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党内权力结构的转变，以及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观念的变化

除非我们牢牢抓住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三次主要转变以及中共及其政治发展的相应阶段，我们就无法理解革命的遗产、由此产生的问题，以及今天提出的解决方案。从1927年到1955年下半年与1957年最初几个月之间一段时间代表了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并展示其有效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两套互相对立趋势的综合：这种综合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这包括：革命的行动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审慎尊重；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精英领导与民粹主义（populism）；军事权力与政治挂帅；由使用强制权力实现的支配与通过说服实现的霸权（或政治、知识、文化与道德领导权）；群众动员与组织控制；以及最后，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与尊重群众与社会团体自己理解的利益。毛泽东思想的有效性恰恰来自这种并不顺理成章的综合，这种综合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赋予理论合理性，并由两条战线的斗争给予政治的合理性。45

但是，在此后一个阶段，即从1955-1957年到1976年，这一综合解体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愈来愈被左的倾向所主导。左的倾向有高潮时期，也有低潮时期，从政治行动角度看，1966-68年是最高潮，从理论发展角度言，1975-76年是最高潮。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向右的方向转变，寻求一个中间路线。

毛泽东综合体的发展：1927年到1955—1957年

在第一阶段，毛泽东所作出的最有首创性的、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论重新表述，这一表述可以由下面的话来概括：“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变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决定的东西了。”46这一提法类似于Norberto Bobbio所谓的葛兰西(Gramsci)概念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逆转之一，即“上层建筑在结构中的优势”。47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逆转开启了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而毛泽东的重新表述不仅代表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过程的概括性描述,而且也是革命行动的纲领性指针，它指导党在内战中取得全国性胜利。48它与革命的行动相共鸣，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要求迅速变革和革命实践时，它就会被置于重要地位。不过，在第一阶段，这一理论被毛泽东对“实践”的强调以及他关于“实事求是”的指示所平衡，这一指示经常有助于用审慎来缓和革命的行动。特别是当现实的政治与军事战略策略、精心规划的社会变革、深思熟虑的改革以及有规则的经济增长成为主流时，对实践的强调与“实事求是”的指示就会扮演重要角色。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赋予理论和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首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赋予“实践”和经济基础首要地位——形成了对立的统一体。以同样的方式，阶级斗争的普遍概念与在特定环境下贯彻群众路线、从而达成具体政策的观念相结合，相平衡。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力量远不及国民党时，发明了在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个不同的政治舞台将支配与霸权相结合（或使用强力与依靠说服相结合）的模式。在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它对市民社会毫无疑问的霸权受到直接支配的保障。当手中掌握了强制性机构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时，就可以依靠说服和领导的方法来达到政策被接受的目标，明显的强制就可以被限制在最小程度。当这些有利条件同群众路线和统一战争政策的有效运用结合起来时，党就能够在实现霸权的同时获得广泛的大众支持。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只能依靠说服、建立联盟，以及同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与小党派合作——或者通过提出或同意促进共同利益的方案，或者利用大众对国民党政策的不满。换言之，它试图在国家权力和强制手段在对方手中的情况下，同国民党竞争对市场社会的霸权。它对其他政党和团体的政策通过统一战线的概念而普及化、合法化。但即使在这里，它的有限成功以及它受到的拥护也仅仅是部份地取决于共产党温和方案的固有优点。它们也同时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可以作为其要求的后盾，也可以作为它与小党和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达成的方案与联盟的后盾。这是支撑它与这些团体结成统一战线的根本现实。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建立在两个对立目标的尴尬结合之上的——既与国民党团结，又与它斗争。它写道：“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49总的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50

也是在延安时期，党谴责“机械的过份的党内斗争”和“党内无原则的争论和斗争”等左的倾向。51它尤其反对召开“斗争大会”。52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共同支持下，一种温和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得以建立，一系列规范被正式提出并得到实践。

毛泽东作为党的公认领导的确立，使这种温和的党内斗争模式成为可能。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决定了这种发展。为了生存与夺取权力，党需要扩展，需要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些都取决于党的吸引力和形象。正是这种中国内部的权力分配，加之一位公认领导的确立，构成党内斗争温和模式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概念中，革命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毛泽东和极左份子所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如何使剧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合理化，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应该继续进行革命，以及在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之后从哪里找到一个资产阶级。

“四人帮”通过诠释“生产关系”概念，通过强调上层建筑和理论的首要与决定性作用，来正面处理这个问题。63张春桥机智地区分了生产关系中的三个要素：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分配形式；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进而断言：“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其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64张和极左份子们提到的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的是中国继续存在八级工资制与“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以毛泽东在1975年初提出颇为含混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基础，发展出自己们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65极左份子将毛泽东提到的八级工资制，通过货币实行商品交换概括为“资产阶级法权”。66张春桥断言，“在中国，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67”另一个极左份子写道：“如果资产阶级法权不加以限制，‘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以及‘自由贸易’等事务就会泛滥，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68姚文元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为它们（新资产阶级份子）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69这些“新资产阶级份子”将变成“新资产阶级就”。70

