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已经把香港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考虑之中,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将大力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可以作为未来内地和香港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抓手,这有利于香港金融业抓住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性机遇,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离岸市场的发展,不仅要有充裕的流动性,丰富的投融资工具,还需要与在岸市场有顺畅的资金通路,以满足资金供给和回流、头寸平盘和交易清算的需要。近年来,内地和香港在金融领域方面加强合作,已初步建立和形成香港人民币资金供给和回流渠道,逐步拓展在港人民币业务,为未来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跃上新台阶,两地金融体系互动、互补和互助关系进一步深化。2009年1月份,人民银行与金管局签署2000亿人民币/2270亿港币的本币互换协议,加强国际市场对香港金融稳定的信心,推动两地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发展,同时也探索了货币当局之间直接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渠道,为香港人民币资金供给开启了新的通道。目前双边本币互换已开展了实际操作,已经有部分互换人民币资金尝试进入了香港市场。我们还允许和推动与我行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其他对手方货币当局在香港银行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通过香港来运作互换协议下的人民币资金,发挥香港市场对境外人民币资金的辐射和牵引作用。2009年7月,香港成为境外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地域,截止2010年4月末,经中银香港清算行的跨境贸易汇款笔数741笔,金额共计78.78亿元。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在经历了起步时期的宣传和认知后,已经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香港发展人民币业务,对内地和香港而言是互惠互利的。人民银行将按照“尊重市场,循序渐进,主动可控,防范风险”的原则,支持香港拓展人民币业务。一方面,人民银行将充分考虑香港的特点和需要,顺应市场发展需要,积极提供人民币资金供给和回流的有关政策便利,拓展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相应的管理和风险防范、反洗钱和反投机措施,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贾康: 谢谢张司长。她的主要观点非常鲜明,运用大量的相关信息做了论证。下面我们有请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 沈联涛(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 我想讲一讲中国在全球金融体制中定位和发展的问题。 中国怎么走出去,是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在自己的书中说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个网络危机。全球现在有两个网络,其中一个是金融网络。金融网络有两个中心非常关键,是两个盟友,即伦敦跟纽约这两个金融网络中心,助理中心包括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等用英语的离岸中心。 但是贸易中心,现在明显是在东亚。东亚的龙头本来是、应该是日本,现在很明显是中国。在贸易供应链上,十年前我们已经面对非常大的亚洲危机,说白了就是日元挑战美元。现在回头看很清楚,谁做了老二谁死,日元一挑战美元就完蛋了。现在欧元挑战美元也开始完蛋。所以我们去做老二,必须要谨慎。 现在大家谈人民币升值、贬值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人民币的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有多大,现在经济学家有说法。比如香港,港币现在跟美元挂钩,但如果跟美元脱钩,影响有多大?香港境外净额资产是6230亿美元,GDP才215亿美元,盈余很多,但全都不是监管局的,不是官方的,全部是私营的。如果跟美元脱钩,谁持有美元,谁用港元来算,就得亏43%的GDP。新加坡也是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加坡不想升值,因为资产越多,货币越升值亏本越多。东亚如果根据美元2008年的数据升值10%,亏损有多大?用本土货币来算的话,4.1%的GDP。如果美元和欧元贬值,他们的利益多大呢?2.3%的GDP。所以从美元与欧元的角度来说,升值不升值,贬值不贬值,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他们逼我们的货币升值的话,对我们的害处是很大的。日本最大的错误就在这里。我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说,卷入危机的哪个国家有50%GDP的境外资产或超过50%的财政赤字,就完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唯独韩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韩国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境外资产与赤字,因为储备政策没有那么好,不然也避免不了被卷进去的命运。现在欧洲人也看清楚了欧洲的大问题在哪里。欧盟的问题有多大?其实欧盟只有一个大哥,德国。德国是有盈余的,一个大哥撑住整个欧盟。欧盟赤字非常严重,葡萄牙是100%的GDP,希腊是100%,冰岛是112%,连西班牙都是76%。这些已经是破产了。为什么这次他们花了1万亿美元救希腊?如果不救希腊,跟着自己就要出大问题。欧元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这不是我个人说的,这是意大利前财政部部长Tommaso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的。他说欧元现在守,但是交易所同行全部在卖空欧元。如果欧元贬值,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人民币走出去的战略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像日本一样走出去,自己不懂,历史有足够的经验说明那就是自杀。但是不走出去也不是,走出去也不是。这个对中国、香港、上海的战略是非常关键的。 我很不喜欢用“货币战争”这个词,因为有点阴谋论,但我们也避免不了货币战争,现在战争已经开始。香港是中国人民币的第一防线还是战地呢?