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系列革命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二字的意义变得暖昧起来，其价值也受到了质疑。“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强势话语，觊觎着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有的人公开挞伐革命，有的人则悄悄收起了这个用语。本文将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重新进行审视，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反革命。反革命有两种，举个例子来说明。在“文革”中，既有所谓“黑五类子弟”，有“破四旧”运动中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终于挺而走险、行凶报复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也有所谓“红五类子弟”，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上述运动表示怀疑和提出批评而成为“现行反革命”，这两类反革命显然是有区别的。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后者，即革命的反对论者。他们往往与革命者有着共同的对立面和类似的理想目标，虽然他们时常被革命者视为最危险的对手，但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对象。在为历史上受尽埋汰的反革命洗清污垢的同时为革命正名，是本文的宗旨。在行文中，将顺便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进行一些分析和评论。

共和革命及其论敌

弗兰克指出：现在汉语中的“革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概念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结合。”［1］ 首先实现这一结合的是日本学者，然后才被引进现代汉语中。“革命”与“政治”、“社会”、“经济”等都属于那种既是本土语又是经过日语的翻译语。据陈建华考证，是1890年面世的王韬《重订法国志略》首先引进了“法国革命”的概念。该书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主要延袭了日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叙述结构和语汇。冈本的叙述基本反映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对法国革命模棱两可的历史评判：一方面在具体描写巴黎市民的暴动及整个革命经过时，称之为“叛党”、“暴徒”，避免使用“革命”一词；另一方面，“法国革命”作为The French Revolution的译语， 意味着对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一种肯定。但在王韬的书中，只延袭了冈本对法国革命的部分表述，结果是失去了原著中对革命较为微妙、新鲜的理解，而对法国革命的恐怖描绘更使“革命”背上了黑锅。戊戌变法期间，无论是章炳麟谈到“泰西”的“革命”，还是康有为描述“法国革命”，都极力加以贬斥，这和王韬《法国志略》的影响不无关系。

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称为“革命党”，也是日本的首创。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少白等被迫流亡日本，他们在神户一登岸，就读到当地报纸上“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达日本的消息。鉴于儒家学说中有“汤武革命”的说法，孙中山等人对日本人给一个传统的中国术语赋予现代的意义感到高兴，欣然接受了这一称谓。陈少白后来写道，日本人使用的这三个字影象深深印在他们的脑中，孙中山当即决定：“今后，我们就称革命党。”［2］ 孙中山此后在伦敦蒙难和被释，更使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与孙中山有来往的英国下院议员戴维德就公开宣称，他同情中国的革命［3］。 但是，此时在中国本土，革命的拥护者还绝无仅有，不成气候。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革命”与“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君主有德，敬天爱民，其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如果君主失德，天命就不再庇佑，改朝换代的革命便在所难免，且具有正义性。经过甲午、戊戌、庚子三次事变，尤其是在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相当一部分国人的心目中，清廷的气数已尽，连原来贬斥革命的章炳麟此时也和孙中山“定交”。显然，革命需要适当的时机，而革命的形势并不是革命党人自己能够造成的。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此皆李莲英、助荣禄二人并力以亡国也。各宗室大臣、各疆臣环视而不动，是助荣禄、李莲英以亡之夫也。夫人心之变，岂有极哉!”［4］，确实，人心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几年前在士人心目中毫无地位的孙中山，此时已被视为刘邦、郑成功、洪秀全一类人物。黄中黄在所译《孙逸仙》一书的自序中说：“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回忆：“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之情形”［5］。然而， 孙中山的革命已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融入了“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共和革命。共和革命的目标由同盟会纲领明确揭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所归纳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十分恢弧，他说：“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堂乎其后也。”［6］ 《易传·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在革命党人看来，共和革命顺乎天意之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清廷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不仅由于其一再丧权辱国，尽失民心，而且由于专制政体违背了进化论所揭示的“由野蛮而进文明”的世界公理。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7］ 然而， “革命之时义”中除了正当性外还有适宜性的另一层涵义。刘小枫说：“自然性的革命释义( 如易学象数派)的要点是，革命要重时机，有如四季之革变，其时机自然而然，恰到时处，如今人徐志锐所谓‘变革之事去旧取新事关重大，不可轻易进行，……到了非革之日才能进行变革’。按此释义，革命的‘顺乎天’之义是‘应时’［8］。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反对共和革命，其着重点正是放在这层意思上。

