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危机意识与国家重建中的持久问题

1895年5月2日，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和他那些公车上书的同志要列出他们关于制度改革的构想，并表达了对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采纳的遗憾。他们以下面的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民族危机意识：

急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1

康有为所意识到的危机是由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激发的。这场战争再一次显示了国际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变化。除了导源于对外战争新近失败的危机感外，国际环境中的另外两种因素将持续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范例（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称之为“模式”）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这种危机感一直存在，尽管有所减弱。甚至在1978年后的四、五年间，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在努力争取人民接受其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时，仍然会偶尔提及“亡党亡国”的可能性2。

在探究中国积弱的原因，寻找消除危机、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国知识份子和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意识到发展与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力（energy）、能力（capacities）与创造力（creativity）的紧迫性。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关于严复的著作的结论部份写道：对于严复而言，“（中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面——知识的、道德的与物质的——提升了人的活力。它认同精神上的活力与自信，而不是被动与退隐。西方发现了人类能力的无限性本质并且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在传统中国文化梦想不到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潜能。”3在五四运动期间，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以及对解除中国传统在政治、社会、意识领域强加给个人或团体的明显或隐蔽的束缚的要求达到二十世纪的顶峰。此后，激发并发展“人民”的活力、能力与创造力一直是中国在重建国家和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唯其如此，目前中国努力为个人和团体提供更多的激励与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这些努力包括鼓励实行“责任制”，以及在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体制改革”。

尽管人们尚未完全意识到，但是，对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共同体的需求可能会而且事实上已经与另一需求发生冲突。这就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以便能够重新统一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同时也能够增加其渗透与控制社会经济的能力。事实上，第二种需求总是被置于优先地位，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如此。而第一种需求则被视为实现更优先目标的手段。其原因并不难发现。在传统中国存在的国家至上观念（或J.P.Nettl所称的高度的“国家化”）以及中央集权的皇帝和官僚的权力加剧了军阀割据期间对政治解体的危机意识，以及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欲望4。

马列主义和列宁主义政党作为救亡的方案

在国内，这种危机表现在科举制度和绝对君权的崩溃、民主政体试验的流产，以及随至而来的军阀割据的兴起。在五四运动期间，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教条及社会制度的毫不妥协的攻击，另一方面体现为从外国意识形态和模式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巨大努力。正如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根据他对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所注意到的那样：

事实上，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即政治制度开始一方面从公认传统的直接支配下，从宗教或哲学规范的直接而具体指导下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传统道德主义的僵化信条中解放出来时，正式的意识形态倾向于首次出现并保证产生影响。¼¼只有当一个社会最一般的文化倾向和最实用、最实际的文化倾向都不足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的恰当图景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和态度的源泉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不管意识形态有多少含义……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不确定的社会现实的地图（maps）以及创造集体意识的基石。5

如果措施稍加变化，Geertz的总结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期间中国的状况，通过稍微不同的方式，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1978年在解释毛泽东思想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辩论。

从Geertz的观察出发，根据对中国政治发展状况的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意识形态除了用来对制度和政策作事后理性化和合理化论证外，它还能在“创造新历史”以及“协助”新政治权威体制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6从外部世界引进并最终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是马列主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在“创建布尔什维克政党、赋予它高度凝聚力、决定党的策略与战略，以及赋予党一种创造历史的使命感”方面扮演了独特的角色。7这样，一种组织模式就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传到中国。二者被一些中国知识份子接受，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有组织的群众政党的含义仅有肤浅理解。

为什么许多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方案？这是一个人们不断探讨的问题。人们也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马列主义适合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让我复述一下这些解释中的几种，并加上我自己的推测，以便为我们要在本章提出的论点提供背景，同时也指导我自己的进一步研究。马列主义对中国知识份子具有吸引力，这是因为，正如史华慈恰当地指出那样，它为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从西方观点来评价并批评资本主义西方的可能性”。8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全面危机（total crisis）的理论。它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样，它就同中国人的全面危机意识和感觉，同仍然模糊不清，尚未成型的对全面转型的要求，以及中国激进知识份子立即采取政治行动的欲望产生了共鸣。9

