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两个司令部既然长期并存于中共最高层，必然是有同有异。应当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一词现在已被现代化所取代)”是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但二者对其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一个司令部更多地关注工业化，认为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而把社会主义视为下一阶段的理想，或者当作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手段。另一个司令部侧重于社会主义，而将工业化视为同一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位的目标，要服从和服务于首要目标，即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上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过渡过期总路线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回合。刘少奇根据中共七大路线和《共同纲领》，于1951年3 月明确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他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50年，也就是说，一直要延续到世纪之交的今天［49］。只要“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基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0］ 三大改造的重点是对个体农业的改造。事实上，一旦选择了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方针，就注定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等不及通过发展轻工业来逐步积累资金，就要以压低粮价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粮价过低势必影响自发的城乡交流，随之而来的便是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便把粮食和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毛刘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观点，实质上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二十年代末论战的翻版。然而，这种分歧毕竟只是工业化途径上的分歧，而不是对工业化目标的分歧，在毛此时的心目中，三大改造的目的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因此，两条路线当时并没有彻底决裂，只是以双方的先锋大将薄一波的降职和高岗的垮台作为一种政治妥协的牺牲。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试图从斯大林模式的笼罩中走出来。他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1956年开始走自己的路。起初，他想在工业化方面搞的比苏联快一些，好一些，于是便发动了一场“大跃进”，或者说“做了个大试验”。如果试验的结果是中国人死十分之一，5000万人，他曾表示自己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51］。后来死的人大概没有这么多，所以职务和头颅均完好无损，但是兴趣和抱负却从实现工业化转向了继续革命，为世界革命提供一个新的理想范型。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提出，20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一切革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中国的生产力要大跃进，“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毛泽东把革命看成是推动和平力的火车头，所以他说，“看到革命二字就高兴”。［52］ 根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生产关系分为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毛泽东认为，现在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未变。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1964年底，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一次，已经不容继续革命理论的论敌在党内发表不同意见了。当刘少奇对毛把四清运动的性质提高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表示怀疑，认为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时，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把他列入了“革命的对象”。后来斯诺问毛什么时候时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答复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 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3］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重新启用了邓小平。然而，当他得知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时，便说：“他这个人……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决定再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在即将离开人间时认为，不仅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中，而且在分配制度中均潜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54］ 笔者认为，继续革命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有三点突破。第一，扩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期限，断言：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历史时期长达几十年到几百年。第二，改变了阶级的定义，断言：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同时，从一部分工人、农民和党员中也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第三，把革命从政治、社会领域延伸到人的精神领域，通过触及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根本保障。只要一代新人没有涌现，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在起作用，只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没有彻底消除，无产阶级专政及继续革命就不能取消。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罗辑悖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日不消亡，专政机器内部“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便一日不会灭绝；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存在，又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由，必须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如此循环往复，将永无休止。因此最终解脱困境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干部群众对伟大导师和领袖的宗教式崇拜和虔诚以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人性脱胎换骨的改造。 