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大家刚才的判断，美元时代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人民币要实现刚才我们所说的目标，可能要三十年，或者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从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较量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长期过程，我曾经用一个概念叫做“文明持久战”。英镑的兴起和美元取代英镑背后是一整套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乃至文化思想的全面创新。如果人民币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中心。今天人们为什么相信美元？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创新、经济活力、军事实力、政治手段和文化影响力。而中国要全面超赶美国，需要漫长艰苦的努力，也可能最后不能实现，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含义。

如果从这个长远的、总体性战略目标来看，我们对香港定位就不能满足于经济城市，而必须要有政治和文化的考虑。1949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定位处在摇摆之中。一开始中央将被香港同时定位为经济城市和政治城市：经济城市是指把香港作为打破西方经济封锁、吸收西方技术和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政治城市就是把香港定位为分化英美阵营，争取英国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中立的重要筹码。中央对香港的这两个定位很明确，也很有成效。

但是，随着“文革”以来的激进路线，香港作为政治城市的定位超过了经济城市的定位。香港主要成为中国推动东南亚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沿阵地，而香港的经济功能大大削弱了。随着冷战趋近结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作为政治城市定位取得的有限成果也会快流产了。从1980年代开始，中央把香港主要定位为经济城市，其政治功能仅仅是作为“一国两制”的典范，以利于实现台湾统一。

近年来，中央对香港的定位基本上围绕经济城市展开，比如说把香港定位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等。刚才大家讨论的也基本上着眼于香港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定位。但是，对香港进行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需要统筹考虑。做经济决策的往往信心百倍，试图把香港设计成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但做政治决策的却万分谨慎，就像邵善波先生刚才讲到的，香港虽然是中国的，但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政治保证它是“中国的”。设想一个极端情形，如果香港普选产生与中央不能有效沟通的行政长官，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不认可中央的权威，反而要求内地推行香港的制度，那么香港还能够按照大家的设想来定位其金融中心所发挥的功能吗？大家会说这不可能，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中央主权权力的政治保证。因此，越是关心经济和金融的人，就越应当关心政治，没有政治的稳定和政治实力的保证，经济肯定是空的，金融也肯定是泡沫。

这样，我们就要回到政治问题上来。尽管中央试图将香港定位为经济中心，但香港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这意味着中央必须面对香港自身的政治定位，尤其是普选问题。从2003年以来，中央基本上被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也就是普选问题牵着鼻子走，被动地应付香港自身的政治定位，换句话说，香港的政治议题变成了中央考虑的政治议题。

之所以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核心在于中央并没有对回归以后的香港进行政治上和文化思想的定位，从而丧失了政治主动权。比如说，香港的司法体制、公务员管理、廉政建设、城市管理等等，对于提升内地管理体制理性化、科学化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出现在以往的决策视野中。进一步而言，香港在中西战略格局中的政治意义究竟是什么？香港成熟的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民主选举对于中央提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特区政府要面对的，而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要面临的治理难题。

从“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角度看，香港恰恰可以看作是我们学习和掌握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试验田，就像过去三十年来，香港一直是我们学习和掌握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管理经验的试验田。比方说，美国在许多国家只有一个大使馆，但却可以发动“颜色革命”和政变。相比之下，中央在香港拥有主权，而且有港澳办、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还有特区政府，却往往无法主导香港政治局面。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实力悬殊太大，但仅仅强调“敌人太强大”也不行，说到底是由于我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政治治理技术不够。我们过分关注工商界和基层草根，但对于如何掌控传媒、如何引导舆论，如何设定议题、如何组织公民运动、如何组织选举、如何应对司法复合等等，我们都需要学习。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在香港要努力培养、凝聚一个新的治理阶层。目前，在香港的爱国者阶层中，工商界和草根阶层占据了主导，而法律界、教育界、传媒界等基本上被反对派主导，由此就可以明白问题的结症所在。

中央对香港的定位以及治理香港的思路其实与内地的治理思路有关。过去三十年，我们过分强调GDP的增长，而忽略了司法、舆论引导、文化价值塑造的政治重要性。中国政府官员往往是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但却不是成功的政治家，以至于面对社会矛盾、群体性冲突、司法诉讼只能动用简单的强制手段来压制，而没有学会用现代的手段来疏导。中央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去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培训基层干部，提高他们的应对传媒、司法、群体性抗争时间的能力。在这个治理技术的转型过程中，我认为过去三十年重大失误之一在于没有学会使用现代法律技术，未能有效地培养起服务于自身政治目的的法律精英阶层。

