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社会凝聚力，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国内经济建设非但没有受到大影响，而且还迅速得到恢复。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抗美援朝不但不是像帝国主义者所妄想的那样，使我们在经济上不能恢复和发展；相反的，我们的人民经济事业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得到了促使迅速进步的动力。”[34] 抗美援朝促进而不是推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至今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近60年和平的环境。

　　（四）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强固了国防

　　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充分看到，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打赢现代化战争是极为困难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深有感触地表示，无论如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买飞机”，改善志愿军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战争期间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邓华，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从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指出：“朝鲜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没有必需的炮火既不能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击毁敌人的坦克；没有空军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击敌人的空军，掩护自己的战场。”[35] 1953年1月7日，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写的训词中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36]

　　抗美援朝现代战争实践的刺激，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在这场战争期间就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当时中国工业技术水平落后，自己不能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就决心从同中国签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苏联购买。中国经济贫穷，国家无力购买，就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人民，节衣缩食，增加生产，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仅1951年6月~1952年5月的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即捐献了可供购买3710架战斗机的钱款。人民空军在这场战争中迅速成长发展起来，其航空兵部队从1950年8月的一个混成旅共四个团110余架飞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底，发展到28个师共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三千余架，并且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形成了有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加强，地面炮兵装备了当时先进的苏式122和152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高射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只有16个城防团，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发展到五个野战高炮师、近70个野战高炮营和数十个城防高炮团。陆军（步兵）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变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有的军，都没有队属炮兵团和坦克团，步兵轻武器是所谓“万国牌”的杂色武器，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乎所有的军都在编制内有了军属炮兵团，有的还有军属坦克团和师属炮兵团，个别的师还编有自行火炮团，步兵轻武器统一换装苏式武器。装甲兵和工兵也有明显发展。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明显改善和加强，既为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又为1950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通过与苏联方面谈判，签订了用苏联贷款订购苏联装备的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至1954年底全部兑现。1954年和1955年，原驻中国安东（今丹东）、渖阳和大连地区的苏军撤回苏联时，中国又有选择地有偿接收这些苏军部队的大部分装备。还在苏联政府帮助下建设了国防工业基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中，即有41个是国防工业项目。到1950年代末，中国就建成了包括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一大批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先后仿制飞机、坦克成功。其间，决策研制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制定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8~1967年）规划纲要》。1964年10月~1970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首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第一颗氢弹爆炸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先后试验成功。1966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19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37]

　　此外，从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中央军委就在广东、福建沿海作了防范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军联合登陆进攻的军事部署，从上海到安东的整个海岸线选择要点部署了水雷和海岸炮。除在朝鲜战场的弧形防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外，从1952年下半年起，在辽东和胶东半岛部署海岸国防工事构筑，1954年起开始动工。从而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

　　这些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创造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00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志愿军角度归纳了如下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志愿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扬长避短，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志愿军指战员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证战争胜利，空前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钜大的作用，直至现在仍被广为传颂。

　　国内学术界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所失大于所得，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的人，对我所谈意义和影响的前两条不否认，但他们提出了他们认为的如下几个消极影响：一个是这场战争延缓了台湾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是恶化了中美关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第三个是严重影响或阻滞了中国经济建设。[38] 关于第三个所谓消极影响问题，我在谈意义的第三条已作了回答。这里谈谈怎么看待他们说的第一、第二两个消极影响问题。

　　其一，延缓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或朝鲜战争。

　　根据1943年12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8月的波茨坦公告，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已在事实上归还中国。但由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国当局一直觊觎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已先后制定了台湾由国际“托管”、“分离台湾”的预案和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法律”根据，为日后直接插手台湾问题埋下伏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国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宣传指示，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其实这更主要的是美国当局的一个策略，是在等待尘埃落定。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美国等待的“尘埃”已经落定，美国军方和国务院都认为杜鲁门的声明已经过时，必须进行修改，都主张对台湾问题不能撒手不管，必须迅速采取“激烈而强硬的立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于4月7日提交总统杜鲁门。这个文件的中心内容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把纯属内政事务的国家、民族统一运动，把代表社会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都视为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对自由世界的“侵犯”，美国都要迅速做出最激烈的反应，直至进行武装干预。杜鲁门完全同意这一文件，但落实这一文件的要求，则需大大增加国防预算，因而没有马上批准，而在等待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和为美国直接干涉台湾提供了一个时机和藉口。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正式抛了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入侵台湾和台湾海峡，公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统一祖国。

　　也就是说，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是美国的既定政策，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才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就是没有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台湾的作战，美国也会立即进行军事干预，中国也不见得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

　　事实上，是美国对台湾的侵略在先，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后，延缓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因为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造成的。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干预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的长期紧张对峙局势，造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

　　其二，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和中美关系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操纵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美国联合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这大大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就是说，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和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继续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孤立的政策，不完全是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场战争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对外交往，相反，则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了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本身，也有抗美援朝战争积极因素的影响。