极左份子并不满足于仅仅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分配制度和人们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上。他们强调张提出的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际上的所有权的区别，并以此强化他们的论点。在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起作用的格言后，张注意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里，决定了这个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71这样，政治领导权决定经济所有权的实际内容，并构成其实际制度。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早些时候被其他极左份子描述过。池恒写道：“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个单位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单位就会改变性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72如果说池恒指的是工厂和企业，那么，姚的“单位”和“部门”也适用于政府、军队和党。

这样，在这些年中，毛泽东思想中的两个激进旋律同时达到高潮。它们一起阻碍了解决组织经济问题中的任何理性方案。其一是他对官僚制度极不信任，而决不仅仅是对这一制度的缺陷及无法预期的后果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并未完全认识到，官僚制是符合以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产手段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制度。其二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对“商品交换”以及市场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的敌视。在1975年2月发表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他指出：直到现在，中国“仍实行……货币交换”，实行“商品制度”以及“那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东西”。他不能或不愿接受一种在不同经济领域、不同部门、不同程度地融合“市场”和“等级制”（hierarchies）的经济结构。

激进化了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它被“四人帮”解释之后，具有更加灾难性、更具有直接破坏性的政治后果。既然资产阶级既来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又来自其上层建筑，既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么，就必须发动一场阶级斗争，镇压新老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由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因素存在于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政府（官僚阶级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和专家（知识贵族和“臭老九”）、工人（那些八级工资制的受益者）和农民（那些保留着自留地，在农村集市贸易的人）中，这种全面专政77 实施的对象是所有社会阶层的大部分成员。这种全面专政理论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准备而实际的意义。它延伸并强化了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掌握一切领导权”中指出的思想对所有社会领域的适用性。78 它为掌权派别的政治权利渗透在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提供了合理性。延安时期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完全瓦解了。

与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不同的群众路线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直接利益以及他们的需要被忽视了，甚至被意识形态纯正化的必要与另一场革命需求粗暴践踏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政党—国家被部分砸碎了。

“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恢复与发展，向右倾发展，寻求中间道路：1978年至今

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始了第三个主要时期。82 这一时期仍在继续。

该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重新解释与修正毛泽东思想，以使其更贴近现实—个Peter  Ludz 称为“意识形态再功能化”的过程。83 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否定、挑战并质疑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所有极左信条，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所有支持它或与它相联系的理论。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变革是将下列基本原理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基本原理在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中作了如下概括：“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观点被描述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三个基本内涵的第一条。它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84

这一重新恢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原理最初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从科学哲学观点看站不住脚的形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5 它为中国的主要改革者们提供了及时而强有力的理论，使他们得以向毛在最后岁月倡导或首肯、并为极左份子推向极端的所有理论、概念、纲领和政策进行挑战及重新审视。它削弱了华国锋直到1977年3月仍在《红旗》表达的立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6 它也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起点，批驳将林彪和“四人帮”的思想政治路线特征视为“右”或“形左实右”的观点，并为将其定性为左或极左铺平了道路。87 强调1957年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而不是右的错误—以及在个人崇拜和玩弄“权术”中表现出的“封建”倾向，使改革者得以主张并采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修正主义”和“右”而遭到非难的理论、概念、纲领和政策。

通过强调“事实”、“现实”和“实践”，这条重新恢复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本原理—就像它在第一时期一样—为党关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需要、利益、需求、生活状况与行为方式提供了依据。当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利益与要求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与党关于这些利益和需求的理解相冲突时，它更强调前者。并非偶然的是，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群众路线—而不是群众运动或群众动员—被描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内涵的第二条。这样，政策具有实用性、取得成功从而得到大众支持被置于比意识形态纯正更优先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这条认识论基本原理迫使互相冲突的政治领导人和派别根据这一原理来证明其纲领的合理性。

将这条基本原理重新提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原则必然导致对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的质疑—或至少是限定。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即使在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关系扮演主要和决定性角色时，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可能脱离其对立的、矛盾的次要方面---经济基础、实践和生产力---而存在。主要方面应该受到重视，但次要方面也不应该忽视。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表现，并不符合现实。另一些则认为，恰恰是生产力自身产生了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可能扮演主要和决定性角色的条件。还有一些人觉得，恩格斯晚年的表述代表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的修正没有必要，而且有误导性。这场理论争论没有形成任何官方结论。