我想举两个与律师阶层有关的例子。一个是内地的例子。从西方历史看，英镑的兴起和美元的兴起不单是资本家阶层的兴起，其背后是服务于资本家阶层两个特殊阶层：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上开始崛起，我们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企业家阶层，但我们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有意识扶持并推动形成我们自己的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相反，是英美的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在我们提供法律服务。你只要看一下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基本上是美国所，中国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少得可怜。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府没有引导国有企业上市过程中雇佣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或者香港的华人律师事务所。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所的法律服务水平比不上美国所。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个说法忽略了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所掌握了如此巨额的法律服务利润，当然可以雇佣美国律师事务所为中国所打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服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究竟谁是老板，是一个政治自主性的问题。由于我们把如此高额利润主动让给了美国所，中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就自然成为美国所的雇员。你只要到香港看一看，留学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都在外资所打工。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仅是高额法律服务利润的流失，最主要的是把优秀的华人律师推向了美国所和英国所，导致中国的律师阶层依附于西方的律师阶层，形成了所谓的“买办阶层”。今天，我们在商业、法律、文化领域中“买办阶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自主性缺失，当然也由于政治决策者对这些阶层在现代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了解，以至于把律师事务所、大学等看作是社会机构，而没有看待在现代政治结构中发挥的特殊的政治功能。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香港律师服务业结构的转型。港英时期，香港的法律服务被英国人垄断，其他国家不可以进入香港法律服务业。这样香港华资律师事务所也发展很快，跟在英国人后面占据了半壁江山。在香港回归过程中，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无法独立维持在香港的利益，就开放香港法律服务业，引入美国律师事务所。同时，为了打击华资律师事务所，就修改了相应的法律，把律师业原来的定额收费改为按照市场竞争来自由收费。这种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美资和英资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占据了不需要自由竞价的高端收费市场，而华资律师事务所只能在自由市场上相互竞价，最终在香港的地位一落千丈。因此，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维持庞大的法律服务阶层，可这个阶层到今天依然把持在西方法律阶层手中。而香港律师业的这些改革就是在彭定康手上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彭定康高超的政治技艺。

这两个例子一比较，我们就明白问题所在。今天，不少人讲中国崛起要在国际上争夺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可我们连一个自己的法律精英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都没有培养起来，而且目前的法律精英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往往由于其买办性而很容易成为反体制的力量，我们怎么可能获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呢？因此，政治实力是全方位的，法律阶层和文化阶层的政治意义不亚于工商业界。

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对香港的定位应当从经济城市转向政治城市。香港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有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如何学习掌握现代治理技术，如何培养自己的法律精英阶层和文化精英阶层，香港会成为我们最理想的试验田。在中西政治对垒的格局中，香港依然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重要场所，只不过从学经济转向了学政治，学法律。谢谢大家。

邵善波：

强教授是研究法律的，很多是专业见解。他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模式和体制，不但是经济，还有司法和其他。两地可以怎样利用这个情况改进体制，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下面请罗范椒芬女士发言。

罗范椒芬（范氏慈善信托基金理事）：

我就简单讲三点。第一点讲一讲内地的社会制度建设，同时分享一下香港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内地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是滞后的，这方面重中之重就是要建立社会的诚信，要有廉洁的政府。刚才邵善波顾问已经说了，国家不是不了解香港的廉政制度，回归以后我们廉政公署接待了很多内地的官员，问题就是双方体制不同，所以很难照搬。

建设诚信社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文化熏陶的工作，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廉洁政府的建立要有五条支柱，就是包括五方面的制度，行政制度、政治制度、法制制度、监督制度和公民制度，就好像一个屋有五条柱，一定要共同发展，有一条柱子短了就不行。在这方面香港的确有很多经验和案例，但很难转移。

