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功能性层面的国际化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美国呼吁中国与其合作解决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机遇。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深深地融入了世界，中国的利益也远远超出了国界。正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7]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是新形势下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体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的需要。美国从正面看待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有助于降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新兴大国与既存霸权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和对抗的风险。其次，它有助于开拓中美关系新的发展空间、弱化两个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作为现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总有人担心崛起的中国会削弱其国际地位，这是传统的零和思维在作祟。如果从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视角看问题，中美零和式的竞争就会转化成双赢的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在功能性问题上的合作，既是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更有利于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当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的关系眼看就要在传统政治空间陷入“山重水复”的困境时，全球化将这对关系带入了“柳暗花明”的境界。

三、中美关系国际化的走向

迄今为止，中美关系所经历的两次国际化的进程是不一样的。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结构层面上，其影响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其理论印记是现实主义的。21世纪初的国际化呈现出两枝化( bifurcation)现象：既有体系结构层面的，又有功能性层面的，其影响既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又有全球治理上的，其理论印记兼具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今后中美关系国际化的进程将如何演变? 两个层面将如何此消彼长? 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第一，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趋势将弱化结构性层面的张力。如果说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国际体系单极化特征明显、单极化趋势甚至有加强之势的话，在第二个十年里，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由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所遭遇的挫折与危机，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这已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精英所认识到。2008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发表的《2025年的全球趋势》坦承，“在今后的15～20年里，对于国际制度的演变，美国将发挥比任何其他国际行为者更大的影响，但在一个多极世界上，它将拥有的力量要比数十年来所曾拥有的要小。由于其经济力量和较小程度上军事力量的相对下降，美国不再拥有从诸多政策方案中做出选择的灵活性。”[38]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特曼(Roger C. Altman)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从中期来看，美国的全球舞台将会缩小，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可能会加速崛起。”[39]在此背景下，明智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将逐渐放弃单极世界的梦想，接受多极化的现实，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持更加包容的态度。正如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所指出的那样，“随着其他国家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它们会寻求更大的行动自由。这必然意味着美国说一不二的影响力将要削弱。但如果这个创造中的世界有更多的权力中心，那它们几乎都致力于秩序、稳定和进步。我们不应狭隘地执迷于我们自己的短期利益和利益集团，而首先应该把这些崛起的力量纳入全球体系，让它们反过来扩大并加深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40] 简而言之，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体系的结构，从而有助于减少中美两国之间结构性张力，使中美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的权力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下降，使中美关系国际化的结构性层面变窄。

第二，全球化的发展将进一步拓展功能性层面。冷战结束后，大国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划线，而是出现了“中性”特征：既非敌又非友，既合作又竞争。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转型，主要表现为国家互动中合作与协调的一面的上升，国际制度的作用突出。[41] 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包括跨国问题的增多和相互依存的上升) ，都在不断提升中美合作的需要。这种功能性的合作与冷战时期基于地缘政治需要的合作不同。基于地缘政治需要的合作可能会因为共同威胁的消失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终结，但基于全球治理的合作则不然，由于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美之间的功能性合作将是长期的和持久的，它有助于抑制和降低中美两国相互对抗的冲动，推动美国决策者从功能性而不是结构性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避免以零和思维看待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次，“全球治理的基本思路是要进一步扩大和健全国际制度，以建立起一个协调国家间利益的框架体系”。[42] 数量上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广的国际制度不仅有利于促进中美之间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 也有助于管理双边关系———规范和制约各自的行为、调节双方的分歧、缓和两国间的矛盾。这样，全球化的发展使中美关系越来越多地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展开，两国间的合作面扩大，双边关系的可管理性增强，从而不断拓展两国关系国际化的功能性层面。

第三，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取向也推动着中美关系功能性层面的发展，并有助于减少结构性层面的张力。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的受益者，与此同时，中国也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全球治理的必要。中国的安全观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对外政策越来越注重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治理，外交实践越来越多地借重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国在功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充分汲取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致力于探索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在此过程中，中国尤其注重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坚持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眼光和以建设性的姿态来处理中美关系，努力增加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减少和化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这些持之以恒的努力有助于塑造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正面印象，有助于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第四，从美国方面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早期表现为理想主义)始终是主导美国外交思想的两大流派，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也总是在二者之间波动，而美国国内政治版图的变动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则是导致这种政策波动的主要因素。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一般来说，共和党信奉现实主义，民主党推崇自由主义； 共和党喜欢单干， 民主党借重国际机制。[43] 但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这种党派偏好会因时因势而变。例如，小布什政府执政之初，在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拥抱进攻现实主义，追求美国的绝对力量优势和主导地位，重视地缘政治因素，致力于阻止其他大国的崛起，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维。然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凸显了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小布什政府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认识到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寻求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到了第二任期，小布什政府期盼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与美国一道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从而表现出向带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全球治理思维的转换。

当然，如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将继续交替影响美国外交思想一样，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将长期存在。一方面：由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上升和在国际事务中合作面的扩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担心，对美国实力优势和国际首要地位的关切，都使美国对华政策继续表现出显著的“防范”和“避险”特征。中美关系国际化的两枝化现象会继续存在。但总体上看，随着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些都有助于使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发展的最突出的趋势和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它不仅改变着中美关系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中美关系的结构和内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美两国沿着全球化这一主轴的互动将促使崛起中的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这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也将摸索出一条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之道，从而打破“大国政治悲剧”的宿命论观点，展现新的历史逻辑。

注释：

* 作者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位匿名评审者对本文初稿提 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与新格局 研究”(项目批准号: 05JJOGJW038)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1]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 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 359.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 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17页。

[3][美]汉斯·J. 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 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版,第55～56、76～77页(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