列宁主义中隐含的权力理论适应了中国激进份子努力实现全面转型的需要。就像Philip Selznick注意到的那样，“列宁主义政治学说建立在对权力本质的宽泛解释上。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权力是社会的，它产生于各种类型的行为（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行为”）过程中，并且浅藏于所有机构中。这一洞见部份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部份源自布尔什维主义的总目标——即实行社会的全面转型并赋予每个组织政治含义。列宁主义把政治看成是无所不在的。”10在思想上，马列主义结构严谨的体系及无所不包的结构，与传统中国从未中断的一种思维方式颇为吻合。林毓生曾稍带夸张但也言之有理地将它描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种“强有力而且持续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趋向于某种一元论的（monistic）思想性的思维方式”，或“源于传统的、在思想上具有整体论(holistic)特点的思维模式”。11另外，它为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一个比传统思想更系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12，以及一套现代经济理论。其政治的救世主义理念与中国知识份子那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相呼应。

然则，接受一种外来意识形态作为革命行动的“符号样板”或蓝图产生自身的问题，意识形态正统观念以及将意识形态学说机械运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做法，导致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挫折。这一问题由于采取将本国政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并服从其原则的组织模式而更严重。为了从失败转向最后的胜利，外来的意识形态必须适应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3

在一些激进知识份子接受了向马列主义之后，列宁主义政党结构被引入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在重建国家和实现根本社会转变过程中成为唯一最重要的集体行动者，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国家处于迅速解体过程中，当传统统治阶级——“学者—官僚—地主”14随着科举制度和绝对君主制的消失而丧失了宏观政治及制度支持时，重建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不得不从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开始。但是，低水平的工业化阻碍了强大的资产阶级或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发展。农民如果缺乏外部领导，无法在国家层次上采取政治行动。这就注定了精英而不是阶级将扮演关键性角色，姑且不论即使一个强大的阶级能否成为“自为阶级”，能否在没有精英的领导下采取政治行动这一问题。

同过去相比，精英不再集中于“学者—官僚—地主”阶级；它们不再构成一种可辨别的、被社会认可的等级，这个等级规定其权威、声望和功能。官僚制度变得混乱而缺乏方向感。官僚职位不再安全可靠，而且也不再存在明确的晋升渠道。高层官僚变成自由流动的政治家、军阀代理人或其他强有力的领导。中下层官员丧失了目标与责任感，仅仅试图应付谋生的迫切需要。军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最强有力的集团——不仅在政府结构，而且在整个社会。它们缺乏重建国家必需的远景目标——尽管并不缺乏野心。它们之间无休止地互相残杀，无法建立一个具有群众基础从而可能扩大其政治影响的集中的政治组织。它们除了通过私人关系同上层人士建立了一些联系之外，也未能同民间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

这样，在1910年和1920年，知识份子就成为变革的最重要的代言人。然而，此时的知识份子已经因意识形态、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路线的不同而明显分化。他们不再主要来自同一个经济阶层。他们的教育背景也有巨大差异。传统的个人联系可被用来作为小范围的知识份子之间交流的渠道。但是，这些特殊主义的联系具有极大局限性，无法作为大的政治组织的框架，使自身在旧的政治和制度结构崩溃后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为了采取政治行动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团结、凝聚和认同的基础以及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而能够使大批知识份子共同行动，履行其自我设定的重建国家、改造社会的职责，并回应时代的要求。这种在外国泊来或外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这种新的基础。同时，他们从现代政党中找到这种新的组织形式。

但是，为什么列宁主义政党成功了，而自由主义政党却失败了？常识性知识告诉我们，列宁主义政党的等级结构、特殊的党员选择标准以及严格的纪律使它成为一个在混乱状态下能够进行快速、有效和集体行动的组织。自由主义政党缺乏这些特征，于是失败了。

