浜下武志的创造性的研究也为一种以网络而不是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正是在这个网络视野的扩展中，那种过于稳定的朝贡贸易或中心-边缘架构本身也面临了新的挑战。正如浜下本人注意到的，在19世纪初期，中国的海外私人贸易网络成功地将官方的朝贡体系转化为私人贸易体系，这是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许宝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说，"当欧洲人在16世纪初来到东亚的时候曾试图与官方的朝贡体系联系起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但他们发现他们日渐依赖于广大的中国海外贸易网络，因而有意识地鼓励这种网络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官方朝贡体系仅仅是一个从未真正实现的有关控制的官方幻想，因为中国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增长的霸权和侵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官方朝贡体系，而是私人的中国海外贸易网络把东亚地区整合到内在相关的历史体系之中。"[77]按照他的论述，不是朝贡贸易，而是私人海外贸易（包括走私活动），构筑了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的更为重要的纽带。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条件下，东南亚的市场发展与其说是朝贡贸易的结果，毋宁说是打破朝贡体制的结果，走私、武装贩运和欧洲国家的贸易垄断构成了18-19世纪东南亚贸易形式的重要特点。[78]在这里，网络的历史演变也正是"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异的产物。

其次，在由朝贡网络结构起来的"海洋东亚"的图景中，亚洲内陆的历史联系及其变化明显地被置于从属的和边缘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西嶋定生对于"东亚世界"的描述与这一以朝贡网络结构而成的东亚世界做一个比较的话，后者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东部地域沿海、半岛及岛屿，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大致与当代日本学术界关注的"海洋亚洲"的范畴相吻合。浜下是在与欧洲中心的对抗之中形成自己的亚洲论述的，他的描述集中在贸易、白银流通等方面，描述的重心是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的历史联系，亦即主要通过海洋联系形成的贸易交往，从而这一叙述与欧洲资本主义论述中的经济主义逻辑和海洋理论框架有着呼应关系。在他后来的论述中，海洋理论作为一种近代性的理论越来越居于观察亚洲问题的中心地位，因为这一理论处理的是一种与近代条约体系完全一致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浜下以朝贡体系作为结构性的框架，但他明确地指出这一世界体系的基本规则必须修改，其基本的方向是建立以海洋为中心的、不同于西方贸易体系的新东亚体系。日本作为最早以平等贸易的条约体制向朝贡贸易体系挑战的海洋国家居于时代赋予的特殊地位。也正由于此，这一"具有自己的内在整体性的历史世界"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突出了文化、距离、海洋、政治结构在形成区域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时的重要性；但这一整体性的亚洲观对于在朝贡体系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大陆关系（中原与中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描述，对于海洋贸易圈的形成与大陆内部的动力的关系涉及甚少，对于早已渗透在亚洲内部的"西方"的显著存在未能提供更为清晰的勾勒。事实上，所谓"海洋时代"形成于欧洲工业革命、海洋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和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的条件之下，通过殖民主义和不平等贸易，"海洋时代"贬低大陆的历史联系和社会关系，使之从属于海洋霸权和由海洋通道连接的经济关系。

从中国历史的视野来看，西北、东北和中原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体制、人口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动力，即使在所谓"海洋时代"，内陆关系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对隋唐制度的论述及于（北）魏、（北）齐，梁、陈和（西）魏、周等三大渊源，并指出隋唐"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79]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等研究论述了隋唐以来的中国制度、人口和文化已经是欧亚大陆的多重文化渊源和制度渊源的产物。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曾以长城为"中心"描述出一个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亚洲大陆"，为我们理解历史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提供了极为不同的视野。按照他的"中心"概念，游牧和农耕两大社会实体在长城沿线形成了持久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反射或渗透到各自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80]这个作为"互为边疆"的"长城中心说"纠正了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那种以农耕为中心的片面叙述，进而与黄河中心的中国叙述，以及宋代以后的运河-江南中心的中国叙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历史叙述的中心转移除了与各时代的中心地位的移动有关，而且也还与观察历史变化的视野、尤其是观察历史变化的动力的视野相关。在拉铁摩尔的视野中，只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压力之下，中国历史内部的由北向南的运动路线才转向由南向北的运动路线，以致他用"前西方"与"后西方"的概念来描述亚洲大陆内部关系的转化。

