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变成经济大国，将来要发展成为经济强国。这条路上，西方或者其他已经发展的地区，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对香港来讲，过去几年也希望经济增长跟社会发展有一个平衡，所以特首最近就讲，希望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理顺。 全球城市化的经验，对我们有启发的还有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不均问题，另外就是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小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在国家未来发展方式上，关于香港和内地的合作，需要重新思考的有几方面。 第一，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带来对传统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福利国家模式的深刻思考。我们不愿意走他们过去高税收、高福利的发展道路。欧洲已经经历过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来社会福利的负担，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华地区现在也面临老年人口的增加，我们如何处理社会福利模式？内地跟香港应该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找出一条跟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二，在提供社会福利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三方面的力量，第一是民间的力量，第二是政府的角色，第三是商界的责任。我们现在面临很多社会矛盾，单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走欧洲的路子看来不行，如何找到出口？我们要重新思考商界、政府、民间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香港能够给我们内地发展提供一个参考的模型。香港的非盈利组织在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可以跟内地分享NGO或者国际同行的经验，为内地处理社会福利问题提供参考。 第三，对内地来说，香港的公共管理水平也有参考的价值。香港跟内地的同行多交流，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公共管理经验。 第四，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思考社会政策的角色。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是如何解决财政来源的问题。因为在香港，一方面人们很需要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加税。所以，如何解决公共财政跟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就牵涉到刚才讲的重新思考政府、商界、民间三者责任的问题。海外越来越重视商界的社会责任问题。 最后，香港在国家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在高等教育和人才培训方面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利用香港的经验，跟内地互相配合和学习，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发展。香港起码不要把自己看成局外人，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香港还是有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李明堃： 李十中（清华大学核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我是搞工程科技的，就从工程科技这个角度来谈谈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香港排放的二氧化碳是4000万吨，甲烷是24.4万吨，甲烷的温室气体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为什么有这么多甲烷呢？一个是每年埋了30.9万吨的垃圾，这要产生甲烷的。每年污水处理厂的31.9万吨污泥，这个埋了也要产生甲烷，而且还会污染地下水源。香港每年大约消费100万吨的柴油，我算了一下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是420万吨，颗粒物400万吨，所以你想想这个天能好吗？所以香港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样的话，走的就是要可持续发展道路。 现在香港娱乐场所戒烟，那点污染才多少？我们要搞生物能，30.9万吨垃圾还有污泥，还有家庭垃圾，可以产生2. 现在全球都在讲低碳经济，但是我们没有听到香港的声音。香港现在能不能把低碳经济，把新型能源做起来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奥巴马上来就讲绿色新政，香港为什么不能做这个？有一流的研究设施，有一流的人才，再和大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创新中心。 2008年香港进口柴油花了195亿港元，进口汽油25亿港元，进口天然气47亿港元，完全可以把这些资金，拿到非洲、东南亚、大陆去生产，生产以后就可以赚钱，这就是可持续发展。香港的环境好了，全球的人才就都到这儿来了。 所以，我们要建一个低碳经济、低碳能源的创新中心。中国大陆的环境也很恶劣，大陆的进口石油比例，原油是51.4%，再加上成品油，石油进口已经达到53.6%，也需要发展替代能源。大陆想要城市化，这么多的人口，我觉得应该叫城镇化比较好。城市里的人还在失业，这些农民去干什么呢？我觉得要在农村开发生物燃料。据联合国UNEP的一份报告，2006年全球生物能源提供了117.4万个就业岗位，预测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有2000万个就业岗位，生物燃料占1200万个，太阳能占650万个，风能占210万个。要解决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香港做一个实验，然后给大陆做一个示范，进而解决大陆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这就是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李明堃： 这一单元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内地和香港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内地和香港可以互相支持，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合作，共同面对挑战。 