萧公权指出：康有为君主立宪的主张，他对近代化的渐进主张，以及他反对用革命方式立即取得民主，不应埋没他坚持君主立宪仅仅是彻底民主的第一步的事实。换言之，君主立宪并不是民主以外的一个选择，而是中国的第一个民主设施。康本人在1911年说，建议采用宪法无乃建议一大革命，此一革命将结束君主拥有国家的体制。因此萧公权的结论是：“改革派与革命派同具一基本上相同之目标，即途径虽有和平与暴力之别，却都要将中国民主化。”［9］ 其实，康有为、 梁启超之辈也并非一概排斥暴力途径，戊戌年“围园”之谋，庚子年“勤王”之役，世纪初的几年中对“暗杀”的鼓吹和实行，均为明显的例证。他们反对革命党人的激进主张，主要是由于对形势与时局的判断有别。事实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革命派始终无法正面回应改良派所提出的质疑。康有为认为：夫今日中国积弱，众强环视，国人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聚精会神而注于是，或可免也。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内讧，则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10］。梁启超提配自己的论敌：要之兵法曰：毋恃敌不来，恃我有以待之。 今日不言革命则已耳，苟言革命，万不能曰，外国殆不干涉，而掩耳盗铃以自慰也，万不能以空谈及模糊影响之言以自欺也。今持革命论者，亦曾计及此而确有自信乎？若月之，请语我来；若其未也，则不惧外国干涉之言，慎勿轻出诸口也［11］。对于外国干涉的顾虑，不能视为杞人之忧。历史证明，外国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一直在支持和操纵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内乱不已、国无宁日的主要原因。

康有为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今革命者，曰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曰言公里，何至并现成之国别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12］！梁启超因而提出，中国只可行政治革命，不可行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13］ 在种族问题上，则应放弃汉族对国内他族的“小民族主义”，而取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革命党人汪精卫当时称“提供大民族主义……其言有类梦呓”，坚持“以一民族为一国民”的种族革命立场［14］，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独立脱离了中国，西藏的地位也在国际上成为一悬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这才举起了“大民族主义”的旗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但已为时晚矣。

严复认为：“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在不少矣。在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曲康、梁师弟。……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15］ 显然，他把康、梁师弟视为满清政府最具破坏力的分子。 但孙中山不这样看，而认为改良派“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16］。梁启超在日本曾托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和解意愿，“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革命党人“皆不以为然”[17]。革命党人陈天华在其遗书中表示：“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同也。”不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均以民主宪政、救国保种为奋斗目标，即使途径不同，手段各异，亦可我行我素，并行之悖也。孙中山却不同意这种调和折冲的意见，他说：“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18］ 由于两派在人力和财力资源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互相冲突，互相水火”乃至达到了在海外捣毁对方集会和暗杀对方成员的地步。革命党人这种党同伐异的过激行为，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汪东于1907年写道：中国之日，则可强分为革命党、立宪党，两者对峙。革命党中，宗旨既无所歧异；立宪党又自称但以救国为归，苟革命势力滔滔进行，决不忍妄加抵御。吾亦甚望之能自践其言也。中国革命必行蜂起之策，一省倡义，各方响应，云集景附，……吾谓去旧政府，若摧枯拉朽［19］。可以说， 汪东准确地预言了辛亥革命的过程。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表明了人心的向前。由于极少数满人在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排满革命的号召自然容易得到响应。但要理解并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不仅需要“民心”而且需要“国民程度”。《尚书》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似乎“顺乎天而应乎人”原本是一码事。但从中国的一句古话“民心可用”来看，民心又是可以被人所操纵的，不能等同于天心。由于革命党人在“顺乎天”的应时性方面具有先天的缺陷，他们很快便尝到了人心叵测的滋味。正如黄宗羲所慨叹：“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20］ “二次革命”的失败表明民心暂时已被袁世凯所用，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民心才出现新的转移。通过这一次挫折，孙中山的革命观从强调民心转向对“先知先觉”的依赖。也就是说，他不再用“应乎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行动“顺乎天”，而是要用“顺乎天”的革命理论来“唤起民众”，唤醒那些“后知后觉”。他的“知难行易”论，则是要表明革命党人在“顺乎天”的理论探讨上是进行了何等艰巨的努力。二、国民革命及其论敌