在讨论亚洲大陆的内部运动时，"前西方"与"后西方"的区分也是过于简化的。随着满洲入主中原，中原地区的人口、经济、贸易和其他文化关系的大规模北迁即构成了重要的现象。在17、18世纪，这一由南往北的运动主要来源于清朝帝国内部的运动，而与西方没有多大的关系。1857年，马克思在讨论中国对海洋霸权国家的态度时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当西方国家用武力来扩展对华贸易的时候，俄国没有花费多少就获得了比任何一个参战国更多的好处，原因是俄国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却独享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内陆贸易，仅1852年买卖货物的总价值就达到了一千五百万美元，由于货物价格低廉，这一总价值所代表的实物贸易量是极为可观的。由于这种内陆贸易的增长，恰克图从一个普通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和边区首府，并与九百英里之外的北京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81]马克思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和《新的对华战争》、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中英、中法在沿海的冲突如何为俄国在内陆获得黑龙江流域的大块土地和利益创造了条件，预言俄国作为亚洲头等强国的崛起将"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82]批评英国媒体和内阁会议在公布中英条约内容时掩盖俄国在中国、阿富汗和中亚其他地区取得的更大的利益。如果我们把1905年日俄战争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20世纪中国与苏联的结盟与破裂放置在大陆与海洋关系的辩证法之中加以理解，那么，欧亚大陆的互动对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影响显然是极其巨大的历史存在。

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亚洲论集中在"经济关系方面"（尤其是以海洋为纽带的贸易网络），对于战争、革命和其他事件并未做出相应分析。孙文曾将华侨视为"中国革命之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海外网络（尤其日本、东南亚各国）对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影响，而这个海外网络与朝贡路线之间存在着重叠性的关系。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日本不仅成为流亡的改革者和第一代中国革命者往返逗留之地，而且也成为中国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正是在这个时代，一批日本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和改革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越南、马来亚、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檀香山等地的华人华侨及其社团不但为中国的改良和革命提供了物质资源，也为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特殊的活力，从而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社会运动网络。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个以海外周边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大陆扎下了根，进而为此后获得发展的政治革命、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这是沿海周边网络与内陆地区的互动在革命过程中的显现。

与此相应，大陆与海洋的联系与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洲战争的特点。在《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中，卡尔·施密特将"非正规地作战"的"游击队"置于政治思考的中心，进而将"游击队"视为与"国家以及军队的这种正规性质"相区别的"非正规力量"。"以往欧洲国际法的古典战争法中，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游击队的位置。游击队要么是一支轻装备、特别机动灵活、但属正规的不对，要么干脆作为可恶的罪犯被排除在法之外。" "游击队员不仅与海盗、也与科萨尔(Korsar)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正如陆地与海洋作为人类劳动和各民族间武力冲突的不同自然空间不可同日而语。陆地与海洋不仅发展出不同的作战手段和不同类型的战场，也形成了不同的战争，敌人和俘获的概念。只要我们星球上还可能存在着反殖民主义战争，游击队员就仍将是以陆战为特点的积极斗士。通过比较典型的海洋法形象和对空间方面的讨论，游击队员依托乡土的品格会更加鲜明。" [83]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的外来压力从内陆转向了沿海，传统的战争形式由此发生了变化。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彻底摧毁了清朝的北洋海军，控制了东亚地区的制海权；但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华北战争爆发至中国的全面抗战形成，强大的日本军队却无法征服贫穷的和军事上落后的中国。战争结果当然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诸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从单一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日本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军事胜利却无法保障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和这一战争的特殊形态相关的：这个特殊形态就是正规作战与游击战、国家间战争与"人民战争"相互交织。与正规军队作战相互配合的是具有灵活性、非正规性和依托土地的品格的游击战争，后者与人民的普遍动员、高度的政治自觉的形成和清晰的敌我关系的界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族群复杂、地域广阔、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内陆地区，中国革命者将战争动员与革命动员综合起来，以独特的战争形式打破了欧洲国际法所确定的正规战争（国家间战争）概念，并为战后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奠定了完全不同于战前的基础。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内陆的山脉、河流、丛林、平原之上展开的，通过土地革命的深入，现代中国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的革命政党--将几代农民和他们的后代转化为革命和战争的主体，从而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格局。通过战争的洗礼和革命的动员，那个在欧洲视野中始终是落后、保守之象征的农业社会终于能够转化为能动的政治力量--革命建国、工业计划、城市发展和新型城乡关系的塑造均与这一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站在这个角度上重新理解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讨论，关于持久战和中国农民和农村在战争中的角色问题的理论，以及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许能够获得对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新理解。

