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 再来谈谈香港的政治体制问题。香港政治体制问题，是让中央政府头痛的问题，而不是简 昨天香港进行投票，全香港人投票决定支持不支持民主，最后结果投票率只有17.1%，大概60万的投票，应该说反对派彻底失败，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因为他们要有50%投票率。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情况对中央来说是个头痛的问题。可以说，具体的合作是目前有效的相互学习的方法，所以请香港驻京办的 陈选尧（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京办副主任）： 目前广东省政府跟特区政府有三个层次的沟通，最高一个层次就是香港特首跟广东省省长每年主持一次粤港合作的轮席会议；第二个层次在轮席会议下面，香港政务司司长跟广东省的副省长，每年有几次的工作会议；第三个层次就是在这个工作会议下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组，就不同的范围，比方说旅游、基建、交通、公务员培训，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小组讨论。为了配合刚才所说的几个会议跟这些小组的工作，在广东省港澳办和特区政府的事务局还成立了一个联络办公室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我们过去几年特区政府经验来说，运作还是不错的。下一步要考虑是不是还要增加更多的架构、委员会、小组，还是要重新整合一下现在已有的架构和现成的小组，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课题。 邵善波： 好的，我们本单元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和发言。 第三单元：可持续发展、产业提升与转变发展模式 李明堃（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比较窄，一个比较宽。比较窄的意思主要就是讲经济发展，我从香港过来的时候，在BBC中文网看到一篇题为《中国金砖能持续多久》的文章，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下去提出疑问。可持续发展的另外一层意思，可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包括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态。 这一单元讨论应该将两层意义都包括在内，既要谈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讨论的主要方向是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之中，香港有何作用？我们也不妨把讨论的范围拉开一点，谈谈在香港的可持续发展之中，国家的角色与作用。 本小节有五位专家、教授做主题发言，首先有请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我们现在讨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确实值得关注。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总理的报告讲到，我们要优化和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而且刻不容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一就是从供给层面看，就是看一产、二产、三产。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太低。经过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内地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41.8%，而美国是80%，香港估计更高。刚才 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就在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为什么那么薄弱？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思想观念。我们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服务业不光荣，还是要干制造业，所以对服务业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服务业垄断，大家都清楚，我们有些服务业处在垄断状态，所以必须得打破垄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服务业缺少人才，这是核心。搞现代服务业，没有现代的人才干不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搞制造业，搞“三来一补”，没有香港，内地不可能有现在的局面。如果往后看，我觉得最大的空间就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就人才来讲，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就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因为它不但涉及院校教育体系的调整，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关键要有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家和专家型人才，这方面我们太薄弱了。 从需求层面看，就是看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在经济学上也叫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们是什么问题呢？中国经济长时间以来，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这三驾马车我们是两匹骏马，投资和出口，还有一头瘦驴就是消费。消费不足不仅影响整个经济生活、经济质量，还导致我们整个再生产的循环遇到问题。以出口拉动经济，结果西方国家一衰退，我们这边工厂就被迫关门，员工就失业。以投资拉动经济，按照经济学原理，大量的投资势必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大量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消费上不来，产能过剩就躲不过去，我们现在就遇到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过剩躲不过去，怎么办呢？就一定得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就是要加快城市化步伐。因为在宏观经济当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三十多年来，中国工业化速度确实很快，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也是产能过剩的原因。 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提得真对。现在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一亩四分地，就算农民家人口多，也就十亩八亩地，不可能走向小康，走向富裕，怎么办呢？富裕农民的核心还是减少农民。剩下的农民土地占有多了，再产业化、规模化。减少农民，农民上哪儿去呢？就得让农民进城，加快城市化步伐。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是45%，发达国家最低的是78%，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9%，所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城市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另外一个是解决消费问题的渠道，让民众有钱，没钱不能消费，所以要千方百计增加民众收入。现在内地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但是我们的分配差距比较大。分配差距大会导致消费萎缩，所以解决内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是消灭富人，指导思想应当是努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再就是我们社会保障不健全。我们讲扩大消费，但是老百姓不敢消费。现在房价高，上学还得交钱，看病又贵，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支出压力大，于是就放弃了眼下的消费，把钱存到银行，变成未来的保障。我们现在什么问题呢？一方面消费不足，另一方面银行存款不断增加。大量的银行存款又导致大量的投资，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扩大消费非常重要。 