顾名思义，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国民革命。1919年“双十节”宣告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尽管在组织上与民国时期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一脉相传，在精神上却已经面目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一样，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1912年国民党制定政纲时，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只保留了“注重民生政策”的一民主义。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受到五四运动后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20年11月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重新确认“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此时，孙中山已经围绕三民主义建构了“五权宪法”、“革命程序”等一整套理论和方案，但最能吸引国人的，还是他从此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乃至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期内促其实现”作为临终的“遗嘱”。

孙中山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也可以说是他与俄国政府及共产国际合作的产物。1923年1月26日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在此前提下，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21］俄国政府不仅向中国国民党提供了资金与军火，而且提供了政治顾问和理论教员。后者的作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一是在民族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是在民权主义的解释中，贴上了阶级的标签。“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有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此处对“民国之国民”与“反对民国之人”的划分，开三十年后毛泽东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先河。三是明白揭示了“以党治国”的理念。“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而。”［22］

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至此，国民革命的实际涵义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首先，一国的革命变成了世界的革命；其次，“国民”的革命变成了阶级的革命。这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便成为国民革命的前提条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指认的主要论敌是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左派和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国家主义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运动的死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23］。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代表是五四运动时期创建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部分成员在法国成立的中国青年党，以及该党党魁曾琦、李璜回国后与左舜生等一起创办的《醒狮》周报，故而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留美学生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组织的“大江学会”，留日学生何公敢、萨孟武等人组织的“孤军社”，也曾经是国家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曾琦等人也曾运动梁启超、章太炎出面，集合北方的各种政治力量，组成一个与国民党相对抗的大党，但是没有成功。那么，被国民党和共产党视为“死敌”的国家主义派，其政治纲领是怎样“反革命”的呢?

中国青年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由五四运动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少年中国学会，一部分人接受了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另一部分人则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从始终坚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来说，后者方为四五精神的嫡派传人。国家主义不赞成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主张，但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为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24］ 然而，“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 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 ”“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25］梁启超早在五四时期便提出了国民运动的主张，他认为：“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26］ “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27］ 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

1926年8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指出：“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 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 奸商与共产党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 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28］ 此外，国家主义者还以人权和国民权来对应国民党的党权和革命民权，以社会政策和全民福利来对应国民党的节制资本和国家统制。

从斯大林到林彪，都曾以明快的语言宣称，在中国，枪杆子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国家主义派手中没有武力，北伐军所到之处自然难免受到摧残，学校被关闭，报纸被禁止，人员被拘禁和杀戮，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但是，政党的挫折不等于政策的失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掌握党权后，除了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外，在许多方面都执行了国家主义的路线和方针。而新军阀战争不断，也被国家主义者不幸言中。至于外力不可恃，后来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深有体会并一再反省。李璜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29］。简直可以说是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鼻祖。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30］。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份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31］。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32］。

辛亥革命基本上还是上层革命和边缘人革命，对社会底层触动不大，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此有深入细致的描述。国民革命则不然， 工商阶层与工人阶级都积极投入五卅运动，农会的组织更搅动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农村。不论是国共两党提出的国民革命口号，还是国家主义派提出的国民运动和全民革命口号，均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发展到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

苏维埃革命及其论敌

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 月《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确定的方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 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革命队伍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实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民革命之需要。”［33］ 在国民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尽管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等对此选择并不十分情愿。

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以联共(布) 名义发表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或农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地主、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派。此前，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为国共两党制定了需要立即实行的土地革命纲领，核心是土地国有化。这违反了越飞与孙中山达成的共识——“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代表中共参加全会的谭平山发言说：“中国需要一个包括一切革命阶层的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当统一战线中的战友怀疑和不赞成彻底的土地革命时，“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没能深刻理解这一内在矛盾，也没有给出相应的对策。“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批评了共产国际那种首先“要推进国民革命军到完全胜利，即达到中国统一”，然而“开始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孟什维克观念”，认为“能够与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的时期已经到了”。斯大林在《给宣传员的提纲》中仍然认为，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并有利于向革命的敌人提供中国“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的口实”。他坚持在驱逐右派后“把国家的全部政权集中于国民党”，“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进行着坚持的斗争，实际上将转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34］。当武汉国民党中央于6月15 日致书中共，拒绝了6月4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的建议，表示当前应当“矫正”农民运动的错误时，斯大林的希望便完全破灭了。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并认为这一阶段将会到来［35］。根据上述精神，中共中央常委会于8月21日提出， “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意义”。9月1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38］这标志了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转变。

