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对，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香港也可以发挥作用。

    第一方面是城市管理公共事业方面，讲得很多，我不做补充。

第二个方面是协助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关的国际先进性制度建立及标准制定等等。这是一个大文章，我们在其中有一些有利的环节。

另外两个谈得比较少。第三个方面是资讯的流动和发放，让中国更了解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我们能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有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希望外面的人，也能用新的眼光看新中国的国情演变。

第四个方面呢，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利用香港既有的国际化学术平台，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探讨研究，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和理论。现在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处于垄断的地位，但其中不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新兴国家，甚至不容易解决西方发达国家自己的问题。现在是时候让新兴国家依照本身的情况和价值观提出新的发展纲要理论和模式，并享有相应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了。

实际上提高软实力比打造硬件难度更大。在国家进行这个庞大的、复杂的软件系统工程的时候，香港也应该出一份力。

最后讲一讲我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启发和感受。我觉得很多内地的朋友讲了内地的很多问题，的确也是有很多矛盾。但是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的发展是大有前途的，未来几十年国家还会飞速发展的。香港未来应该怎么办？我看有两个重点，一个是集中精神做好几件大事，解决我们近期的问题：社会发展的问题和政治问题等。第二是提高我们的危机感。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我们过去十多年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希望能在国家发展中多做好文章。谢谢！

任剑涛：

谢谢冯主席！可以说从明确特色，到发现优势，到综合出击，到有危机感，冯先生给我们刻画了一个30多年前的文学青年，所展现的对国家前途和香港的前途的深思，这一点让我很感动。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主办方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和内地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一定意义讲如果香港方面更关注香港这个区域在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中战会也许更关注站在国家的范围角度来看各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各个区域之间怎么样相处相互协调，也是他们关注的一个核心，秦朝英会长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战略设想。接下来请出的发言人就是我们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会的代表，《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郭琼虎先生。

郭琼虎（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

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中战会的一些想法。刚才李明堃先生说“我们要尽量把话题拉开”，任剑涛教授说要“把问题扩大化”，那么我响应两位主持人的号召，把思路再打开一些，我的题目是“国家发展拐点、文明转型与中长期战略”。

古人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香港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背景下，服务于国家中长期战略，其地位和作用才会更清晰，并且也就更利于把握先机，占领发展的高地。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三十年的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也带来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可以说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关于“内忧”，前面各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包括陈有安董事长、张军扩研究员等，都做了很透彻的分析，我就不展开了。外部国际环境也很不容乐观，任剑涛教授有一个判断我觉得很到位：发达国家围堵中国之势已非常明确。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在辨认自身至高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必然要采用临时性结盟和长期性结盟两种结盟形式。各国权衡自身的条件和位势，自然而然地会把中国作为对手。于是就有了西方国家在人权、贸易、战略资源、金融（如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的问题，有了支持台湾、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的问题。等等。

上述种种问题都说明：作为一个后发外生的落后国家，在经过了三十年的加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正面临着新的国家发展拐点。这个拐点不仅仅是转型，而首先是转向，方向确定之后才是转型，才是路径的选择和具体步骤的实施。

那么拐向哪里去？各个部门做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如最近说的要铁腕淘汰落后产能，等等，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基于目前的复杂局面，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局部的技术修补都无法顺利完成全面转型，要么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怪圈，要么遭遇顾此失彼的窘境。我们需要全局性、长跨度的国家总体战略。我们在这一时期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将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讲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然资源渐趋衰竭，生态环境明显退化，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等，都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之后，反思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式的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危机，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工业文明先天的基因缺陷，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无限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深刻矛盾。

那么，综观国际国内，经济理性主宰的工业文明以利润排斥和谐，以竞争高于共生，不断激起自然和社会日益激烈的对抗。工业文明作为自然对立型、自然掠夺型、自然破坏型的文明，必将走向历史尽头。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赋予了科学发展观以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进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生态文明既能匡正工业文明的局限与弊端，又能提供可持续、全方位发展的路径，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就是我们新时期的国家总体战略。