我没办法解答这个问题,但问题本身值得慎重考虑。我们心里肯定要有准备。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不是香港跟上海的竞争,而是未来两年国际市场可能会出现的严重问题。如果美国或者欧洲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痛苦,肯定转移给别人。中国现在的消费是没办法代替美国和欧洲的。在全球大战略中,怎么走出去?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的想法。我还没有研究,只是用数据分析了严重性。我们应该谨慎一点,但是还是要走出去。区域性走出去,这么一步步走是对的。但还要看清楚,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够不够强壮。这个问题不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体系自己的选择问题。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政策,现在也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因为国际关系非常复杂,现在怎么调控内地经济是一个以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总之中国要谨慎地走出去。 贾康: 非常感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首先谈谈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香港曾经发挥了什么作用。前三十年,香港主要作为内地商品通向世界的桥梁。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的企业由于常年的封闭,不知道东西卖给谁,也不知道怎么卖,对国际游戏规则、世界市场根本不了解。当时香港在这方面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这种作用既带动了香港本身经济的发展,支撑香港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是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香港作为内地经济发展桥梁的地位和作用正在逐渐地萎缩。因为经过三十年,内地的企业已经知道到哪去卖,也知道很多国际游戏规则了。 有什么新的作用能够替代这个作用继续支撑香港发展呢?从内地经济发展来看,现在向世界开放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货币走向世界。现在商品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但是货币走向世界刚刚起步。这不是一个小政策,也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至少在二、三十年内是一项国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个方针战略是不会变的。中国经济发展一定会使人民币走向世界。香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地方不能替代的,包括上海。上海没有货币,香港有港币,港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应该考虑怎么样把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梁。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定位,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都可以围绕这一战略做很多的工作。如果贯彻这一战略,还能支持香港继续繁荣若干年。因为一旦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桥梁的战略明确下来,香港的金融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桥梁的作用,不仅仅是刚才张司长讲的现在已经做的事情,要做的业务量、业务范围要大得多,宽得多。 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即香港在内地经济发展三十年后,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梁,未来二、三十年最能够体现香港的作用,最能够发挥香港的优势。 第二个意见。刚才 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发展得非常快,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货币领域,别的国家从我们这里获取的利益也是不小的,包括金融危机中也是有得有失,并不是大家都是受损的。所有美国卖到境外的衍生产品,泡沫破裂以后,这些国家核销的坏账统统是美国的收益。欧洲、亚洲,包括中国在内,这么多衍生工具,各个金融机构都核销坏账,那些坏账当年都是真金白银从美国买来的。实际上,现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最发达的国家,在世界财富分配上的真正手段,主要不是靠去投资、靠卖东西,而是运用货币的手段。当然货币包括货币的变形产品,比如像衍生工具这样的东西,其实都是货币的另外一种形式。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永远在实物领域创造财富,增加国民财富,而在货币领域我们就永远处于给别人提供财富的位置。当然发展阶段不能逾越,但是我们的目标要明确。这样的世界货币市场里,我们不能永远置身事外,而要进驻其中。 在世界货币市场发展史上,在中国经济发展上,香港应该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的。要想继续做好这一点,有很多战略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内地有一些决策,也需要香港有一些决策。如果港币作为人民币的桥梁,就相当于“一国两币”。我们当年人民币也有外汇券,外汇券在法律上也是一块钱,跟人民币是等价的,但是外汇券可以买到特殊商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可以考虑在某一个时间选择一个合适的窗口、机会,用合适的办法,定量地放开人民币和港币的自由兑换。我们是很弱小的,其他货币要想在港币和人民币做文章的话,相当于我们有两道阀门。这样,我们内地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等经济实力,实际上都是港币的直接后盾(现在还是间接的后盾)。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应该拿出未来二、三十年港币作为人民币走向世界市场的桥梁的方案,包括内地做什么,香港做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这一战略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对于内地、对于香港的未来绝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谢谢大家。 贾康: 非常感谢许局长。