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由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一超”地位和美国政策精英对单极世界的钟情，美国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对中国崛起所做出的反应凸显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即新兴大国与现有大国在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争夺国际体系支配地位的冲突，这成为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是与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特征密切联系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中美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国际体系内在的逻辑和矛盾”。[19] 中美关系在结构性层面的国际化孕育着紧张、摩擦甚至冲突的风险，并呼应着“大国政治悲剧”的宿命论观点。

二、功能性层面与自由主义视角

如果说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存在的话，那么特征之二就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正是后者调节和淡化了前者对国际政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使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呈现出新的方向和特征。

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导致了跨国问题的激增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凸显，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非法移民、毒品走私、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和挑战具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其性质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地缘政治的或均势政治的，它牵涉的不是传统的政治与军事这些高级政治议题，而是对某个问题领域的功能性治理问题。其次，这些问题的全球性、全面性和整体关联性要求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单个国家无能为力。“在这些功能性领域中，民族国家无法依靠单边手段解决问题并取得满意的效果。因此，各国对实现合作产生了兴趣，希望通过合作为共同面临的问题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20]由于各国在应对这些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合作的偏好，全球化也因此改变了传统国际政治的竞争性质，并为思考国际关系提供了功能性视角。功能性视角的特点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重视合作中的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合作是个体战略的不断调适，合作过程中并不排除纷争的可能”。[21] 更重要的是，“功能性合作为以国际组织为形式的国际制度和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奠定了基础”。[22] 在这个意义上，功能性视角带有自由主义的特征。[23]

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对全球化的认识为他们审视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克林顿政府1994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欢呼冷战终结的同时，又指出了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威胁，包括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暴力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种族与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环境退化、人口剧增和难民潮等。[24]1998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标志着克林顿政府开始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挑战。该《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越来越受境外事件的影响。美国处在一个变动不居和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威胁与挑战。“无法无天”的国家和种族冲突威胁着世界上许多重要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以及有组织犯罪是跨越边界的全球性问题，其他曾经看来是相当遥远的问题如资源枯竭、人口剧增、环境破坏、新的传染性疾病和不受控制的难民迁徙等都对美国的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25] 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后冷战时代安全挑战的共同性。

对中美两国来说，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以应付传统安全挑战为基础的双边关系框架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后，这些新的安全挑战开辟了中美合作的新领域，成为推动两国合作的新动力。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美期间与美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界定了两国在国际层面的合作领域：维护世界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毒品走私、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基于对新的国际环境下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中美两国领导人愿意通过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丰富了后冷战时代双边关系的内涵，推动了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新框架的构建。

小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的安全观由于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突出重视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也因之成为美国的重点防范对象。但九一一事件使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关切，而建立广泛的反恐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也使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大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看法。在2001年10月的中国之行中，小布什表示要和中国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26]2002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着自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最好时机，努力建设一个大国在和平环境中竞争而不是不断扩充军备的世界。今天，世界大国认识到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而同心协力”。[27] 关于中美关系，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美国将在与中国有相同利益的方面开展合作，包括反恐、促进朝鲜半岛的稳定、防止艾滋病的蔓延、环境保护等。美国将谋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到了第二任期，小布什政府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其安全观也更具有时代性。小布什政府于2006年发表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增加了一章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关注如何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该《报告》指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挑战，改变了过去的挑战影响美国的利益和价值的方式。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贩卖人口、环境破坏等都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28]

正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的日益深化的认识使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新的积极的思维。它首先体现在时任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于2005 年9 月发表的《中国往何处去? ———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中。佐利克尖锐地指出了中美合作的必要性：“请想象一下我们在今后年代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基于对美中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认识，佐利克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思路：鼓励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美国一道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29] 从担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到鼓励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思维发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变化是向克林顿政府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对华政策思维的回归。

将中美关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这两个重要大国的有效合作来处理全球化时代的各种共同挑战。首先，这一新的思路首先大大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扩大了中美两国的合作面。2005 年11月，小布什总统第三次访华，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谈中，双方确认了中美在联合国改革、发展问题、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解决地区热点、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范自然灾害、控制流行性疾病等重大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意愿。其次，这一新的视角也使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力量与影响力的上升抱有更加务实和积极的看法。布什总统在2006年4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时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和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为之做出贡献的中国兴起。2006年8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 Thomas J. Christensen)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The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全球兴起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不必视之为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确提出了挑战，但也提供了机会。通过维持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力量并建设性地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战略，我们正积极促使中国认识到，支持和加强国际体系符合其本身利益。我认为中国正日益认识到这方面的利益，我们在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正在取得进展。”[30]

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中美力量对比客观上呈现彼强我弱的局面，美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上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外交的能动性增强，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外交理念上，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突出和平、重视合作、追求共赢”。[31] 在外交实践上，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不当头，不搞对抗，与此同时，积极寻求和扩大与他国的共同利益，谋求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外交的新姿态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一些美国学者将这些积极变化称为“中国的新外交”。[32] 在对美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小布什执政初期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的不利条件下，避免了两国关系的重大倒退。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和朝鲜核问题再度突现后，中国及时表现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并在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作用，这一系列积极举措推动着布什政府对华看法的转变———从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到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看做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从而使中美关系的合作面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企业积极在海外拓展市场、寻找资源、扩大投资，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大大增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与日益活跃的中国外交相结合，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可见度”，使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赋予中美关系以全球意义。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33]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全球意义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或均势政治的，而是带有全球治理的鲜明印记。

从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的进程看， 2005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这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中表示，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全球性的合作伙伴，能够随着国力的增强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34] 这表明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认识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开始重新从国际层面思考中美关系的内涵，以构建中美关系的新框架。2005年9月，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要鼓励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由此成为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对华政策的关键词之一。在实践层面，中美在2005年启动了两个重要的对话机制。首先是“中美全球事务论坛”， 2005年4月，该论坛首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旨在加强中美两国在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并探索就全球事务展开合作的新途径。其次是“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