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凌：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政治结构比较研究(2)

　　二、伊、黎、巴政治结构比较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三方中，黎巴嫩的政治结构是几十年来政党教派制度积淀的结果，符合黎国内政治的实际。随着新总统的当选，黎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已有惊无险地度过。各派的纵横捭阖是黎巴嫩政治格局的常态，尚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根本。伊拉克政府目前因逊尼派、什叶派一些势力的退出，多名部长职务空缺，各派对话仍未告一段落，但新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已得到确立，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步入宏观规划，只要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不恶化，政局应总体走向稳定。巴勒斯坦政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繁多，激进组织通过选举上台出乎意料，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分治局面没有改观。2008年3月初，巴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目前“已无和平可言，和平进程已经被埋葬。”[6]比较伊、黎、巴目前的政治结构，发现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1.分权体制和权力的制衡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都通过政党、议会选举制度完成立法权、行政权的分配。中东地区各国众多的宗教、教派和部族形成了众多的政党，进而组合成不同的政治势力，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议席，议席的多少决定政治权力的多寡。但无论多党政治如何变化组合，都没有单独一个政治势力能够取得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伊拉克宪法规定，只有占据议会全部席位的一半以上才能够单独组阁，而总理和内阁名单需议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才能生效，什叶派虽获得议会选举大胜，但其议席比例仍不足50%，未达到执掌大权的门槛。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组成内阁是执政的唯一出路：组建联合政府，通过各派别之间达成的协议，确立内阁、总理甚至是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从而完成政治权力的最终分配。

　　伊拉克战前，长期以来伊拉克复兴党当局一直面临着来自流亡国外的政治反对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三重威胁和挑战。[7]139战后，伊拉克由美国主导建立了临管会，2005年伊拉克进行的首次大选中，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不同政党各自组成联盟，其分别取得的议席与伊拉克全国人口中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人口数量的多寡(什叶派大约是60%，逊尼派占20%，库尔德人占20%)也大致对应。目前伊拉克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分别由库尔德人士塔拉巴尼、什叶派人士马利基和逊尼派人士马什哈达尼担任，类似于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体制，体现了各派分权、制衡的思想。其中由什叶派人士连续出任具有实权的总理职位，正是什叶派政党在议会中以及什叶派人口在伊拉克总人口中占多数的体现。

　　与伊拉克不同的是，在黎巴嫩议会中的比例是人为确立的。1943年黎巴嫩独立之际，黎各派达成协议，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国家权力分配原则：一是按教派实力分配国家领导职务，总统自基督教马龙派产生，总理来自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则为什叶派穆斯林;二是按各派人数分配议会席位，在议会99个议席中，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按6∶5的比例分配议员席位。[8]2091989年10月黎巴嫩议会在沙特达成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根据该协议，黎政府于1991年6月任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一半的108名议员[8]209，将双方议席比例确定为1：1。塔伊夫协议对1943年起实行的黎教派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重新建立有利于穆斯林的权力平衡，从而平息了基督教与穆斯林民兵之间的武装冲突，结束了黎内战。此后黎巴嫩主要政党“未来阵线”(逊尼派)、长枪党(基督教马龙派)、自由国民党(基督教)、阿迈勒运动(什叶派)、真主党(什叶派)历经分化组合，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内阁部长和总统、总理、议长人选不断磨合，但教派分权体制和固定的议会比例最终总能维持黎国内的政治平衡。

　　在巴勒斯坦，哈马斯首次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就一举击败长期主导巴政坛的法塔赫，赢得大选。“哈马斯在组阁之初曾向法塔赫等派别提议组建联合政府遭到拒绝。哈马斯最终独自组阁并组建了一支由内政部领导的3000人组成的准军事力量。由于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放弃暴力、拒绝接受巴以业已签署的协议，哈马斯政府遭到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并陷入财政危机。哈马斯被迫再次寻求组建联合政府。”[9]5-102007年3月哈马斯重组巴联合政府，鉴于在立法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哈马斯本应有能力单独组阁。但为淡化自身激进党派的色彩，对外树立良好形象以摆脱孤立处境，哈马斯才采取与法塔赫等派别联袂组建政府的策略。

　　2.政治派别与宗教、教派、部族结合紧密，政治主张差别明显

　　三国各政治势力有鲜明的宗教、教派和部族特点，大多数政党基于单一的宗教、教派或者部族组建而成，宗教、部族认知是各政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其政治主张各有不同：

　　伊拉克战后重建伊始，名目繁多的政党组织迅速依照宗教、教派和部族形成政治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由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和达瓦党这两个最重要的什叶派党派和16个党派组成，伊拉克团结名单由16个党派组成，逊尼派的伊拉克共识阵线由伊拉克伊斯兰党等3个政党组成，库尔德政党联盟由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另外6个党派组成。什叶派团结联盟力图利用什叶派人口优势，扩大政治权力。逊尼派政党联盟则力图摆脱萨达姆强权统治倒台的不利影响，避免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受到排挤，维护自身在新的国家政权中的利益和影响。库尔德联盟则试图稳步巩固并扩大既有的自治权。伊拉克战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分别占据南、中、北部大块区域的格局十分明显，因而在政治重建初期，新的政治制度实行联邦制的建议为各方所不容，因为联邦制对整个国家来说意味着现实的分裂威胁。“美国通过战争很快就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要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基础却是另外一回事。美国要改变伊拉克的政治体系和统治基础绝非易事，这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职能关系和法律，还要得到伊拉克人的认同，这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0]176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5年后，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等各个派别仍然无法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民族和解，教派矛盾和部族矛盾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教派分权制却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黎巴嫩共和国成立之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并非民族意识、祖国意识，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教派政治意识和教派利益认同，带有强烈的维护狭隘的教派和家族私利的目的和特性。 [7]315因此，代表各宗教、教派或部族的黎巴嫩政治势力之间很容易存在政治分歧，而不易调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派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在原有的权力分配基础被打破后，各派之间围绕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武装冲突不断，并直接导致1975年内战。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虽努力消弭内战造成的教派、宗派和党派隔阂，但教派分权的特殊政治架构决定了政府缺乏权威。