第四单元：国际地位及区域合作、软实力与中长期战略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 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发展，整个在国际战略当中所取得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层层相扣的，可能需要我们放大视野，从技术的、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角度来考量，以拓展到我们对未来的布局。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议题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香港和大陆发展当中，它的国际地位和区域合作，软实力和人才战略怎么样匹配。 这一节有四位发言人，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说到对未来进行思考，最打动我的是人才问题。可持续发展也好，前面讲到的香港的金融优势和服务业也好，都离不开人才。对人才问题我有一个看法，鸦片战争以后的国际大环境中，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么浓缩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香港提供的专业化的国际化人才，或是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大陆没有办法比。就是在讲大陆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香港的精英专业化的语言以及他们的思考，比较容易让西方接受。这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文化能力。 十多年前，我 问题就是能否持续。将来的香港，能不能够继续培养产生或者是凝聚这种人才？这一代人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为了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资源。在这篇大文章中，未来人才怎么办？我前年年底受香港政府的邀请参加了UGC（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现在每年至少有三到四次机会和牛津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大学校长一起讨论。这个是比较国际化的队伍，因此对人才问题有了特殊的观察角度。在这么一个特殊角度上，有两种趋势使我个人对香港未来能不能再培养像现在这一代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感到担忧。 一个趋势跟香港年轻一代人或者说跟香港社会本身小政治气侯有关系，就是变得越来越内向，只看香港，不看区域，更加不要说看世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去年年底我们和香港的一批学生代表座谈，有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介绍自己就用广东话，既不说普通话也不说英语。当时会议室不大，在座的有牛津大学、悉尼大学等学校的人，大家都完全傻掉了，最后还是一个教授临时充当的翻译。我很难过，会后问这个学生能不能讲英语，他说当然能讲。我说你为什么不讲？“香港回归了为什么要讲英语？”后来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都努力地在学英语。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作为一个学生会主席尚且如此,这种现象就不得不深思了。 还有一个趋势，那就是现在大陆高等教育越来越开放。我们北大清华项目很多，很多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大学都越过香港直接来找我们，这样的话香港到目前为止一定程度是被边缘化的。 香港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原来的活力和特色？归根结底就是要保存一种多元文化，它的国际性，它的活力。这能够使未来香港新一代年轻人长大以后，不单可以宣传香港，而且能够把大的中国故事讲得更好。我们应该培养这样的人才。现在香港有很多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各种条件面前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人才培养的课题，能不能让香港继续提供那样的优秀人才。这就是我要讲的，谢谢大家！ 任剑涛： 非常感 程介明（香港大学校长资深顾问）： 接过刚才袁明教授讲的，我觉得香港是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有两个意义。 第一是横向地从香港能够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情况，倒不一定是跟国际接轨或跟人家学习，因为人家有些成功的例子也有些失败的例子。 第二是往前看。我的感觉不是说当前社会好还是不好，香港这个社会有点提前，或是起码比内地的一些地方提前，走到了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一方面香港第三产业占很大比例，去年的数据显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92%。但是这个是表面的，我最近这十年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的外部，以及对教育的挑战。 我们看香港现在的很多数据。香港现在大概有30万个注册公司，这里面99.3%是100个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这99.3%里，94.3%是20个人以下的小公司，还有更厉害的是87%是10个人以下，就是1-9个人的小公司。这些公司、这些数目还没有包括很多不在机构里面的一些个人工作者。 这就是说，整个的工作形态变了，变了很多很多。比如说，因为是小单位所以前线工作就跟以前不一样了，蓝领以前都是操作工都从事体力劳动，现在前线要面对服务对象、要解决问题、要设计方案或设计产品、要冒风险、要创新，等等。还有就是现在转工转行变得非常普遍，我们没有统计，英国美国都有统计。大学毕业，对口就业情况越来越低，就算第一个职业是对口职业，以后也没有保障。所以你一生能经历很多很多的单位和行业，而且刚才有人也谈过就业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了，所有的大机构都塌了，变成了扁平的机构，但是创业的机会遍地都是，所以根本来说与刚才 假如说有一个6岁的孩子读一年级，十多年以后他大学毕业，面对的就业情况一定会比现在我说的更加厉害，散了、平了、灵活了，也不确定了。所以现在教育变成要返璞归真。