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分享一下。香港的服务行政，在彭定康的时代才真正落实，引进一些服务承诺，又建立了一个效率促进组。我觉得效率促进组对公营机构改革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组为政府部门提供管理服务，就是有一些专家到政府部门里，对架构、流程、应用科技和外判等这整套部门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管。由专家去引领，去推动改革，好处是什么呢？因为部门首长无论是否认同改革的观点，往往缺乏改革的动力以及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有心无力跟有力无心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有专家来帮扶，他们很欢迎，实际上效果也很显著。在这方面国家公共行政研究院和各省行政学院，可以跟香港的效率促进组或者市场上的顾问管理公司组成共同队伍，为地方政府或者部门解决问题，包括预防贪污的工作流程等。在香港和外国，这方面也是很多大学毕业生非常向往的现代服务业，所以也可以为内地大学生开拓新的事业渠道，这是第一个实践经验。

第二个实践经验是在社会制度方面，香港的公民社会是非常成熟的。志愿服务机构覆盖面非常广，涵盖了包括医疗、教育、护老、青年、儿童等各个方面，都是政府资助一些非盈利的机构提供社会服务，也鼓励企业和公众人士去关怀社会。这样做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时民间组织运作也非常灵活。大陆现在也有很多民间组织，他们目前还不能正式在民政部注册，因为国家有规定，要求相关部门做担保，所以很多机构都是由公司法人去注册的，长远来说这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有障碍的。

香港有一个非政府福利机构合作平台叫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也是福利界跟政府沟通的桥梁。今年该组织还积极推动跨界间的合作，跟商界推动一个“商界展关怀”计划，结合各方面的智慧资源和力量。社会服务联会组织模式将来可以替代个别部门为民间组织做担保的制度，香港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开展一个项目研究，如何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促进民办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个项目将在两年内完成的。香港在项目援救过程中，应该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个实践经验是制度创新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要操作起来还是要靠人，要有相关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当地培训很重要。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公务员，最有效的一次培训就是在哈佛大学，用实际的案例分析做培训。可以考虑用香港案例或者国外的案例，甚至中国自身的案例，把案例变成教案，通过案例去讨论，这种学习方式更深刻，比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更有实践性。在这方面香港有很多经验，很多培训机构、高等院校都可以在这方面协作。

第二点是粤港合作的问题。随着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香港跟广东省，尤其是深圳关系越来越密切，人流、物流、咨询流越来越多。但我们需要一个创新的合作的长效机制，确保人员的配置，而不是开会前才匆匆地去决定开会的议程和需要签署的协议。在一国两制之下有很多问题，目前在法制上或者是政策上还没有打通，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下，广东、深圳能否先行先试优势？我提出几点意见希望双方政府落实研究：如怎么样大胆探索关于学历和专业资格免试互认的问题，家庭团聚问题，内地人的孩子在香港出生受教育等福利跨境转移的问题，跨境婚姻离婚个案怎样执行司法判断问题等。还有跨境犯罪协查跟疑凶疑犯问题，这连廉政公署也无法推动。我们可以考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成立共同的办公室，为涉及跨境事务的审批工作制订一些服务承诺，或者设立投诉和反馈的机制改善工作流程；也可以成立专职的队伍，结合粤港双方的力量，共同处理贪污腐败渎职个案。

第三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鼓励学术界、民间组织、国际组织去提供创新的制度建设，加强民间社会事务的参与，培养年轻人的意识。在打造珠三角成为国际都会这方面，双方都必须放弃竞争的心理，要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目光要放得远一点。今天我们说战略考虑，我们会看得更远，2047年香港跟内地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到时粤港、泛珠三角境况怎么样？体系怎么样？人流怎么样？我觉得国家的官员都非常擅长理论的论述和调研，香港在执行力方面就比较强，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之中一定能够找到共识，可以互相促进，谢谢。

 邵善波：

    罗女士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香港管理经验。下面请清华大学肖耿教授。

肖耿（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我提几个建议供研究，另外简单讲一下我自己对香港在中国将来作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方面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先在美国学习，然后在香港教书，然后在香港证监会工作，所以对香港的体会非常深刻。香港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如果一百多年前中国不租给英国，香港没有办法生存，就完了。后来回归，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时候，现在又到了非常重要的关头，内地在崛起，香港可能会落后。

