空间内部重新把握它的形式强度和政治强度。比如08年夏天我们在北京的鲁迅读书班，讨论了鲁迅给徐懋庸的信，鲁迅和托派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本身只是历史材料的处理的问题。讨论鲁迅和党派政治的关系，本身其实没有政治性，因为它脱离了鲁迅写作实践自身的逻辑。鲁迅的政治归根结底不在于他同情延安还是同情托派，他是期待革命还是对中国前途不抱希望。鲁迅最终的政治只在他的写作里，甚至包含在他对政治的厌恶里，在他临死前写下的那些或感伤、或强硬的话，在于他的回忆的世界里的种种形象和声音的安排，在于他对生活的留恋。鲁迅的“遗嘱”里边可以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政治，但政治渗透在鲁迅的文字里面。假如果我们通过某种历史研究证明某种给共产党发出的信息或给文化左派下达的战斗指示，我们反而远离了那种内在于鲁迅写作的政治性，即那种通过确立文学的政治强度而确立起文学的形式强度的文学观念和实践。

朱羽：您通过鲁迅的写作，重新界定了文学，最后其实也是呼唤出怎么来看待文学，怎么来批评文学。因为有了新的文学概念，所以我们的批评相应也发生了变化。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就跟我们往常想的不一样了。文学批评重新获得了地位，因为批评以前可能是社会史分析，可能是思想史分析。

张旭东：我们在鲁迅研究领域里有语文赏析，有读后感，有时评，有传记研究、有学术史思想史钩沉，有资料汇编，有考据，有借题发挥，有指桑骂槐，有道德评判和心理分析，但唯独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像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卡夫卡、普鲁斯特的批评；像卢卡奇对歌德、巴尔扎克、托儿斯泰的批评，都同时借助文学形式的具体性打开了一个多重的形式空间、历史空间和哲学空间，在政治和审美两个方向上提出了总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个总体论的高度上，文学才能够“回归”历史。

朱羽：怎么生产出一种新的批评可能也是题中之义。鲁迅当然是一个具有独一性的作家。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作家都讲成鲁迅。但是可以从鲁迅的文学写作里面生产出一种批评方式。

张旭东：应该说是一种批评实践。重读鲁迅，也是一种对批评的可能性的探索。这是一种行动，而不单纯的理论问题。这不仅仅是批评方法的探索，也包含一个很古典的判断力的问题，包括广义上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

朱羽：价值判断主要处理好和坏，善和恶的问题，审美问题是处理美和丑的问题。

张旭东：文学批评虽然最终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的来源不限于文学作品本身，比方说它可以来源于批评家所出的时代。在文学批评的内核需要有一种审美判断或者说形式分析，它不用在善恶和真假这个意义上去下判断，它只对美丑问题和自律性的形式自由问题下判断。在这个范围里，文学批评是有它的特殊的本体论范畴的。比方说我们读鲁迅时不用去考虑鲁迅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为人民性还是精英主义；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上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不是要去造出一个唯美的鲁迅，而是说以文学批评的方式阅读鲁迅，一定要立足于鲁迅特殊的组织文字和组织经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在现实矛盾获得解决的时候，在文学层面上带来一种解决。这就和我们谈80年代一样。那时我们没有经济自由，但是已经有想象的自由了，80年代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审美化的时代。不接触鲁迅的文学本体论层面，就没有文学批评的鲁迅，反过来也就没有文学批评。

当然，并不是说要直面鲁迅文本，我们就真的能直面鲁迅文本，因为其实你直面的不是鲁迅文本，而是各种各样对于鲁迅的解释，各种各样的理论话语和概念性。所以批评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破解、瓦解、颠覆和辨析各种各样妨碍我们去接触到、把握到、领会到和欣赏到鲁迅文学本体论的那个东西。比方说，那种认为审美和政治是分开的，鲁迅的美文是文学，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这样至今很流行的看法。这样的东西，你就要在批评理论的层面上把它破除掉。这样你才能清理出一个批评的空间，才看能再一次看到批评的对象。又比如说，那种认为现代西方文学体制意义上的小说、抒情诗、美文、戏剧等是文学，而其他杂七杂八、零零碎碎的短制，如碑文、日记、书信、悼亡文等就不是文学的看法，这也许要破除。从国际性现代派文学体制出发来看鲁迅，不是要把鲁迅安插到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中去，而是启发人们在重读鲁迅时自觉地思考一种新的文学本体论的基础，在审美的瞬间捕捉政治，在政治的瞬间捕捉审美。比如卡夫卡的写作，在德勒兹的卡夫卡文学批评里面，就变成“小文学”的代表，这是现代派的极端形式对市民阶级主流文学形式和文学体制的颠覆。这是批评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理论上要去破解和颠覆偏见和俗见。

最后批评才能回到它的“本职工作”，那就是通过读解鲁迅的作品，向当代读者展示鲁迅作品内在的单纯性和复杂性，它的审美吸引力——aesthetic appeal，这是最高意义上的赏析。真正地“欣赏”鲁迅的文本，就要在种种流俗的、体制化的见解之外，把鲁迅写作中的经验同读者自身的经验结合起来。如以前我们读一遍《阿Q正传》，看到的只是中国农民的局限或“国民劣根性”，看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等等，那么我们就只看到了某种历史材料，而没有接触到这个文学文本。检验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能不能独立于种种“历史”的见解，发现文学作品里面有意思的东西，把它们的意蕴开掘出来，阐发出来。

朱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您的整个讨论，包括早期对于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研究，其实是没有正面地研究过49年到76年这段时期的文学、文化。但其实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一种缺场的在场。因为其实在您的论述里边，总会涉及到社会主义遗产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新人的问题。

张旭东：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那就是因为我还没准备好。在文化分析、文化批判和文化史的意义上反思毛泽东的中国，的确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挑战。

朱羽：这是不是关系到刚刚您谈到从鲁迅的写作中发展出一种批评的方式，可能这种批评的方式回应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不是一种很适合的方法。

张旭东：那倒也不一定。比如研究社会主义文学，首先要在批评内部打破所谓俗和雅的区分，美和丑的区分，政治和审美的区分。

朱羽：那恰恰这些是一种准备。

张旭东：如果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杂文里读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历史两方面的正当性，为此找到批评的说明辩护，那么这已经为处理49年到76年这段时期的文学实践做了一些准备。鲁迅的写作比其他更标准的左翼作家，比如茅盾和蒋光慈，更能为“新文学”同“共和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批评的基础。为一支军队战场上的胜利而写作，与为自己的同寂寞和黑暗的斗争而写作，两相比较，当然是为自己同寂寞和黑暗的斗争的写作更有政治性。当然我们这里谈的是文学本体论内部的政治张力，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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