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基本上是工业社会的教育，就是瞄准对口就业和人力架构，然后培养专业人才。因此最近国内的《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纲要》里面提的一些概念我有点不太认同。 比如说，特别提到一个“拔尖创新人才”。有这样的人才？或者说这样拔尖能尖多久？以前我们说digital divide（数码分化），现在其实就是有一个learning divide（学籍分化）。就是说一个人到了50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继续学习，他就停下来了。香港很多这种情况，一个单位出来以后就回不去了，一个行业出来以后就回不去了。但是也有一些人虽然家庭背景不一定好，教育背景不一定好，但是不代表他的能力就不行。 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培养只能是返璞归真；或是用武侠小说的说法，不是要教他多少武艺，而是要加强他的内功修炼，把这个人的素质培养好。虽然很困难，但是别无他法。教育者觉得很困难，但是家长觉得很重要：孩子要应付以后大概四十年的工作。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好像已经不存在什么农业，也很少制造业，世界很多的大城市都面临这种情况，香港算一个。 香港最近这十年做的教育改革，我们不敢说是不是一定成功，真正的考验在2012年以后。但是整个概念上我们还是比较持续。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愿意听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是社会变了，比如网络化了，第二个就是人到底是怎么样学习的。香港的经验教训一定对全国有好处。 这里面就牵扯到现在的内地教育发展纲要的概念，我觉得里面好象还隐含着很多以前计划经济的影子。那个时候觉得人才规划不是很重要，初中就知道自己念什么，高中分配到什么专业。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尽管内地的社会还是对口就业比较多。但是香港就不一样，比如会计师，基本上不再聘请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在香港很多从事IT的是应用IT人才，并不是计算机专家；在内地应该也有这个趋向。还有就是内地对学历的看法不一样，在香港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只要实用，博士主要是学术界的需要；但是在内地好像是不管你怎么样，只要拿一个硕士学位工资就高，很多的学生就觉得念到学士不过瘾非要念一个硕士，念到硕士不过瘾还要念一个博士，传统的科举的影子还很强。假如社会发展下去真正走向后工业社会，这些也许会变成一种拖后腿的现象。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任剑涛： 冯绍波（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今天我的收获很丰富，听见很多有启发性的意见，我的手也很忙，记录了很多的观点。但是我的心里不安，为什么？ 我们的讨论已经有六个多小时，我时不时看这个题目，“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十年前这不是问题，十年前也提很少意见，但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所减小，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经历了很大的发展，香港以前的桥梁作用等都在减弱。有人讲的很对，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香港是有很多的机遇的，我们那个时候尝了很多甜头赚了不少钱，很不错。所以不觉得要什么战略性的问题。但是在未来三十年国家会有更大的发展，而香港的竞争力在减弱中，所以，我们未来肯定先需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性定位，那么我们新的定位要放在什么地方？ 我看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建立自己的特色，不容易被取代的特色。如果我们的特色被取代了，我们就变成二线城市了；第二个是持续性的发展，很多朋友都讲过了我不再做补充。第三点，如果让国家可以充分利用的话，我们就有一定的可用性。所以我看未来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三个方面：独特性，持续性及可用性。 香港应该立足于两个优势：一个是国际化、第二个就是软实力建设。 先谈国际化，一个方面来讲，香港是在中国土地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全面国际化中最有中国特性的，我们应该把这独一无二的优势融合，在主要产业上提升功能，特别是提升高端功能。这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金融中心。香港应该发展成为多功能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刚才很多朋友谈到了，我只做一点金融安全方面的补充。不少在香港金融街界的朋友，觉得这方面没有问题，我们是从积极角度看的，我们的制度机构没有这个金融安全问题，但是如果从国家角度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以前年的美国经验为鉴，也要从国家的角度看金融安全问题。 第二个就是香港现在的金融方面的基本建设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在交易平台方面，在股票证券方面，在IT技术投资方面，在公司法律方面，还是远远不够现代化的。这个方面还是要花大力气的。作为全球性的供应链平台，刚才讲的国家考虑的，是成为现在的和未来的国际贸易的龙头，那么香港应该和华南地区共同建设极具竞争力的全球性的供应链平台。 第三个是医疗保健方面。利用香港现有的高水平西医，在科研诊断治疗复康这几方面，发展适合亚洲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一流服务。特别是现在东南亚不少国家人口老化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下苦功，利用现代化手段提高中医药的质量和国际地位。 第四方面是人才培训方面。刚才 总而言之，香港要集中精神，汇聚更大的力量把国际化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我们现有的主要产业平台提高到世界企业高端的水平；抓紧接轨，协助内地服务业提到中高水平。(责编：YeLin) |
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5)
时间:2010-09-27 来源:《战略与管理》 作者:YeLin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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