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机遇远大于挑战。历史上的每次重大转型时代，全新领域爆发的革命都是后发国家迅速崛起的最佳机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处于被动或跟随地位，而此次金融危机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机会。中国实际上和各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若能主导以绿色能源和绿色产业为代表的全球新技术革命（李十中教授刚才强调了这一点），引领全球新文明转型，将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创造先发优势，占领战略制高点。

关于生态文明战略的切入点，这个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在多年跟踪调查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黄河战略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佳切入点。75万平方公里、横跨9省的黄河流域若全面恢复生机，将是我国新时期的战略性决战。

对我国而言，生态文明重点有三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以中医中药利用为代表的健康产业，能提振国族信心，并为全球文明转型提供借鉴的文化产业。黄河流域作为主要产粮区域、能源流域和有色金属长廊，以及中华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是这三大产业最容易展开的区域。

黄河流域历来也是国土中央区域，易于辐射和带动全局。历史上我们对母亲河欠债太多，且留下了极大的隐患。黄河流域以生态文明面目重新崛起，将“牵一线而动全身”，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经济基本布势，推动我国早日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的总体目标。

最后回到香港问题。在筹备这个会的时候，我们和有的学者交流，他们有两个反应：一，和内地相比，香港已经很好了，对国家大战略可能不感兴趣；二，内地现在很多事，够乱的，也根本顾不上香港。我想，换个角度，这反而恰恰说明了香港应该超脱一时一地的视角，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把香港纳入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框架之内，为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作出贡献。

十八大面临更深入的转型。新一届领导集体对香港如何定位，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决于香港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把握程度和参与深度，这直接决定了香港未来的发展空间。这样，香港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香港一地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是如何切入国家战略的问题，以及对文明基本形态转换的前瞻性把握问题。

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向生态文明转型，生态文明的切入点是黄河战略的实施，香港若能在这个国家文明形态发展转变的当口，自觉切入这一全新的战略定位，利用香港已有的各种优势——在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经验、与世界交往、华人华侨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以先进的生态文明成果供给，来满足内地生态文明的先发地区的需求，深入全国战略纵深地带，也就能够把握先机，进而把握住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战略优先地位。中战会作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战略研究机构，若能与香港方面、及在座的各位嘉宾一起，共同参与并推动这一伟大进程，将是与有荣焉。谢谢大家！

任剑涛：

谢谢。也许我们与会者今天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上午我们谈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是香港和上海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区域叫阵，大家比较对象都是上海。那么到了下午我们是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来总体观察，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发展战略可能是上海区域布局，也可能像郭琼虎先生讲到的那样，黄河流域各位都很清楚，环渤海湾地区的崛起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黄河出海口的一个大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观察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新的区域。也许我们香港，在国家发展当中的介入不只是针对一个现在发达地区，还有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意思的发言。我们在进入自由讨论之前，先请张震远先生讲讲。

张震远（香港商品交易所主席）：

谢谢！今天听了这么多专家的发言，学了很多东西。我大致同意很多专家的观点，也同意香港面临很多问题，存在很多矛盾，但是我对香港的前景很有信心，因为香港在很多方面有优势，主要看我们以后怎么利用优势。

在金融方面，我觉得香港现在的优势比回归之前更多，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比十三年前更巩固。看的媒体报告多了，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只要仔细观察香港金融界这十几年的发展，就可以知道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比以前更强大的。尤其最近这一年可以看到，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扩张，比如内地的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最近也把在香港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大家都看到在香港发展的机会。

今天也有一个专家提到需要在国际上把一些话语权争取回来，也提到人民币走出去的国际发展策略，我觉得香港在这两方面可以做很大的贡献。我跟我同事最近两年在筹办香港商品交易所，很快就要投产，应该不超过一个月就开始营业。在筹办的过程中，我们就感受到发展的机会很大，因为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是生产消耗商品最大的市场，但是目前这些商品的定价都是在伦敦、纽约和芝加哥，尤其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定价。如果有机会可以把这些定价话语权争取回来，我觉得香港是在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做到的地方。当然上海、郑州、大连也有商品交易所，但是他们都是封闭式的，没有参考价值的功能，比如国际交易没有一个会用上海的成交价来做参考。