从上述各个角度看，如何理解亚洲大陆与海洋时代的关系，如何理解亚洲的内在整体性与亚洲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联系的多样性，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单纯的海洋论视野无法解释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沿海地区与内地（尤其是西北）的深刻分化，以及沿海经济对于内陆经济的支配性，也无法解释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现代中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的动力，以及二十世纪中日战争的特殊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朝贡关系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它包含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礼仪和政治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由朝贡、贸易和移民造成的网络还为革命、战争和其他社会交往提供了各种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阐释朝贡关系的多重内涵，并从这一多重性中发现其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互重叠或相互冲突的部分，构成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第三，朝贡体系的论述是在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条约体系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克服的是早期论述中那种以民族-国家作为近代性动力的唯一条件的看法。然而，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二元论仍然是一种帝国-国家二元论的衍生形式。早在17世纪，清朝国家就已经以条约的形式在某些区域（如清俄边境）划定明确的边界、常设巡边军队、设定关税和贸易机制、对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行使主权，并与欧洲国家建立朝贡/条约关系，而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有这些要素都被视为民族-国家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清朝既是一个民族状况复杂的帝国，也是一个国家制度极为发达的政治实体，它的发达的朝贡网络同时也包含了条约关系。如果将国家与帝国、条约与朝贡放置在简单的对立关系中来理解清代社会，就会忽略这一历史中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相互重叠的过程，从而也无法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正是由于朝贡体系与国家体系具有某种复合关系，从而朝贡关系并不能单纯地被描述为一种等级化的中心/边缘关系。[84]在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承认还是否认东亚或中国是国家中心的还是朝贡体系的，而在于重新澄清不同的政治体的概念、不同的政治体的类型、不同的国家概念，而不至让国家概念完全被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所笼罩。朝贡体系与网络类型的研究主要以经济和贸易为中心，它所致力的是一种另类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研究，但朝贡体制涉及礼仪、政治、文化、内外关系和经济等等内容，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这是不应被忽略的。