毛泽东自我评价，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革命，后一件事是继续革命。他知道对后一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55］ 果然，他死后不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便被中共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还是白猫黑猫”。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接过了刘少奇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高高举起了“四个现代化”的旗帜(据王光美回忆， 这一口号也是刘少奇最先提出，后来写进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56］社会主义不再受教科书中生产关系三要素的束缚，而是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新的衡量标准。于是，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被纳入了重新解释过的社会主义范畴，刘少奇所说五十年不变的新民主义义阶段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改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 继续革命以失败告终标志着一个世纪性的转变。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革命派的势力虽然有起有落，但革命派的理论却始终占据着上风，而且日益激进化。这一次，“反革命”的理论居然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大行其道，说明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都出现了逆转。对于这一转折的国内外背景的分析和思想脉络的梳理，现有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转折后的新趋向将持续多久，也还没有人作出预测。在此，笔者只想指出一点：继续革命的破产并不意味“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放弃。不仅仅是毛泽东、刘少奇这些共产党人，从梁启超、孙中山、胡适起，中国的仁人志士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偏离工业化目标的社会主义现已被国人唾弃，偏离“社会主义”或者更广义地说社会公平的工业化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九十年代“毛泽东热”的一再升温警示人们，在找到一条比较正确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后，决不能忽视对解决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探索与追求。 “告别革命”及其论敌 邓小平签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死刑判决书，但并没有进一步罪及“革命”，相反，他十分注重保护革命传统这一中共的思想资源，所以他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7］ 尽量把改革和革命的定义域模糊化。李泽厚则不满足于抛弃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革命理论或重新评价以往的某些革命实践，而是主张把革命是一个好名词、褒记号，改良是一个贬词的观念“明确地倒过来”，在“改变话语”这样一个层次上“告别革命”［58］。也就是说，要在革命与改革或改良之间划清界限，来一次路线排队，把革命划入错误路线一边。《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在这本书中，李泽厚指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作，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59］。记得曾有人说过，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从兴起到衰落的世纪。这个论断虽然也有片面之嫌，而且还存一个社会主义的定义问题，但仍比李泽厚的世纪概括高出一筹。“革命世纪”只涉及变革手段和途径，“社会主义世纪”则突出了变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民主人权还是要专制极权，要自由市场、混合经济还是要集中计划、统制经济，这些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始终困扰着中国人。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固然是错误的；脱离目标来谈论手段，也难免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深重，但把它归罪于“革命方式”，却过于武断了。十九切纪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这一世纪的苦难并不少于二十世纪，至少人口损失的百分比要高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日本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革命的革命，但它却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而且不得不咽下外国军事基地至今遍布全国的苦果。认为革命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中国问题，这是无视历史。苏维埃革命及其继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不要忘了“四五运动”、十月政变和民主墙！）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问客观情势如何，就断言改革可能成功，革命一定失败，同样缺乏历史依据。改革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光绪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天始的苏联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反马科斯独裁的革命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李泽厚回忆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偷读马列禁书，在军警林立戒备中偷运毛泽东的文告”，只是赁着“一腔热血满腹豪情”、“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气概”，［60］而不是受到理性的召唤，应当说是一种自诬。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最彻底、最完整、最合理的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冯玉祥曾在日记中写道：“革命理论为革命行动之南针。国民党之三民主义，除中 刘再复代表李泽厚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62］ 这表明“告别革命”论有两方面的论敌， 但何为“左”何为“右”，恐怕就是一笔糊涂帐了。传统的左派无不是不断革命论者，而眼下中国的“左派”却只是历史上革命的维护者，至于“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传统的右派即反革命派或保守派，而在刘再复的笔下，却出现了“右”的革命派，如果把它转写为“反革命的革命派”，简直就不知所云了。在这二者中，后者才是“告别革命”论的真正论敌，因为李、刘虽然是从评价历史上的革命立论，但宗旨还是反对现在和未来的革命。所以李泽厚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63］ 所谓“‘右’的革命”，即一些人所倡导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主张最早出现在民主墙时期，当时还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定语。其主张者并不属意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对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情有独钟。