如果把香港比做一个操作系统，就是有点像苹果，可能内地是Windows，实际上Windows在技术上比苹果差远了，但是问题是它的规模很大，内地正在形成操作系统，整个制度在将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实际上是整个西方的制度的一个重现，但重点是这种重现是寄生于中国和亚洲的。就是说中国不发展，亚洲不发展，香港就没有前途；如果中国、亚洲发展它是很有前途的。但问题就是给的空间是多少。如果不给空间，它就被边缘化了。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香港是世界城市，但是不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这是香港巨大的困惑。这个世界谁到香港去打个电话就能去，但是中国人要去香港很麻烦，把钱带到香港更麻烦。这样香港就不会有太大的前途。但香港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品牌？什么是香港制造？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香港制造。有种说法认为香港是供应链的发明地，就是供应链管理，应该是对的，但不是很清楚，有争议。真正的（香港制造）是什么东西？港币。那是真正的香港制造，但是只有700万人在用，如果是700万人在用，在世界上不可能是重要的产品。所以我认为大陆最重要要研究香港整个体制，包括政治、法律、金融，特别是港币。港币是非常特别的，过去是跟英镑挂钩，现在是跟美元挂钩，将来可能会跟人民币挂钩。跟谁挂钩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挂钩的体制下，创造了一整套独立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这个东西就是操作系统。

这个操作系统在过去运作非常好，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都谈到香港可以做很多事，但也是有危险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香港的政治体制，香港的政治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和英国的折中。解决问题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且这两种文化目前的较量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场的选民民主，导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福利。美国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香港在这方面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如果把政治体制问题解决的话，有可能对中国，对世界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必须花大气力研究西方民主的弱点和优点以及我们将来民主走哪条路，这个问题不解决，香港的问题解决不了。

第二就是我讲的香港金融体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香港所有金融产品都是以港币为基础。金融产品香港制造，但是这个产品如果要别人到香港来买的话，不可能，必须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把这些产品送到中国人的家门口，让他在中国可以买这个产品，香港的金融产品才能永远继续存在下去，这个是香港最基本的困惑。

这个问题回到内地，内地是站在内地的立场上，人民银行想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变成金融中心。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风险观，这两个金融中心不知道谁会成功，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两个都发财，让他们有竞争，又有区别。所以我认为张司长讲的香港可以做的事都可以做，如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但这些都不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香港将来要在上海、在全国有港币结算体系，港币产品能够让老百姓去买，老百姓的钱不需要流出中国。

如刚才所说，人民银行最关心的是资金不能流动，大陆的钱在大陆，但是以港币去买港币的产品，港币的产品就包含所有的香港操作系统的金库，这个是香港必须守住的。如果放弃全都变成人民币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前途。要说服大陆，就是说允许做这个试点，这个对中国成为将来世界经济中心非常重要。我的一个设想，就是将来港币是可以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挂钩，即因为港币可以跟英镑、美元、人民币挂钩，实际上可以跟任何货币挂钩，如果跟世界上的超主权货币挂钩的话，这个超主权货币立刻获得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和体制。这个东西说起来是天方夜谭，小小的香港会想做这种事，怎么可能？但是如果中国将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中国只有香港是跟欧洲、美国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种事情想去做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新加坡很可能想做，但是可能做不了；香港很可能可以做，但是没有人去想。

最后一点，我认为对于香港和内地战略合作研究最大的障碍，就是内地人不了解香港，香港人不了解内地。这个问题一天两天是解决不了的，一个内地自己发展出来的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挂职。挂来挂去，大家对彼此的情况就都了解了。还有一个是党校，到党校去学习。对内地来讲要有一个机制，让两边的人才可以到对方去，真正出去了解对方的运作，创造更多机会，最后开始实在讨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这种交往非常重要。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邵善波：

