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后冷战时代，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发展，中美关系经历了重新国际化的过程。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结构性层面，即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中美两国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二是功能性层面，即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和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和挑战。这两个层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迥异。从发展趋势看，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取向将推动中美关系的国际化越来越向功能性层面倾斜。中美两国沿着全球化这一主轴的互动将促使崛起中的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展现新的大国关系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　中美关系；国际化；结构性；功能性

就国际关系而言，两国关系的国际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议程的国际化，二是影响的国际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在议程上主要关注的是两国间的交往、合作与分歧，很少涉及国际性问题(有些会涉及有限的地区性问题) ，它们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局限于双边层面，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几乎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某些大国间的关系则不然，其议程不仅包括了两国间的议题，也包括了大量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议题，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有时甚至主要地)体现在国际层面，这些双边关系的走向会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直接的和实质性的影响。这就是国际化了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一对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双边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两次国际化的进程。中美关系第一次国际化之旅始于1972年的中美和解，它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20余年的敌对，也开启了国际战略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时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影响到中国、美国以及苏联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影响到三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因此而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中美关系第二次国际化进程始于后冷战时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中美互动主要在双边和有限的地区层面上进行。在一些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和分析家看来，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国际意义大大下降了。[1]然而，在世纪之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影响力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意义和影响逐渐超越双边范围，向地区和国际层面延伸，由此开始了两国关系重新国际化的进程。这一次的国际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结构性层面，即中国的发展所引起的中美两国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二是功能性层面，即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加和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和挑战。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国际化的两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分析逻辑：结构性层面呼应着现实主义思维，即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重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带来的两国对于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竞争不可避免，两国之间因此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功能性层面则印证着自由主义思维，即为了应对由于全球化等带来的共同挑战，中美两国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责任，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本文旨在探讨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的进程，分析结构性层面和功能性层面的国际化对双边关系的不同影响，展望中美关系国际化的长远走向。

一、结构性层面与现实主义视角

    中国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演变的重大发展之一，它不可避免地对现存国际体系的力量分布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改变着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美国是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其力量优势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势必带来直接影响，而美国政治精英对这一影响(潜在的和现实的)也最为敏感。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反应构成了中美关系新的内涵。这样，由于中国的力量上升，中美关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双边层面，也影响到地区和国际格局，这就是中美关系国际化的结构性层面。这里所说的结构性层面包含两方面：一是国家间力量的分布状态，二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看待国家间关系，它注重力量对比及其演变，关注地区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动，强调国家间关系的零和性质，追求相对收益。这种视角所看到的国家间关系更多的是竞争而非合作。“当然，国家彼此也有偶尔的合作，但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相冲突的利益。”[2]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思维。[3]

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中国力量的快速上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冷战后上台的第一届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一开始仍然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以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战略家们试图从大国兴衰和均势变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崛起的影响。奈写道：“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兴衰的时期往往是国际体系出现巨大不稳定的时期。正如修昔底德在2 500年前所写的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同样，崛起的法兰西是19世纪欧洲动荡的原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因之一则是德国的崛起在其欧洲邻国中所引起的恐惧。”奈认为，今天东亚的力量结构也以大国的兴衰为标志：苏联衰落并瓦解了，俄罗斯为内部问题所困扰，日本的力量在继续增长，中国则已开始改变它的经济。中国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如果中国最近的增长率得以保持的话，它将在世纪之交后不久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军事力量也会自然地增长。”[4]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W illiam Perry)也强调：“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以西发生的地缘战略变化，其重要性不亚于东边的俄罗斯探索一项冷战后的新安全概念。”[5]受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21世纪初执政的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一开始也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2001年9月，小布什政府发表的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6]这里强调了亚洲均势(实际上是指对美有利的力量对比)的重要性，隐晦地界定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的身份。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使布什政府内的现实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感到不安。

对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是否必然会导致美国对华实施均势战略甚至遏制战略呢? 似乎也不尽然。美国对华战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际格局的状态———单极、两极或多极。客观上，一个两极或多极的世界更有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这样的世界中，由于力量的分布状态具有分散性，任何一个现存的大国都不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因此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会急剧削弱现有大国的地位。对现有大国来说，它们更关心的是新兴大国的战略取向，即它们将与谁联合，与谁对抗，因为这种战略取向有可能改变现存的力量对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冷战最后20年的中美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大国的兴起，美国政治精英开始意识到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正如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等人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热情地谈到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它的主要的战略思想家们相信，世界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多极世界将比两极冷战世界更稳定，美国拥有一些特别的属性使之能在多极的环境中取得成功。这样的眼光为日本、中国和西欧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扮演更大的角色留下了充足的空间。”[7] 1971年，尼克松总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看，世界上存在着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由于经济力量将成为其他力量的关键因素，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20 世纪最后1 /3 的时间里在其他方面的前途。[8] 事实上，这种对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认识是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因素。尼克松在回顾他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的经过时表示，当初促使他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之一就是：“国际的环境已经变成一个多极的环境；现在也是使我们的外交活动进入多极的时候了。”[9]对国际格局发展的多极化观点的认同和与中国一起牵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使得从尼克松到里根的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力量增长持积极态度。卡特总统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宣布：一个对世界事务做出建设性贡献的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里根政府的国务卿黑格将军在1981年访华时表示：“我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安全和繁荣对于全球的平衡具有根本的意义。”[10]

单极世界则不然。在单极世界中，现存大国垄断了力量优势，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则不可避免地要削弱这一优势，因此现存大国最为敏感的就是新兴大国力量的增长。有研究显示，“单极体系下‘极’国家对非‘极’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11] 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虽然其信奉的政治哲学和外交理念有所不同，但都以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为目标。克林顿政府在执政后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冷战可能终结了，但海外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要仍像以往那样强烈”，“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更加重要”。[12] 1999年初，克林顿在展望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要使世界免遭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灾难，就必须有一个领导，但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繁荣，更具有信心， 也因此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13] 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入主白宫后，全面奉行“优势战略”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它复活了1992年“防务规划指南”中的战略思维， [14]在谋求美国的力量优势的同时，密切关注和防止其他大国力量的上升，以强化单极世界秩序。正如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那样，布什政府的大战略“坚定地维护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单极的世界秩序里，美国根本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不允许任何没有美国参加的大国联盟谋求霸权”。[15]

由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存在着“一超多强”的基本特征，美国政治精英或将此视为世界已是“单极”的证据，或看做是塑造“单极世界”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无论他们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是十分警惕的，其应对方式都带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均势政治特征。克林顿政府早在1994 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中国力量发展的担心：“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潜力和已具规模的军事实力，不让中国在安全方面对这一地区构成威胁是至关重要的。”[1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克林顿政府调整了美日同盟，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军事联系，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以提升对华安全防范和威慑，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政策取向。虽然克林顿政府总体上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对华接触政策，但其对华安全政策的地缘政治和均势政治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小布什政府基于建立和巩固单极世界的理念，因而对中国的崛起尤为关切。2006 年布什政府发表的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