如果朝贡体系是一种与近代欧洲主权国家不同的国家类型及其政治文化的产物，那么，我们就需要将问题放置在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的朝贡性质的比较关系之中重新解释朝贡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中国历史中的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例如，当清朝与欧洲国家展开跨越边界的贸易、政治和军事关系时，朝贡关系本身也正是国家关系的一种形式。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与清朝的关系既被称为朝贡关系，但也是实质上的外交关系或条约关系。浜下武志在划分朝贡类型时曾经指出过最接近于后来所谓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关系的"互市类型"，而在朝贡圈内部又有所谓朝贡-回赐的关系，这一关系或者是等价的，或者是回赐超过朝贡的价值，从而朝贡关系具有经济贸易往来与礼仪往来的双重性质。在这一情况下，礼仪形式上的不平等与实质上的对等关系、朝贡关系的礼仪性质和朝贡贸易的实质内容相互重叠。如果朝贡关系与国家关系的重叠构成了朝贡实践的一个内在的特点，我们是否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欧洲国家的内外关系，即不是将条约体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的形式，而是看作是各种力量和形式历史地相互作用的产物？例如，我们可以追问：19世纪英国与印度、北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朝贡关系还是条约关系？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以及苏联）与那些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同盟国"或"战略伙伴"之间是主权国家间关系还是朝贡关系？在鸦片战争时代，魏源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主要差别不是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差别，而是如下事实：中国并不依赖朝贡物品来支撑自身的经济，从而也没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将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与对外贸易直接关联起来，而英国本土的经济广泛地依赖它与北美、印度或其他殖民地区的贸易关系和朝贡品，从而英国经济内部存在着将国家体制与贸易关系直接连接起来的动力。如果说中国华商的海外贸易是一种"没有帝国的贸易"的话，那么，英国商人从事的则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85]西方列强为了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形式平等的合法主体，从而将欧洲基督教国家间或所谓"文明国家间"的国际法的主权概念运用于欧洲之外。如果按照"朝贡-条约"的规范性（或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构架解释清朝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冲突和甲午战争，势必遮盖19世纪发生在亚洲区域的权力关系的重大转变，进而用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为欧洲国际法的扩张主义提供掩饰。因此，在朝贡与条约、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前提之上，通过反转二者的关系来反击上述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很可能简化了亚洲内部的历史关系的复杂性。从这一视野出发，如何界定亚洲的"中心-周边"机制与欧洲的"国家"机制之间的既重叠又区别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亚洲的"近代"问题最终必须处理亚洲与欧洲殖民主义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宫崎市定就开始从广泛的交通关系中探讨"宋朝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深信"宋代以后近世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以东洋近世史的发展去探讨西洋近世史的时候。"[86]他的"东洋的近世"的论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思想"的重叠并没有掩盖这一论述中包含的洞见。在一种世界史的构架内，运河的开凿、都市的迁徙、香料和茶叶等商品在连接欧亚贸易网络上的功能、蒙古帝国扩张所带动的欧亚艺术和文化的交流等不仅改变了中国和亚洲社会的内部关系，而且也将欧洲和亚洲从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上内在地关联起来。[87]如果构成"亚洲的近代"的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从10-11世纪即已开始，那么，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究竟是平行的，还是相关联的呢？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回答说：亚洲和欧洲从13或14世纪以来就已经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我们在理解现代的发生时，必须从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世界体系的预设出发。[88]交通的意义不是将两个世界僵硬地捆在一起，而是如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

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罢。[89]

宫崎市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的范畴内部，他对亚洲与欧洲的交往关系的论述是单薄的；弗兰克的研究是经济主义和贸易主义的，几乎没有对欧洲社会内部的历史动力及其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说。在他们的海洋中心论的结构性叙述中，战争、突发事件和其他历史因素也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但这些叙述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重新叙述"世界历史"的可能性。

在这一互动的历史叙述中，"亚洲"观念的有效性反而削弱了，因为它既不是一个自足的实体，也不是一组自足的关系；它既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世界历史的起点，也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世界历史的终点。毋宁说，这样一个既非起点也非终点、既非自足的主体也非从属的客体的"亚洲"构成了重构"世界历史"的契机。如果需要修正"亚洲"观念的错误的话，那么，我们还必须重新检讨"欧洲"观念。套用列宁的语言来说，先进的欧洲到底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落后的亚洲又是怎样的历史关系的结果呢？社会内部的历史关系是重要的，但在长久的历史之中，不断伸展的区域互动关系对于一个社会内部的转变的作用又该如何估价呢？如果亚洲论述始终以一个自明的欧洲概念为背景，而不是深入到欧洲历史发展内部重新理解欧洲概念得以建构的动力，那么，亚洲论述就无法摆脱它的含混性。

结语：一个"世界历史"问题：亚洲、帝国、民族国家

上述叙述与其说证明了亚洲的自主性，毋宁说证明了亚洲概念的暧昧性和矛盾性：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我认为，在探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概念的生成历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暧昧性、矛盾性-它们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产物，从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首先，亚洲概念的提出始终与"现代"问题或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现代"问题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一概念中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张力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国家和跨国关系的双重依赖密切相关的。由于讨论围绕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等问题展开，从而亚洲社会的丰富的历史关系、制度形式、风俗习惯、文化构成都被组织在有关"现代性"的叙述之中，那些与这一"现代性"叙述缺乏联系的价值、制度和礼仪则被压抑到边缘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的同时，重新发掘那些被压抑的历史遗产--价值、制度、礼仪和经济关系等等，构成了重新思考欧洲"世界历史"的重要环节。