我不想再说太多人民币的多元化方面的东西。最后想说一句：我们香港以后的前途其实不需要国家给我们什么优惠政策，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如果有公平的竞争，我相信香港会很成功的。谢谢！

任剑涛：

好，谢谢张震远先生！谈的是强有力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对资源性商品要有定价权，而商品交易所可以直接发挥这个作用。那么我们这一单元的发言就告一段落，有相对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对于整个的发言来讲，我相信我们这个单元是可以得出比较重要结论的一个单元。

说些个人观点。我认为整体上来说，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到三重重大的错位需要去面对沟通，不要仅仅说现在香港有优势就可以发挥。

第一：我记得1997年回归前我在深圳讲了一些话。第一个就是香港是一个多党制的地区，当时虽然还极不发达，现在相对比较发达成熟。但是对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的大陆来说，双方都会在政党的理念上有误解，怎么去沟通。所以今天这个渠道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跟中战会这样比较民间的渠道沟通，增加相互了解。

第二个要沟通的就是香港是分权制社会。尽管大陆想把它打造成一个行政权主导的社会，但是还是比较困难，因为实际上立法机构还是比较强势。而大陆基本上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尤其集中到执政党的委员会，所以这中间需要香港去怎么想办法，我们大陆怎么想办法，大家去理解这种政治和行政怎么去运转。这里的错位就是香港日益从一个行政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今天我看的香港应该是这样，而大陆恰好是以行政在吸纳政治，大陆非常行政化，不谈政治问题。所以在这个双方发生这个交叠性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互信首先建立在互相认知的基础上。

第三个错位就是香港很多诉求只有建立在联邦制这样一个基本制度安排上，才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中国基本制度是单一制。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上午一个整体改革的讨论就说要理解香港，但反过来相信如果中央领导过来讲的话，那会说你要理解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因此实际上对香港来讲，国家发展战略当中的地位从金融这个直接的问题开始。要落到就是在国家制定战略的时候，香港今天也需要一个战略，我们怎么样，两个战略在重合性制定的时候能够高度吻合。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些问题和感受进行开放式的讨论，相互地风暴更强烈一点，收获会更大一点，现在我们就开始。

肖耿：

我觉得今天讨论的很有收获，也很好。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说香港很需要一个比较持续的模式，将我们今天讨论的建议去落实。

如果是完全靠内地的政府或是香港政府来做，有很多局限性。美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像我们布鲁金斯的工作很多都是民间的，但它做的事，实际上就是下一届政府或是现届政府做的事，包括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布鲁金斯做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可以考虑通过我们这种机构、会议来加强民间交流。我们这是第一次，接下来很重要的是组织一批人长期持久地研究战略问题。也可以做些项目，问题就是做了以后能够有渠道让国内的决策层知道。

香港现在也有很多新的智库，但是他们政治背景太强了，比如说“一国两制”智库。很多长期的技术问题、战略问题需要经常要一起开会，一起讨论，这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同时又有召集力的机构来完成。之后组织专家就一些问题继续深入的研究下去，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模式，使得香港跟国内的沟通更顺畅。很多年前我们一直在想这个事，就没有看到有人做，很高兴中战会能够起这个头，接下去一定要比较深入地落实，而且要做很多研究。

程介明：

完全同意，刚才吃饭的时候跟钱博士就说过这个，香港其实很缺一个民间的政策研究所，虽然现在有，但是因为它政治取向太明显了，所以它太窄了，不够宽。今天谈得很好，虽然香港以后往哪走其实说不上，但是这样对香港的前途，对香港将来在中国的作用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谈国际化说香港这个战略地位之类的，在政党里面没有这个想法，立法会从来不会讨论这些想法，媒体也从来不会关心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回去谈就完了，就是清谈会。所以我觉得落脚的地方，不光是研究，还要它懂得比如说美国的lobbying（游说）。