第三个从要素投入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主要还是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支撑经济增长，显然没有持续性。这个大家都有共识，我们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我们也没有权利把一个恶劣的环境留给子孙后代，而且这样耗费资源，不但中国经济支撑不了，全世界经济也支撑不了。怎么办呢？要靠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来替代这种大量物质资源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显然在技术问题上，在创新能力上，香港有广阔的空间。 总之，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必须是一个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变有明显进步的过程，是一个让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能有更大拉动力的过程，是一个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有一个较好较快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对整个经济有更大支撑力的过程。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李明堃： 钱果丰（香港港铁公司主席）： 中国今天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经验，主要归功于过去三十年，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现在有了一定的实力，虽然能够引以为傲，可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劳动力不用说了，还有资源，再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往后应该怎样呢？我看很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观要从重量转移到重质。 现在有人在讲，中国何时成为Number One？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日本会是Number One，而且会保持这个地位不跌。可是1997年左右，傅高义来香港，他跟我讲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怎样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而不要重蹈覆辙呢？对香港来讲这是一个切身问题，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体系里面，它的既得利益者怎么运作？任何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眼前的利益，在政治上是趋向保守的。既得利益的运作在很多政治经济体系当中，会逐渐加重垄断性。香港现在的一个挑战，就是公共交通除了港铁之外，巴士公司、小轮都是几个地产公司控股的。香港市场里头的垄断性质比以前更加重了。这也是加深香港现在浮现出来的一些社会矛盾的原因之一，怎样去解决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香港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做一个全国性发展的试点。因为经济发展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政治一定要不断地往前走。 另外一点刚刚 智力资本的培育当然要靠科研，靠教育。香港在这方面对中国持续性的发展，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效力。最近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亚洲排名前五的大学，香港占了三个，港大第一，科技大第二，新加坡大学第三，第四是中文大学，第五是日本东瀛大学。他们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大、清华没有排在头十名之内呢？因为中国在学术方面没有那么自由开放，有时候要聘请一些外国成名学者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发言、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国际化还不足。所以大陆可以多多利用香港教育所谓软的基础。现在香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境外招募是很开放的，我在香港所遇到的内地去的研究生都是很优秀的。如果能够多多利用香港的基础，对提升中国人的智力资本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深化人的素质，不能光是靠量。靠量的话，迟早跟印度、跟非洲会有一个冲突。 还有一点就是香港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因为这样的原因，年轻人比较富有想象力，勇于创业，可是香港本身地方比较小，香港政府有一定责任，多多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年轻人来内地看看有什么机会。如果把他们的创业精神带到内地，跟内地的年轻人一起携手合作，我看可以擦出很多火花。未来中国能够有国际级服务行业的企业，肯定是香港跟内地人一起合作做出来的。 李明堃： 按照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现在大家讲发展方式的问题，把它放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去研究，确实是非常贴切的。其实发展方式无所谓好坏，关键是它符不符合国家的国情特点，能不能持续。 从国际经验来看，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实际上是各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只有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可持续，不转变就不能持续。其实中国选择什么发展方式，是制订“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那时候叫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叫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体制模式的转变，后面是前面的基础。体制模式不转变，发展方式也转变不了。十多年过去，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发展方式问题，确实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到这个阶段，再怎么提也没用。到了那个时候，再不转变，发展的持续性就有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这样。很多国家起初发展得不错，最后遇到所谓现代化的陷阱掉下去了，实际就是发展方式没有及时地转变。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最开始形成快速发展的那些竞争力条件变了，没有及时地更新和提升竞争优势，所以竞争力就没有了。比如像拉美这些国家，早期是依靠农产品出口来促进发展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必须考虑怎样提升、转变竞争优势，保证还能继续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是处在拼资源、卖苦力这样一个阶段。拼资源就是资源高消耗、低价格、损害环境；卖苦力就是非常低的劳动力价格。所以怎样进一步更新再造我们的比较优势，让我们有竞争力，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分馅饼的问题。发展初期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突出，发展到一定时候，这个馅饼要不分好，社会动乱是难免的。大多数掉入现代化陷阱里面的国家，这是最主要的因素，例如泰国。分好馅饼还包括发展本身平衡性的问题。比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包括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如果很大的话，社会矛盾就会很突出，很难解决。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突出的问题。 除这两个之外，今后影响我们发展可持续性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怎么挖掘我们内需潜力的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促进，2009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十二五”期间可能会跨过50%这个坎，即使如此，余地还是很大的。对于中国城市化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什么？