其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热衷于促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联系的主要动力，其主要表现如下：一，区域关系是国家关系的延伸：无论是马来西亚极力推动的亚洲论坛，还是韩国努力促进的东亚网络，以及东南亚联盟、上海六国等区域性组织，都是以发展经济交往或国家安全为轴心形成的国家关系。二，亚洲区域的主权建构过程始终没有完成：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的对峙局面，战后日本的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形式，都表明19世纪启动的民族主义进程仍然是支配东亚地区权力关系的重要方面。三，由于新的亚洲论述以形成针对全球一体化过程所造成的单极支配和动荡的保护性的和建设性的区域网络为取向，国家问题仍然居于亚洲问题的中心地位。亚洲想象常常诉诸一种含混的亚洲认同，但是，如果我们追问这一构想的制度和规则的前提，那么，民族-国家这一试图被超越的政治结构就会突显出来。因此，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处理民族解放运动的遗产（尊重主权、平等互信等等）和区域的传统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三，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民族-国家在亚洲想象中的支配性产生于近代欧洲所创造的基于帝国与民族-国家相互对立的二元论。这一二元论的历史含义是：民族-国家是唯一的现代政治形式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然而，这一二元论既简化了被归纳在"帝国"范畴内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多样性，也简化了各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多样性。现代东亚想象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基础，很少涉及亚洲区域的复杂的民族、区域和被覆盖在"帝国"范畴内的交往形式--如超国家的朝贡网络、移民网络等等。在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架构的条件下，亚洲传统的各种交往、共存的经验和制度形式是否能够提供超越民族-国家体制所带来的内外困境的可能性？

第四，亚洲作为一个范畴的总体性是在与欧洲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它的内部包含了各种异质的文化、宗教和其他社会因素。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制度差异看，亚洲并不存在建立欧盟式的超级国家的条件。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道教、袄教和儒教等等全部起源于我们称之为亚洲的这块占世界陆地五分之三、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陆，任何以单一性的文化来概括亚洲的方式都难以自圆其说。儒教主义的亚洲观甚至无法概括中国的文化构成，即使将亚洲概念收缩为东亚概念也无法回避东亚内部的文化多元性问题。新的亚洲想象必须把文化/政治的多元性与有关区域的政治/经济构架关联起来。文化的高度异质性并不表示亚洲内部无法形成一定的区域构架，它毋宁提醒我们：这样的一种构架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亚洲想象的两个可能方向是：一，汲取亚洲内部文化共存的制度经验，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和在亚洲区域内部发展出能够让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平等相处的新型模式；二，以区域性的联系为纽带，形成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以协调经济发展、化解利益冲突、弱化民族-国家体制的危险性。

第五，亚洲与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宗教、贸易、文化、军事和政治关系有着长远的、难以分割的历史联系，以民族-国家的内外模式描述亚洲或者将亚洲设想为一个放大的民族-国家同样是不适当的。亚洲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规定，而是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互动的结果；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洞悉"新帝国"内部的混乱和多样性，打破自明的欧洲概念，不仅是重构亚洲概念和欧洲概念的前提之一，而且也是突破"新帝国逻辑"的必由之路。

第六，如果说对于亚洲的文化潜力的挖掘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那么，亚洲概念的重构也是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亚洲想象所蕴含的共同感部分地来自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共同的从属地位，来自亚洲社会的民族自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解殖民运动。离开上述历史条件和历史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亚洲的现代含义，无法理解当代亚洲的分裂状态和战争危机的根源。人们把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视为"冷战"的结束，但在亚洲地区，"冷战"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新的衍生形式。然而，当代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不是由国家推动，就是由精英发起，亚洲地区的各种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等--对此漠不关心。这与20世纪汹涌澎湃的亚洲民族解放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终结，那么它们的碎片仍然应该是激发新的亚洲想象的重要源泉。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再次重申前面已经表达过的意思：亚洲问题不仅是亚洲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亚洲历史"的再思考既是对19世纪欧洲"世界历史"的重构，也是突破21世纪"新帝国"秩序及其逻辑的尝试。

(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