三中全会宣称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邓小平在1079年3月理论工作会议上再进一步。他断言“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已经消减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90“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在一篇没有点名提到毛泽东的长文中被否定。91作者解释道：“阶级划分是以生产关系、所有者关系为标准的，而不是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的。如果以政治思想为标准划分阶级，那就会造成极大混乱，就会掩盖阶级实质，混淆阶级界限。……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阶级产生政党，而不是政党产生阶级。从来的政党都是阶级的一部分，而不可能颠倒过来，说阶级成了政党的一部分。”92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明显是针对“四人帮”的理论而发的。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远不止于刚才述及的对某些具体条件的否定。它还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有一个限度，不应该把每一个事件或每一个错误都追溯到阶级根源上。它使人们认识到，阶级斗争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一位中国理论家提醒我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关于党内的历史的决议并没有从阶级根源上分析文化大革命。据他解释，决议首先从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然后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解释文革。这些原因包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清楚了解、倾向于将许多本不应该属于阶级斗争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看作是阶级斗争、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的阶级斗争方法，以及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他断言，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也会犯错误、不从自身而从其他阶级寻找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接着得出三个宽泛的结论：阶级分析不应该简单化为仅仅寻找问题的阶级根源；有的思想问题有阶级影响，有的则与阶级影响无关；思想问题应该用正确的思想工作去解决，而不应该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阶级斗争方法只会加深矛盾。93

既然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科学规律是真理的最高形式，那么，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解决新问题就意味着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他们相信1949年的全国胜利来自他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发现与遵循，他们一直致力于探索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这些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活动方面的具体规律。94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他们贬低了毛泽东关于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发挥首要和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如上所述，这一理论位于中国革命规律的核心。这种理论发展必然要求重新解决政治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重新审视“政治是一切事物的统帅”的原则，该原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和极左份子推向极端。

这种重新解释和反思采取了我们可以称为“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形式。95这一社会学基本原理可以表述如下：每一社会生活领域有其独特的特点，并受特定的客观自然规律支配。政治领导可以而且应该创造适合于这些规律运作的一般条件和框架，可以利用这些规律来促进希望得到的发展，但不可能违反这些规律而不带来严重后果。这条社会学基本原理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并得到详尽阐释和彻底运用。

这些客观的经济规律并不深奥。他们只是在经济政策只能够恢复一些理性因素，这些因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追求革命的和意识形态的纯正而忽略。刘国光在一篇短文中简要地总结了从这些规律中派生出来的规则：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鼓励集体企业和一定范围内的个体企业从而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承认“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把它作为计划经济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国家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限度内自觉利用“价值规律”。97另一位理论家得出结论：“政治挂帅”以及“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论点是不准确的，或不适用与当前发展阶段。98

现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领导人，尤其是科学、教育、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的领导人，都沿着各自领域的特点以及支配它们的特殊规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最重要的政治含义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某些自治区域，政治权力不能也不应该干预。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使各个领域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可以展示这些特殊规律是什么。这一原则的确立恰恰与经济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体制中由被压制状态回复到更重要的地位相吻合。因此，它象征着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加深的渗透趋势的逆转，并证明了这一逆转的合理性；这种趋势出现于五四时期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点。这一原则同时也标志着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开端。

但是这种变革在不同社会部门是不均衡的。政治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变革远比政治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来得迅速和深入。在经济内部，农业和农村部门的变革比其他部门走得更远，而且遵循了一条稳定的道路。党在1978年12月至1984年1月间通过六个文件，这些文件逆转了自1955-56年加速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政策的方向。每一个文件都比前一个赋予基层单位、家庭和个人管理自身事物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物质刺激。这些文件逐步导致众所周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稳步建立，99该制度的核心特征是建立生产和收益之间的直接联系。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基本核算单位采用了这种责任制的几种形式之一。

在农村使用的各种形式中，包干到户（或简单地说大包干）制度给了家庭管理自身事物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将产出与报酬最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制度下，家庭在上缴农业税、向生产对缴纳一定提留、并按合同规定的固定价格向国家出售有限数量的农产品后，保留全部剩余农产品。1982年12月的一篇文章透露，采用这种制度的地方迅速扩大。1980年1月，仅有百分之零点零二的基本核算采用这种制度。到1981年10月，这个数字已经增至百分之三十八，到1982年末，大约是百分之七十。目前包干到户已成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00家庭再次成为农村生产的基本单位。与责任制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合同关系取代权威关系成为规范农村基层地区国家-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另一项重要的政策是鼓励“专业户”、“专业队”和“专业村”，它们代表了更高程度的劳动分工，他们为交换而不是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农业和其他商品的生产。

这样，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转变与重申思想基本原则构成两条分界线，界定一条中间道路；党沿着这条道路既寻求保持与过去的连续，也寻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现“高度民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综合与文革期间提出并为极左份子推向极端的毛泽东的思想完全相反。它也在很多实质方面不同于毛泽东在第一个主要阶段（包括延安时期）的综合。但在一个基本方面以及在根本精神上，它与毛的综合是一致的。它试图依据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基本原理来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这个基本原理在纸面上似乎很简单，但当它应用于复杂问题时，它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要多。(责编：Y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