　　在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是目前最主要的政治派别。法塔赫在宗教上属于逊尼派，代表着巴勒斯坦社会的大多数。”[11]208法塔赫曾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逐渐趋于温和与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同意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12月，是一个集宗教性、政治性为一体的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巴勒斯坦”土地，拒绝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哈马斯与法塔赫两派执政理念完全不同：哈马斯拒绝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其提出的三项要求，即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和履行业已达成的巴以协议，并主张坚持抵抗，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则倡导放弃暴力，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与以色列作斗争，建立一个世俗国家。

　　哈马斯上台后，尽管也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但并未放弃激进、反以的主张，因为这正是其基本的政治立足点。这种差异使得哈马斯上台之后，不仅巴以和谈再无进展，而且导致巴勒斯坦内乱不断。哈马斯2007年6月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攻占了法塔赫在加沙的众多要害部门，完全占领加沙，成为其势力的大本营，造成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分治状态。

　　3.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平衡，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势力影响：

　　美国通过临管会，直接主导了伊拉克战后重建，因此，在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美国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把到手的果实拱手相让。[12]17伊拉克现在的一些政治领袖，在战前曾是流亡海外的萨达姆反对派，长期受美国扶持。库尔德地区在伊拉克战前就受到美的庇护，美在海湾战争之后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使库尔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游离于萨达姆统治之外。驻军是美对伊拉克影响力的一个象征，美伊双方对美撤军尚未统一认识，“美英等国继续驻军伊拉克是不变的” [12]18。同时，伊拉克国内政治也牵动伊拉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什叶派和伊朗也有千丝万缕、根深蒂固的联系，一些什叶派政党曾在伊朗设立总部，而什叶派政治家在萨达姆时期流亡伊朗的也为数不少，甚至“伊拉克什叶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希斯塔尼系伊朗人，至今还持伊朗护照” [12]17。另外，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萨达姆倒台后“翻了身”[12]22，他们在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引起了土耳其对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高度警觉，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土耳其甚至不顾对美关系，于2008年2月进入伊拉克北部，展开越境地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黎巴嫩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有其历史原因，经历了长达15年的内战，叙利亚自1976年5月就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哈里里遇刺后，当时的黎巴嫩反对派对叙利亚保持了强大压力，美、法等西方国家也将矛头直接对准叙利亚，迫使其在2005年4月彻底撤出了驻扎在黎巴嫩的军队。然而，“叙利亚的军事控制虽告结束，但是，‘塔伊夫协议’规定的叙黎‘特殊关系’依然存在，黎叙两国间签订的‘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防务条约’仍牢牢制约着黎巴嫩，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未建立。黎巴嫩国内还存在不少亲叙政治派别。因此，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潜在压力及实际控制和影响，短期内很难彻底消除。”[13] 2006年11月，各派在设立审判哈里里遇害案国际法庭问题上意见不合，6名反对派部长退出政府，导致黎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直至即将举行新总统选举时，两派议员人数均达不到选举总统议会会议必需的法定人数。两派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各持己见，致使总统选举无法按期举行。法国、美国、埃及等国政府和阿盟对此进行了积极斡旋，努力促成黎各派弥合分歧，尽快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黎两派曾就黎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莱曼作为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如何修改宪法以允许苏莱曼参选及未来内阁比例分配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以真主党为首的黎反对派坚持，议会多数派必须满足反对派拥有参与决策权、保证1/3以上内阁成员席位等一揽子政治要求，否则决不参加总统选举。两派再起纷争，至2008年5月更是兵戎相向，后经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紧急干预，两派于5月16日到多哈进行对话，就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总统选举扫清了障碍。

　　巴勒斯坦的国内政治更是与巴以和平进程密不可分。阿拉法特去世后，美国在推进民主方面持续保持对巴勒斯坦的压力，布什曾公开声称，“巴勒斯坦的命运掌握在巴勒斯坦人手里，‘如果你们(巴勒斯坦)决定，你们不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14] 33-37布什赢得连任后，一方面表示要继续推进和平“路线图”计划，另一方面也一再敦促阿巴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哈马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通过选举加入政治主流的机会。然而，哈马斯胜选的结果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先是竭力推进巴民主选举，但又不承认选举结果，从这个层面看，巴目前局势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策导致的”。[14]33-37此后在2007年哈马斯攻占加沙引发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哈马斯和法塔赫虽然启动了对话和解，但法塔赫则担心与哈马斯寻求和解将使过渡政府遭受美、以等国的封锁。而事实上，以色列已经要求阿巴斯在继续谈判和与哈马斯结盟上做出选择。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尼亚也说，只有在巴各方都表现出对话的诚意、某些派别不再受美国的操纵时，巴内部对话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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