他的战略思维极具启发性。接下来分别请李局长,还有汇金的副董事长、银河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长 李连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香港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题目非常有战略眼光。对于香港的建设与发展,我觉得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就是把香港的发展和未来我们国家要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样一个战略结合联系起来。 汪洋书记到广东以后,提出要借鉴深港融合,实现粤港澳融合。香港的作用不能仅仅局限在和深圳融合,而要把广东融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统一体。进一步再融合,香港要与大陆经济融合在一起,香港的生命、发展空间和动力是整个大陆的经济实体,我认为香港的经济发展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战略。 金融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块。但是金融的融合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因为就金融来讲香港有内地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香港是金融自由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内地任何一个城市没法跟它比。上海也比不了,它不是金融自由的。所以香港要发挥的金融的位置和作用,我觉得应该从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样一个大的角度来考虑。香港不单要和上海建立金融关系,还要和北京、天津、重庆所有的直辖市建立关系,因为我们除了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之外,还有若干个区域金融中心,这些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力量、金融产品也要和香港融合。香港的作用实际是越来越突出的,不仅仅是金融衍生品、人民币结算,要有一个业务的扩展。刚才许局长讲怎么把港币和人民币融合,成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我觉得这就把香港战略地位提高了。我们港币有优势,但是港币毕竟是一个小币种,怎么和人民币这样一个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货币结合在一起?怎么结合是个战略,一个大战略。 香港另一个要发挥的作用,除了和内地粤港澳融合,还有怎样覆盖台湾的金融。这个过程中,香港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且非常有利于当前中国包括台湾经济的发展。此外香港同时要成为期货中心,要把石油铁矿石这些资源的价格话语权通过香港的发展,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低价买,高价卖,2009年年初石油34美元一桶,就可以收,搞石油期货炒作。我们现在不行,油库储备不行,储备不了低价油,买的高价油没有卸货。怎么发挥香港的作用?把34美元,37美元一桶的石油买进,国内储备不了,在国外储备,在其他国家储备,通过香港自由港在境外来储备我们国家需要的低价石油,香港要做到这点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总之,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要进一步发挥出来,把它真正地变成我们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不是光依靠内地,还要推动内地的经济发展。除了金融以外,香港的教育条件非常好,可以把这些经验和内地结合。还有香港的科研力量,可以在香港建立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科研中心。香港发展制造业不行,没有那样的空间,科研、教育、金融这三个方面却是今后可发展的战略方向。 所以我认为香港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怎么把它做大做强,怎么为我们国家经济服务,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就讲到这,谢谢各位。 贾康: 谢谢李局长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操作连接的切入点,下面请陈有安董事长发言。 陈有安(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今天我谈三点:第一,关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因为今天讨论的题目和这个相关;第二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要积极地做好准备,要审慎地实施和认真地考虑评估各种力量。第三,有几个具体的问题。 上周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蒙代尔在国家行政学院时有一个发言,提出要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也提出建立世界单一货币。他的想法是真的,还是虚晃一招,无从证实。最近看了一本书,乔治•弗里德曼的《未来100年大宣言》,它对未来的预测结果和今天大家看到的东西是相反的。作者认为美国现在仅仅是刚进入初春,从9•11开始,美国要稳坐一百年,将来能够真正起来的还是波兰、土耳其和墨西哥。结论是对还是错姑且不提,我的观点是在国内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宏观总量和增长速度的情况之下,就比较急匆匆搞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容易中别人的圈套?我们要认真评估自己的管控能力,特别是应对风险实战的经验。现在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背景,我国2001年作为第143个成员国加入了WTO,现在全面对外开放。过去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也好,还是1998、99年俄罗斯出现问题也好,我们并没有完全融入,我们是开了一个门缝,或者是开了一扇门,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等于把两扇门全都卸下来了,完全可能长驱直入,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要十分审慎。 第二个实际上上面已经提到,我们要做好国际化的准备,还要审慎地实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一样,它的整个财政可以看作一个企业的财务,现在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和居民的财富在急剧增长,这种急剧增长势必要寻求资本的属性,要寻求更高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考虑到人民币的出口。