五、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强弱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有哪些经验？关于这个问题在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成果中已作了充分总结。这里只谈如下四点。

第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39] 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强弱优劣如此悬殊的条件，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指导及志愿军总部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包括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从支援朝鲜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出发适时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保证战争胜利进行全面筹划和部署；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场指导方针；扬长避短，避强击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根据自身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难以克服的弱点予以打击等。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战略指导，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打出了美国军政当局所不预，打得美国军政当局不知所措的有利战争态势。在战场上，尽管美国的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志愿军称为“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彭德怀“是一位战术专家”。[40]

第二，尽力加强和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提高作战能力和水平。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1] 志愿军在战争中遇到的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给养的问题，都是因为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造成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始终高度重视志愿军武器装备的加强和改善，以提高志愿军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从组建东北边防军开始，就从国内其他部队中抽调武器装备，以使边防军按作战编制配齐，并抽调一些炮兵（含高射炮兵）、汽车部队编入东北边防军。决策出兵时，又派周恩来同苏联领导人谈武器装备援助问题。出兵后，随着这些武器装备到达，则突击组建装甲兵作战部队，扩建空军和炮兵（含高炮）作战部队，还通过协商，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朝鲜境内清川江以北两条铁路线的运输。组织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捐献的钱款可供购买3710架战斗机。到1952年下半年，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明显加强和改善，不但有坦克、飞机参战，而且火炮数量明显增多、质量明显改善，主战火炮均装备了苏式122和152毫米口径榴弹炮，还有了喀秋莎火箭炮。在1952年夏季以后的作战中，炮兵发挥了钜大作用。到1953年，志愿军火炮质量虽仍不比美军，但数量已越过美军。[42] 武器装备的加强和改善，为志愿军作战水平和能力大为提高，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第三，充分发挥志愿军广大官兵的智慧创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自始至终占有兵力优势，这本身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是一种威慑。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绝不仅仅是靠中国人多兵多，更不是靠有人说的“人海战术”。志愿军武器不如美军，靠的是勇敢加智慧。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就充分发动广大官兵研究防空、防炮、冬季野外露营防冻和用步兵武器打美军飞机、坦克问题，研究避敌锋芒击其弱点的战法问题。作战中避强击弱的打法，铁路抢修、运输中的许多迷惑敌机、提高效率的作法，阵地战期间创造的坑道工事，等等，这些都是志愿军广大官兵的智慧创造，为保存自己，减少损失，消灭敌人都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1953年9月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时，高度赞扬了志愿军这些群众性的创造，指出：“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43]

第四，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毛泽东一向强调：“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一则这场战争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二则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权的作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战争，三则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在全国人民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因此也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比起历次中国革命战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更有条件。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恢复国家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依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人民战争的新形式，充分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生产积极性，既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时完成恢复和按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

总之，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说的：“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44]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六、抗美援朝战争的主要启示

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贫穷就会受欺，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教训，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人民的启示。中国近代史上受欺挨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贫穷落后。霸权主义者是不讲公理的，欺软怕硬，看重的只是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到处侵略扩张，除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其必然如此外，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具有侵略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具有威慑力量。如果中国当时不是那样的烂摊子，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和相当规模的经济力量；如果志愿军当时武器装备水平不是相当落后，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基础，尤其是具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装备水平与美军相当或接近，那么美国当局对中国一再发出的警告，也就不敢置之不理而一意孤行了。即便其一意孤行，那么志愿军在战场上作战有后方强大经济力量为基础，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和特长，加上有一定现代化基础的武器装备，则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甚至完全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或将其彻底赶出朝鲜。中国的国防战略方针一向是“积极防御”，中国不去侵犯任何国家，但中国也不容许任何别国来侵犯。然而，只有搞好中国的经济建设，增强经济实力，搞好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军队现代作战能力，中国的国家安全才更有保证。

第二，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不能示弱，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妥协退让只能换来帝国主义者更大的贪心和自己国家的更大屈辱。这同样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教训，也是抗美援朝战争告诉中国人民的经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是由于清王朝上层政府的腐败、软弱无能，一再妥协退让所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1931年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以后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上层政府违背民意，实行不抵抗政策和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果。美国侵朝，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勇敢地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教训了侵略者，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重振了中华民族的雄威，整个世界对中国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三，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弱国能够打败强国，武器装备落后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在现代战争史上树立了弱国打败强国，以劣势武器装备打败优势装备强敌的光辉典范。这里的关键是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强胜弱败是战争的客观规律，弱国打败强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仍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增强经济力量，千方百计加强和改善军队武器装备，同时调动各方面因素和力量，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以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弥补经济力量的弱小；变武器装备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并灵活利用政治、外交上的策略手段，使战争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利于已，不利于敌，从而获得战争中的有利形势。

总之，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所得远远大于所失，积极影响远远大于消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抗美援朝战争的积极意义和影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