为什么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争取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不打倒这个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赢得民主；而在国家所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丧失了民主就是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也就等于丧失了一切。九十年代的民主革命论者已经放弃了阶级分析的传统工具，也不再标榜“无产阶级民主”，但并没有放弃利益分析。他们说：如果牢固地确立了民主运动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个基本立场，就不应对自由的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自由和奴役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命较量，在这场斗争中，将会剥夺特权阶层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领域，那么，就决不是可以凭着道德说教和良心感化所能解决的了。二十年前“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用语，被“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所取代，但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逻辑并没有改变。批评“告别革命”论的不仅有海外的民运人士，还有著名的学者。八十年代最先倡导批判激进主义的余英时，在撰文纪念戊戌维新一百周年时，委婉地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论得出了置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 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在满族统治者眼中， 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患。)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族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似乎对于“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64］ 一位大陆出去的学者大体上同意李泽厚对于革命和改良的分析，却不赞成其结论，他认为：革命的权力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可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 。 “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和善良愿望的表达，理应得到同情的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反革命理论，则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它既没有为“革命一定失败”的论断提供充分的证据，也没有为“改革可能成功”的前途列举必要的条件。似乎一切希望均在经济发展之中，只要潜心发展经济，其余的东西( 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都可以按图索骥地循序获得。事实上， 民主革命论者最为关注的利益之结能否顺利解开，局外人是打不了保票的。余英时说：“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反之，则是所谓‘革命’。”［65］ 李泽厚也认为，改革或者说改良是一种“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66］ 但是，改革如果失败，革命就来叩门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李泽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奉者，但他和刘再复共同提出的革命的新定义，却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告别革命》的序言给出下面的定义：“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激烈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它的定义域显然过于狭隘。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化。”［67］根据马克思，上层建筑的变革“或慢或快”，不一定都是“急剧”的；根据列宁，革命可以采取群众斗争、暴力斗争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阶级斗争方式。毛泽东在早年也曾提出过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的主张。［69］ 如果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 革命的函义就更加丰富了。 西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基本意思是天文学上的，因此其意义要么与占星术有联系，要么从占星术所派生。那时人们相信命运之轮与时间之轮，认为国家事务是受旋转的行星制约的。当其政治变革的涵义于文艺复兴初期在意大利出现时，revolution与中国古代的革命概念倒很接近。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文献中，它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其一是周期性的循环或周期性不太严格的涨落，与360度的转动相联系；其二是翻转、推翻，指国家事务、王朝延续或政治体制中的重大变化，与180度的逆转相联系。所以用一个词来表示两种意思，大概在当时的观念中，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大英百科全书》第一版中，革命“被显著地”用来表示1688年英格兰国家事务的重大变更即后人所谓的光荣革命，它把政府形式的有意义变化和返回到古老原则或状态二者联系在一起。1810年，在该书第四版中，列举了四场政治革命，除光荣革命外，增加了美国革命、波兰革命和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被认为是“所有革命中最不平凡的一场革命，这无论是就革命事件本身，还是这场革命的后果来说”。此时，革命一词最终科主要是指某种全新的东西，而不再表示重新确认或恢复到原来状态这些意思。“法国革命不仅彻底地建立起了革命这个词新意义的象征，而且，它的经历以许多方式，影响了对革命的思考。首先，革命的极端措施和猛烈手段，引起人们关心革命的可能的坏的结果以及他们可能得到的有利后果。第二，法国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在这榜样中，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被看作是政治行为的副产品。第三，它表明了，这种革命的新概念有重要的必然性的含义，正如存在一种关于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的必然性一样。”作为一种平行的发展，17世纪后期有人把哈维的血液循环论称为“医学帝国发生的伟大变化或革命”，开启了一系列科学革命的用法；到了19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在法国已经相当普遍。［70］恩格斯曾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法国时，一场平静得多、进步不因此而减弱威力的革命正在英国进行，把老式的工场手工业改造成了现代大工业，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加以革命化。［71］这种变革正是工业革命或者翻译为产业革命。近来，又出现了第三次或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说法。从上述演化史中不难领悟，革命的现代寓意关键在于一个“新”字，新知识的涌现或者新制度的建立。汉娜·阿伦特说：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72］。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人们向往革命，是期盼新社会的来临，而不是渴望流血的刺激。李泽厚等人在对革命概念改头换面后匆匆宣布与之午，其实是想要表达一种与正统意识形态和深受其影响的昔日之我决裂的迫切心情。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确实正在重新审视革命、进步以及一味求新的心态，在生态主义革命的概念中，似乎又出现了革命一词原有的那种双重意味。