肖教授在两方面都有实际的操作经验。下一位请港铁的总裁周松岗先生发言，他现在管着北京4号线，4号线和北京其他地铁有所不同。

周松岗（香港港铁公司行政总裁）：

我想在看香港的定位之前，分析一下香港的强项跟弱点。香港弱点是全香港没有多少人认识长期战略的重要性，我们是一个没有战略的地方。

当然香港有它的长处，长处有好几点。第一是国际化，国际化不但是一个所谓软件网络，是长期对国际、对不同国家的思想文化风俗社会的一个认识，而且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与工作过。第二是市场化，香港政府对于市场化的信心比较大，也敢于放手让市场决定事情。我非常佩服内地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可是我觉得中央政府对于市场化始终有很大的戒心。我不敢说市场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中国的发展还是可以依赖更大的市场化来提高效率。第三是肖耿教授说的香港制度的操作性。香港的生存和动力完全是因为在这个操作系统下有高度的自由。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我想讲一下香港交通建设的小案例。交通在香港整体的社会竞争中的地位非常特殊。根据世界公交协会调查的结果，香港是交通成本最低，但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交通成本只占全香港GDP的5%，包括建设公路铁路、购买车辆、购买能源、支付劳动力、物资费用在内。跟其他城市的交通成本相比，伦敦是GDP的7%，休斯敦是GDP的1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香港政府用做卫生医疗、社会福利的总支出还不到GDP的9%。所以说香港在交通成本省下来的钱，足够香港在卫生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支出。

为什么香港那么厉害？绝不是港警的功劳。香港90%的市民出行的时候用公共交通工具，在休斯敦基本100%开自己的汽车。现在大陆的城市面对同样的问题，交通拥堵、资源缺乏跟环境污染，所以更多人用公共交通工具，这是未来的方向，轨道交通必须成为公共交通的骨干。轨道交通是一个投资非常高、商业回报非常低的项目，现在内地大城市要发展地铁到香港去，他们都问一个问题，怎么样从地铁赚钱，而不要政府津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以全世界经验而言，一个铁路不管它的生命是五十年也好，一百年也好，现金流永远不能够达到商业的回报，顶多可以收支平衡。因此用什么模式建设铁路，避免成为政府的重大经济包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在这方面香港有比较独特的模式。港铁是1975年成立的，2000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目前用商业原则来运作，是市场模式。香港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占了76%，但是还有26万的股东占24%股份，我们去年总客流大概是20多亿元，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盈利能力的铁路公司，去年有73亿港元的税后利润。我们不能在票价上赚钱，如果靠票价赚钱，我的票价会比目前大概高5倍以上，市民负担不了。我们采用的是铁路跟物业发展的模式，即利用铁路交通便利，沿铁路发展环境商住结合，开发铁路周边的一些物业。这样铁路建设为公众生活创造便利的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因为人们希望在铁路周边工作、贸易和居住，这个经济的效益很大，把一部分经济效益放进铁路建设上，也为社区建立方便的环境。总结成两句话就是“老区线跟人，新区人跟线”。操作非常简单，就是在建设铁路的时候，香港政府授予港铁在某一些车站、车辆段上拥有固定的开发权，不是免费的，只是开发权，港铁向政府缴租地价，但是按铁路建成以前的市场价格来计算，我们建铁路方便了，物业价值也上去了，把这个差额放到投资建设铁路上，这是很方便简单的模式。即铁路带来的经济效益繁衍在土地升值上，这个经济效益回馈铁路建设。

根据这个模式，过去三十年香港政府没有花一分钱来建铁路，这是很不错的。它持有的76%的港铁市值，地价的收入，上市的收益，联动后来的股息，使得它不但没花一分纳税人的钱，还挣收港币。对香港的市民来说，也能用一个便宜的价钱得到高指数公共交通；对港铁小股东来说，投资港铁的回报比恒生指数平均成分股高出一倍。中国大陆目前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起步的阶段，怎么样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保持平衡，吸引社会投资，这是可以借鉴的制度模式。

此外因为我们在这个模式运作下提供资本，也有一整套的制度，所以能够往外推广。现在在北京有第一个公私合营方式投资的北京4号线，在深圳我们正在建深圳4号线，在伦敦有我们现在正在营运铁路的网络，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也有铁路网运营场所。当然其中我们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包括工会的问题、市民的问题、气候的问题，还有不同地方的政治问题等。

香港的优势不在于有什么战略。我自懂事以来从来不知道香港有一个战略，可是我们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和活力。在制度下，我们见到机会就会去抓。以后我们怎么样发展无法从今天的位置上看到，而是我们怎么跟国内一同走这条路来发展。我也知道，香港的发展跟国内一定有所不同，我们不会说香港政府有一、二、三战略，呼吁全民一起做这个事，不是这样的。谢谢大家。 (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