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37］。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曾为之叫好，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38］ 不久，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展了反布喻林右倾的斗争，中共中央随即放弃了原来“中立富农”和“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持的反对资产阶级，坚持的反对富农，坚持的拒绝富农入党［39］。据此，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富农斗争，并且清洗了大批富农出身的党政军干部。当中东路事件引发中国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部队与苏联红军的大规模边镜战争时，中共中央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将反对这种口号的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苏维埃革命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移植”的苏联舶来品，再加上种种过激的口号与行为，不仅使城乡资产阶级与之为敌，而且使广大的市民阶层与之无缘。在1927至1931年间，大批左倾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前共产党员，投入了国民党“改组派”和之与政纲类似的第三党的怀抱。何兹全回忆，在改组派失败后，受其影响的人逐渐分化，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才日渐扩大［40］。

共产国际执委会看到了改组派在争夺人心方面对中共的威胁，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国民党改组派”是反革命的，他们集中群众之间还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幻想，而传布对于“维新的”国民党的虚幻的希望，在革命浪潮的初期，对其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们的反动妥协的影响，是革命斗争将来的开展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之必要的前提。中共中央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将改组派视为“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41］。时隔六十年后， 人们对于改组派怎样“反革命”已经不甚了了。改组派坚持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确立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四周环境的种种压迫，中国国民革命几乎中断，中国国民党几乎溃散，因此必须重新改组国民党。改组派灵魂人物陈公博主张，国民党的改组原则是“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改组派另一核心人物顾孟余反对使用“小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术语，故而1929年2 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采纲了“农工小市民”的提法。《宣言》称：“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持战线，奋斗到底。”［42』 改组派在反对蒋介石的同时也反对共产国际，其理由是：第三国际最大的谬误，只想扩大共产党的努力，而放弃元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场。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方面更要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工人不足为共产党的部队，更进一步而利用农民；农民不足为共产党的部队，更进一步而利用土匪，乃至蜕变为代表流氓屠杀民众的党。第三国际今日殆已放弃所谓“物观”，而采取旧日俄皇的帝国政策，进行日俄德的三角同盟，牺牲高丽的独立和中国的利益，来博取外蒙的夺取。这是另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力，但也帝国主义妨害国民革命则无异致［43］。

改组派第一次大会通过的《耕地政策决议案》认为，大小地方的土地“一律无代价没收，固然是最为彻底的办法，但是实际上……小地主也被打倒之例，自耕农与生活较优裕的佃农亦在所不免；城市中小市民，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界，自由职业者等，一定亦要反抗，因为他们的耕地也被没收；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破坏”，所以主张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由于在此问题上内部意见不统一，改组派公开发布其政治主张时，只提到实行减租和严禁高利贷，而没有再提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改组派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纲领前面加上了“建设国家资本”的新内容［44］。布哈林在1928年代表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六大时预测“或许会形成一个甚么急进的革命党，它在某一阶段，将与我们共同行动”，并不排除将来工农专政时还会有与其他急进的革命政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形式［45］。而在共产国际反对布哈林的调和主义，决定免除他的主席团委员职务与在国际的工作后，这种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加深， 国民党各派决定重新联手，共赴国难。改组派随之彻底瓦解，从而为中共消除了一个思想领域的危险对手。不久以后，共产国际也重新检讨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基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战略转变，中共代表王明在发言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我们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准备同所有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46］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1月20日指示电的精神， 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政策；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此举宣告了从苏维埃革命向国民革命的回归。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自然解脱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身份，并在七大上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然而，除了革命的主体是共产党而非“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的国民党外，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改组派所鼓吹的贯彻(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的国民革命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不发达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不仅中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苏维埃革命的倡导者敏锐地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这是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和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最终战胜中国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华官员就曾经把中共描述为“土地改革者”。然而，土地改革并非一定要伴随着“杀戮”、“杀尽”、“砍脑袋”、“肉体消灭”，也不是只有“农民暴动”、“民众式”运动这样一种方式，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和平土改同样也很成功，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四、继续革命及其论敌

继续革命的全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思格斯关于“不停顿的革命”、“不断的革命”的论述。中共早期领袖彭述之、瞿秋白也曾分别提出过“永续革命论”和“无间断革命论”。这些理论均着眼于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继续革命理论的首创性则在于它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指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的过渡，都要通过斗争，要不断革命［47］。在“文革”中，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被正式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曾将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和斯大林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毛泽东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舆论一律”，像过去那种公开的论敌已经很难在共产党外形成势力。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六个要点的第四点指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昭示世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以他本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责编：Y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