沈联涛：

我觉得开这个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把问题摆出来。非常赞同主持人说的话，就是香港的定位要从中国大历史大趋势的角度去考虑，只有这样的考虑才会成功。但是有个大毛病，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政府的定位是有为的，但是香港的战略是无战略之战略，就是无为。它成功就是它无为，香港有英雄的领导吗？没有。越有为它越失败，关键在这儿。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怎么走出去？历史上这一百多年就是怎么走出去一个问题。还是一句话：慢慢走出去。大家认识到，就是务实地走出去。这个务实地走出去风险还是有的，因为你要创新，就肯定有风险。那么香港实际上就是已经走了，它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我自己做一个总结就是“无为”。

就是现在是一个大环境的走出去的问题，但是大环境就要靠自己培养。政府在很多地方是有为的，比如基建和教育等肯定是要有为，但是政府在出去在市场方面，很多时间是出现大回旋的。不是说我们的国营企业建得不好——建得很好，但是在出去硬拼的时候老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考虑无为跟有为之间的矛盾。

不发挥香港的作用的话，只会逐渐退步，这就是我们香港同胞的苦衷，他们没办法解释出他怎么有为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事情，社会就是无为。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民间的讨论有点用，但是这些确实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问题。

程介明：

刚才沈先生引起我很多的想法。第一我基本上赞成香港大体上是一种无为的管理，意思就是说可以不管的就不管，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可以管就管。新加坡是尽量管，我们香港是尽量不管。但是这种无为，好像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稳定状态，所以比较容易处理。但是现在本身遇到很多挑战，整个世界都有这种市场跟政府的关系怎么处理的情况。第二是香港因为有了立法会以后，整个形势又不一样了，现在政府好像很多注意力都给立法会辩护占去了。第三个，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后，怎样扮演一个诸侯，这从香港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种身份。总是要天子给你这个给你那个，怎么样跟其他诸侯一起共存，还不成熟。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能说对无为的要求提高了。无为有两种，一种是刻意的无为，一种是无能的无为。我还不能够下结论，现在香港是哪一种无为。

任剑涛：

我们这一节讨论引出来的问题都很复杂，好在我们是摊开问题无限地展示中央政策组和中战会合作的前景，当然很多问题的讨论在这里不会有结论。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有为和无为的问题，不只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的问题。从道家的思想来说无为是指不妄为，不是不作为。另外，政府的不妄为和社会的作为，这个也不矛盾。香港政府可作为的余地不大，但香港社会的自治文明很强，怎么通过一个社会的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和公益性组织来作为，从而使香港能够创造韩国奇迹。推到十年前我们不知道韩国有什么著名的跨国企业和品牌，那么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可以说有了一个结构性的改观，可谓是适时而为。

小平先生曾经有一个说法，叫“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抓住机会，适时而为”。对今天来讲，中战会和中央政策组之所以坐在一起讨论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讨论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崛起可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1978年到2008年乱中取胜的状态不可能再维持。确实，这之前我们香港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大陆也不可能考虑这个问题，大陆考虑的问题就是能够积累一点物质财富，香港考虑的就是很惊喜地发现大陆对外出口都要通过香港。那个时候不需要考虑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没有登上我们的台面，而今天战略问题的不期而来，在这个意思上我说一句冒犯的话，就是我们有点惊慌无措。

无论是香港还是国家，长久以来没有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所以今天走到一起来，我们来讨论国际战略讨论区域合作，展示新的区域合作可能，展示新的国际合作可能，更展示了香港在国家发展当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香港朋友相对要付出一点耐心，肖耿教授也说了，如果假设我这个主持人坐在上海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也许我会这样来辩护：为什么你们香港要求国民待遇？因为实际上你是一个超国民处境。中央税收没有拿，还要养军队，这个可能是香港不愿意正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香港人有没有告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香港的中介作用使中国收益了多少GDP：转口贸易、中介服务、桥头堡作用，实际上不弱于我们在上海建一个金融中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告知过程和说服过程，恐怕我们香港就会流于一种哀怨。今天我感觉香港的朋友有一点哀怨的心情。但是我们可以放下这个心情来，一起讨论中国今天面对战略转折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这是题外话、会后话，不属于我们这一单元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我就此打住，同时宣告本单元及本次研讨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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