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中印经济模式到底谁优谁劣？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经常被外界看作是亚洲崛起的两颗新星，这两颗新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甚至有人说未来世界的经济大戏，就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上演，别的国家只是观众，那么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直是近年来世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印度经济崛起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借鉴和学习，关于这些问题本期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夏业良先生。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夏业良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最火爆的选课之一，这位来自安徽芜湖的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中权力寻租现象的猛烈抨击，对形形色色伪增长的无情揭露，痛快而又痛苦，茅于轼先生曾由衷地赞叹，深刻的经济学家都是以追求平等和自由为己任的，夏业良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

　　不能低估印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王鲁湘夏先生，我不知道您注意到刚刚不久的一个消息，说是印度政府，收紧了对中资企业的签证，是吧,这是不是就是说意味着中资企业要进入印度，这个门槛更高了，而且这个难度更大了。

　　夏业良：我想印度多年来，把中国当做一个强有力的竞争伙伴，它们一直是有一种希望超越中国的这样一个心理，无论是从经济规模上，还是从人口规模上，那么人口规模，大家都知道现在越来越接近了，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候，印度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那么经济规模总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我们讲如果从其它的一些这个增长速度，特别是有一些软件业，或者其它新兴产业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看，印度甚至大有后来居上这样一个势头，所以对印度的现在一种发展模式，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认为有可能会超越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当然我们从感情色彩上来讲，更倾向于自己的祖国，能够更长远的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担忧，所以我经常就会，把印度和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和模式，不自觉地进行一些对比、分析，希望能够提出一些警醒，就让国人，在我们这个取得经济绩效的同时，不要过于乐观。

　　王鲁湘：我们就从一些国际的媒体上头，从一些国际的舆论，包括国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章中间，突然发现另外一种声音，说印度的模式，可能是比中国的模式更稳健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中国到过印度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普通的游客，就发现这一些国外的一些主流的媒体这样一种对印度的评价，和他们到印度以后，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或者看到的、听到的印度的情况对不上号，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业良：我也注意到这些分析和这些不同的声音，我感觉到就是说从印度的这个发展的模式来看的话，它有它的独特，就是说它的优势，而中国呢，过去这么多年，被当做一种样板，而且中国模式已经现在成为成功的代名词，那么印度呢，我们知道这个，它跟中国有一些可比性，都是东方大国，都有悠久的文明和历史，而且人口规模也都是世界领先的，但是在这个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上有很大的不同，大家都知道，从政治上来讲，印度基本上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虽然它的民主政治程度，可能在我们看来不是那么理想，也不是那么美满，贫富悬殊也非常的大，再加上印度的死亡率，这个文盲率，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像贫民窟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中国很多的成就，是印度望尘莫及的，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印度最近这些年，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这个追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经常喜欢用龟兔赛跑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是领先了，但很难说，今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里面，印度会不会最终超过中国，这就是我们应该，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王鲁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经常发表一些这个言论，他最近又在发表一些言论了，他说，即使没有发生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和印度的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的自然增长，就长远而言，它也会改变世界的秩序，那么外界就纷纷就猜测了，李光耀所说的这世界秩序是什么?要改变的，将要形成的那个秩序又是什么，在这个新的秩序中间，中国和印度又分别会起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夏业良：我觉得李光耀讲这个话，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一般人会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典范，当然又有一部分人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威权模式的国家，它继承了东方一些文明的特点，包括一些，在权力架构上面，有更多的跟古代一些相通的东西，所以从那个讲的话，李光耀他希望东方文明最终，不会就是说是总是顺从于西方的文明，总是好像跟随在别人后面，他希望东方文明，有这个领先的时候。

　　王鲁湘：有一种价值的体现。

　　夏业良：作为新加坡他认为，太小的一个经济体，它不足以引领这个世界的潮流，他可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国或者印度身上，而且中国和印度人口这么大的规模，经济总量这么大，就是将来这个以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可能说是在世界三分天下，或者二分天下，也不是说没有可能。

　　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的中产阶层。教育与科技，制度与决心。印度正在加速崛起。中印经济动力有何不同?龙象之争还是龙象共舞?中印经济动力探底。

　　夏业良：今天很高兴在《世纪大讲堂》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比较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国内外学术界，也经常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比如说在经济增长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在社会这个体制转换，这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一些研究，特别是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些分析，就是有关中国与印度的比较，一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大家经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印度的经济前景，或者讲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不是要比中国好得多，那么印度现行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能够说，把它切合了一个东方的文明大国，和这个西方这样一个民主政治制度，这样一个相配套的，相匹配的这样一种，一种平衡的机制，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一种成功嫁接的模式，而中国呢，大家说也是一个成功的嫁接的模式，这种说法就是说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讲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与现在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即便有很多种不同的观点，那是远远的要比，有一个定论要好得多，因为现在这种定论，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么像龟兔赛跑这样一个故事，我喜欢拿它来描述中国和印度的这样一个形象。