但是实实在在地讲,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才三十二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五年,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也充其量不过四年,内地的经验还远远不够。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高度自由、发达的市场,有很多这种人才、制度、实战的经验可以为国家所用,在整个战略当中香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中国现在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政府公共管理转型的关键年头。从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经济转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八年的时间了,整个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压力很大。而且针对政府的公共转型,两会也都提出了很多议案,比如说预算透明度的问题,一些大额的公共支出让人大代表和老百姓知道等等,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最近两年来,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再考虑到社会上出现的事件,我认为改革多年积累的矛盾现在开始在逐渐地显现。这样对社会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很难估量。我们的经济发展、金融的规划、包括香港在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都要紧紧结合中国现今的实际情况,否则其他东西都是免谈。 另外,对一些重要资源的期货交易还可以做很多文章。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中国买国债买股票。这些东西都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国内实体像中石油、中海油至少有油田还能打出油来。不管油价是在140多美元,还是在目前70美元之间波动,总不像股票由100美元很可能最后变成几个美分。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研究。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贾康: 谢谢陈董事长,很多观点有自己独特见解。第一阶段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发言和积极参与。 第二单元:制度改革与创新 邵善波(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制度创新是十七大以来定出来的工作重点,但是制度创新也是比较困难的课题。体制怎么改变?过去三十年来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但是里面也产生了问题。今天特别安排了“制度改革与创新”这一课题,主要是考虑到香港和内地制度在互相借用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像房地产土地的转让制度基本上是从香港那里借鉴过来的。此外,香港的防贪反贪成绩非常好,内地这些年来多次派中央和地方的考察团去学习。我们首先就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副院长来讲讲。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我一直关心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尤其是近期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定位。去年,我为《中国经济》组织了一期“定位香港”的专题研讨,为此我采访了香港中联办的彭清华主任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今天,我们谈中国崛起往往集中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如果我们放大历史的眼光,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只看这三十年,而要看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更要看过去五百年来的历史。只有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明白经济背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重要性。众所周知,1840年的时候,清王朝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仅从近代清政府赔款的数额就可以看出其经济实力,但由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因此,我们在看经济增长的时候,必须考虑政治实力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成长。 从经济的角度看,近代五百年的历史,不仅是工业革命不断发展的历史,而且也是货币更替的历史。其中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就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英镑代替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白银,第二就是美国的美元取代了英国的英镑。刚才大家在讨论人民币的时候,其实都有潜在的构想: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人民币能不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如果大家真的有这样的雄心,我的提醒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和文化,在经济较量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较量和文化思想的较量。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意志?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凝聚足够的政治力量?我们的文化思想能不能凝聚人心?等等,这些问题比单纯讨论人民币的未来构想更重要。说到底,货币和军事一样,最终都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较量的产物。经济问题的关键不在经济,“功夫在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