就是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城市化进程走得很快，每一年差不多接近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就是一千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国际上就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抑制城市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号召知识青年上农村去，是逆城市化的过程，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城市化水平是很低的。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率只有18%，所以尽管进展很快，但是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我们的工业化水平，和全世界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起来，我们也是滞后的。一年一千多万人进城，包括这部分人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于住房、基础设施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需求的释放，又有很多制约因素，使它不能有效地释放。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还在靠出口，现在人家也在调整，美国人现在也意识到挣一块钱花两块钱是不可持续的，也要调整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充分释放我们需求的潜力，使得它能够成为今后二十年增长的拉动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再就是环境问题。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估计是空前绝后的。现在OECD20多个国家，加上高收入国家一共53个，加起来的人口达到10.3亿，比中国还少了3亿。我们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两百多年全球范围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在中国这块不太优越的土地上重演一遍。中国的区域经济，从东北向西南画一条线的话，沿海三分之一是比较适合人们居住的，中间这块还凑合，西部地区大片的戈壁、沙漠，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很多。而且，我们的现代化还赶上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崛起，加起来差不多是世界一半的人口。这个问题这么复杂，怎么去应对这样的困难？不仅如此，国际上还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国内有河必干，有水必污，大家都看得见。干净的空气没有了，干净的水没有了，这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所以这四个问题，一个是竞争力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一个是发展内需的问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问题，都是我们今后所要面临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课题，对它背后的一些因素做了梳理，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价格。价格是最主要的因素。资源价格很低，人们不可能有动力去节约资源的。如果说电价比较低的话，节能灯就不合理了，买节能灯钱很多，却省不了多少钱。水价很低的话，大水漫灌就是合理的，节水马桶就是不合理的。 另外就是社会性不一致。所谓社会性不一致，就是对排放、质量安全这方面的规定不到位，现在有些法律虽在，但是执行不力。执行不力和现在地区之间这种区域竞争模式是有关系的。 第三就是我们长期以来重视经济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忽视社会事业这方面的发展。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它也是造成我们现在储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有免费的资源，处于垄断地位，赚很多钱又不分红，自己不断地积累，那么积累率高，消费就少。所以，像这些体制性问题不只是对应某一个问题，而是相互影响的。 从这些情况来看，香港在国家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就是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方面，这可能也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造业，怎么提升我们中高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国外到处充斥着中国产品，但是稍微好一点的东西几乎没有，就包括电视，高档的全是飞利浦、松下，很少有中国的品牌。实际上这也是现在政府所努力的。去年的产业规划指出要提升制造业中高端的层次，增加我们的附加价值。在这方面，除了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香港也可以参与进来。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块确实是比较重要的。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坎上，我们老说流动性过剩，钱很多，但同时外资又进得很猛，其实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效率比较低，我们的企业家素质不高，发现不了投资机会。所以这块需要做的很多。 另外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制度建设。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启动和持续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经济增长、现代化过程的启动只需要很简单的制度安排，而它的持续需要比较复杂的制度安排。经济增长的持续需要有更细的制度安排，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比如信用制度的建立，比如认证认可、会计审计这样一系列的东西，要是做不好的话，要想持续实际是很难的。在这些方面，香港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李明堃： 张部长提到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之中要面对的四个挑战。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请香港的朋友讲一下香港在其中有何角色与作用。接下来有请香港教育学院协理副校长 莫家豪（香港教育学院协理副校长）： 我去年在港大做过伦敦、纽约和香港三个国际城市的比较研究，有几项跟今天这个课题有关系。可持续发展，是评定国际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准。国际都市的另外一条标准就是软实力，尤其是人才资本方面的考量，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吸引全球最杰出的人在此生活、工作。国际都市的第三条标准，就是文化氛围的多元化。重视文化产业，同时文化多样化的结构，对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标准就是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这四个方面的评定条件，对我们今天思考可持续发展有很重要的启发。 香港跟伦敦、纽约都有一个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它们能够创造的一般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它们的产业大部分是高端的服务业，一般人能够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机会越来越少。在这发展过程中，知识结构适合的人，他们才有工作的机会。很多知识结构没有适合这个发展形势的人，他们就面临失业，造成社会矛盾，带来社会的震动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思考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责编：YeLin) |
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4)
时间:2010-09-27 来源:《战略与管理》 作者:YeLin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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