　　例如，好像我们是作为兔子跑得比较快，印度像是一个乌龟在慢慢地爬行，但是假设我们是很满足于自己目前取得的成就，我们就不思在大的方面进行变革，我们会蕴含有很多的危机，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经过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路径，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的增速，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遗留了很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而且有些矛盾是越积累越激烈越突出，那么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生产结构，还有很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想就是说有可能给我们未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两个东方大国，一样的快速增长。中印，一场正在进行的赛跑，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何在?印度式增长的后劲为何?中印经济动力探底。

　　夏业良：(2009年)三月份，印度总理辛格在伦敦出席二十国峰会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的比较，他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呢，更有可能取得长期的胜利，因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有希望把经济改革坚持下去。辛格还讲到了，说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它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动员所有的资源，做出巨大的这样的就是这种全民的动员，以及资源的集中，来做很大的这样一个经济决策，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大家知道，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板，它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起到民主政治国家很难达到的那样一种集中的效果，显现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发展来看，会不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它会不会产生一些隐患，这是我们也担忧的一些方面，那么辛格还说，他说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制有一种承诺，那么虽然体制行动缓慢，但是一旦做出了决策，那这种决策，它带来的效果是持久性的，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我们中国很多官员就在他的任期内，追求某一项决策，等到换了一个官员以后，在另外一个任期里面，他可能这个决策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市，看到很多省份，在经济政策上，它不是一贯的，也不是一致的。

　　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重要的领先者的角色，但是这种领先者的角色，更多的是靠经济总量上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而并不是靠某些方面的，比如说某些产业，或者某些创新方面的引导力量，所以如果讲一句关键词的话，讲一个关健词,就是中国缺少一项关键性的资质，那么辛格总理这番话，他虽然说是进行中印两国的模式的分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提供给中国的学者，来进行更多的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印度总理这样自信，对中国提出了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而中国呢，我们至少官方还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一种反驳，另外还有不少的印度的工商界人士，外国投资家都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的这样一个力度，在有些方面是不如中国，因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它的这个动员能力很强，而且它的决策的力度很强，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及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都能够让印度企业家感受到，说这样一种效率的不同。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效率很高的情况下，可能有很高的社会代价，比如说在土地拆迁问题上，土地征用和拆迁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大家知道，就是说跟政府抗争的力度是非常微弱的，而印度如果要是同样的搞一项土地拆迁，或者是转让的话，它可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民主它有一个非常昂贵的代价，时间的成本，或者整个在克服这个社会冲突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所支付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本。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面前，印度确实相形见绌，但2009年4月，印度总理辛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表示，印度经济前景要好于中国，这是自大还是自信?我们怎样看待印度崛起的优势?

　　要想反驳辛格总理的这番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能仅仅的是从这个话本身去找一个反证，我们更多的要从这个两个国家发展的，过去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经历来看，所以说我们对印度的了解，就是从官方来看，还是从民间来看，我们对印度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现在，那么印度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是哪个时期呢?是1991年之后，因为在1991年,印度搞了经济改革，在那之前，印度基本上是一种混合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既有国有的经济，也有这个私营的经济，但是它的特点是强调，政府对计划经济的，这样一种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来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这种做法呢，跟中国1949年之后的一段路径也是非常相似的，虽然政治制度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1991年，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当时这个印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只能维持几个星期，三个星期的进口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是被迫的采取了这样一种，就是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计划，它不是说主动地寻求改革，而是在经济危机下，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了这样一种变革，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就是要实现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这个四化，这个四化也就是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

　　那么以这个四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既放松了对私有经济方面的限制，加快了国有经济改革，而且呢，把那个原来的计划类别的那种模式，也开始向市场模式转变，实施了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状况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到了21世纪，我们看到印度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外汇储备成倍地提高，然后外商投资逐步地增多，那么2001年到2006年，在印度的"十五"计划期间，它的年增长率是7.76%，到2006年，它又出台了"十一五"计划，就是说把2007年到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年均9%，大家知道这个增长率是高于中国的，从20世纪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面，印度长期保持了3.5%的，所谓印度速度，3.5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不是很高，但是在30年的时间里边，在印度的这样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中，能够保持这样3.5的印度速度，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1980年代以后开始加速，1980年代这个平均速度达到了5.8%，1990年代，有了经济改革之后，绩效又更加地提高，增速提高到6%，到了21世纪，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的里面，平均增长率超过了8.3%，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也是虽然谈不上跟中国这个相提并论的这样一种速度，但是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中，这样的也是比较罕见的，另外我们看到，在印度呢，资本市场的效率，它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明显地提高，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它的这个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