然而，当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讲话中充满“革命”的字眼，并以“革命家”自称时［73］ 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又何必表现得如此激进，不容21世纪的中国有革命存在的余地［74］。刘小枫认为，应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革命行为，作为宗教性政治话语的革命精神和作为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界都没有理性分析的革命理论，诸如亚里士多德的革命“病理学和医疗学”，价格中性的革命类型学及对革命和政体的机体性原因分析。汉语学术界若不开辟经验理性的革命理论，若不以革命理论平抑革命精神话语，革命圣人还会光临［75］。他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呼唤理性的革命理论，才能真正告别革命圣人。金雁则以俄国的先例提醒国人，革命是否爆发并不以某些知识精英的意志为转移。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先前的自由主义者中出现了“路标”转向，对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进行清算。有人认为，激进思想变为激进运动，这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也有人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和忏悔，甚至宣称，“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然而，正当精英中的革命情绪烟消云散时，空前激进的1917年革命突然来临了，而且胜利了。金雁指出：“‘革命’并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 ’它便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走。”［76］中国革命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和事业，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虽然已经前仆后继地奋斗了一个世纪，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确立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总理遗嘱》中的那句老话还没有过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即使对于现代化的概念提出质疑和修正，中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无须放弃，因为革命或者revolution的词意中，本来就有轮回与复兴这一层含义。 革命并不一定要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既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表式。“和平进化”，复兴中华［77］。这当然是最理想的途径，但决不能在理论上排除其他形式的选择。从正当性上说，革命乃至起义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指出：“诚然，慎重会使人们认为久已建立的政府不应以微小的和暂时的原因而变更。过去的一切经验也表明，只要邪恶尚可被容忍时，人类总是倾向于默然忍受，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废除他久已习惯的政府体制。但是，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78］ 从适宜性的角度说，只有真正“顺乎天而应乎人”，各项条件充分成熟，揭竿而起式的民众革命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换句话说，民众革命不是个别人能够事先策划和人为制造的，而是各种复杂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孙中山精心设计的武装起义次次失败，满清政府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一个不经心的错着却导致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共和革命。即使被人视为过激派祖师的列宁，也告诫不要把革命和起义当成儿戏，要依据客观情势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什么是革命的客观情势？他指出：“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照旧生活下去。”［79］下层的“民怨沸腾”与上层的“另谋出路”，二者既互为因果，又是不可或缺的。 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是现存秩序的顽固维护者，反对任何制度创新的意图。而本世纪中国的许多所谓“反革命”，其实也是新社会的憧憬者、追求者，只是在革命的步骤、手段和方法上与革命派有所抵牾。中国革命之所以步履蹒跚，几经反复，革命派唯我独革，以我划线（例如孙中山要求中华革命党员誓约盖模，保证“附 注释 ［1］参见陈建华：《“革命”及其流传——王韬与“法国革命”东渐》，载北京：《读书》，1998年第6期，页80—86。 ［2］转引自史扶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86。［3］同上，页112—113。 ［4］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页420—421。 ［5］转引自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页7—8。 ［6］转引自张南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页82。 ［7］同上，第一卷，下册，页651。 ［8］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页503-504。 ［9］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195-196。 ［10］《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页423。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文集之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页22-23。 ［12］《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页422-423。［13］《饮冰室合集》，2，文集十九，页5。 ［1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00。 ［15］王〓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631-632。 ［16］《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173。 ［17］参见李喜所等：《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245-246。 ［18］《孙中山选集》，上卷，页52-53。 ［19］《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644-645。 ［20］《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05。 ［21］《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51-52。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85-88。 ［23］参见朱建华主编：《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页421-422。 ［24］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页10-11 。 ［25］同上，页100-102。 ［26］《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责编：YSF) |
王思睿：论中国革命及其反对派(2)
时间:2010-06-16 来源:《中国的道路》 作者:王思睿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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