我不想在此重复自由主义未能在中国植根以及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所有原因，我只想指出与国家重建问题相关的一点。西方民主模式下的自由主义政党存在的前提是一个适当运转的政治制度。这些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通过政府内部三权之间或执政党与在野党或党派之间的制衡来限制权力过分集中。尽管存在米歇尔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这些政党的组织通常颇为松散，而且往往存在许多派系。假如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它们常常可以促进渐进的改革，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后，这些改革会集腋成裘，造成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根本改变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然而，它们不能用来作为短期内促进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主要手段。它们不能满足由于危机意识而产生的要求立即取得结果的急迫感。

在中国，列宁主义政党由社会内部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威体系所组成，这个社会缺乏任何全国范围的政治权威体系，直到国民党（它自己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重组并取得某些成功）在南京建立了政府并在名义上——远非实际上——统一了中国。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列宁主义政党得以在国家之内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并在与国民党争夺对中国控制权中取得成功。1949年后，它主要按照自己的想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人们经常用等级制度的比喻将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系统，同样的术语也被用来描绘传统的官僚政治。但是，这一比喻仅仅抓住它的特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方面可以被形象地描绘为一系列同心圆。如果说“层级制度（hierarchy）”这一术语描绘了不同层次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同心圆图形既显示了列宁主义政党在与其他社会集团和组织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它的（有时很明确的）自我感觉，也显示了在党的结构内部形形色色的领导与单位之间的“水平”（horizontal）关系。在革命期间，党是民间社会活力的中心，它动员和组织自己周围的各种社会集团以夺取权力。当它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国家时，特别是当它成为执政党时，它就成为政治社会和国家的指导中心，也是民间社会和经济的指导中心。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党禁止有组织的派系的形成。一旦派系界线被划定，斗争便倾向于两极化（或者人们感觉是这样），并以一派胜利，另一派失败告终15。在党的结构内部，特定层次上的单位构成一组同心圆，党的书记处于中心，党委形成里面的圆圈，而普通党员则形成其外部的圆圈。在这个层次上的党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影响、指导、渗透和控制围绕在其周围的社会集团和机构，动员和组织那些从未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或以前保持冷漠和惰性的社会阶层、集团和个人。政治权力中的等级制度和同心圆模式后来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表述中体现出来。16

这种政治权力的等级制结构，特别是其同心圆特征，适应了中国人在严重缺乏组织的国家和社会对有效政治权威的要求。它被证明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和重塑社会制度的有效工具。它促进了卡里斯玛式领导的出现。它可能助长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的潜在趋势在一个习惯了宏观政治层面上的绝对皇权和微观政治层面上的家长制的社会中很容易被忽视。

重建国家过程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群众

中国的全面危机不仅导致了一场民族和政治革命，而且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寻求根本改变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大多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尽管全面危机造成了革命形势，但实际革命却是由意识、有目的的个人活动造成的，而革命的前景也一直受到怀疑。17

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是马列主义，但人们对它只有含糊而肤浅的理解。它是由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这一政党在革命期间同群众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实践证明，在一场反对强大的侵略者的全面战争中（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一种力图同时实现社会、政治和民族革命的运动比单纯的民族和政治运动更易于生存和成功。在导致其最终胜利的一连串事件中，它实现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它重新界定了政治权力与所有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建立与农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在一系列同心圆联盟中寻求与各种社会集团的合作关系，扩大了政治动员和参与的范围。这样，它改变了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平衡，并重新界定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它以一种新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社会力量的联盟对抗城市与农村上层阶级（upper class）的政治联合。用Brantly Womack的贴切比喻来讲，它将政治的边缘变为政治的中心18。

以这种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必然会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优势与弱点。在这种重建的政治制度中，主要的政治问题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领导群众运动的列宁主义政党现在成为执政党，不受来自外部的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制约，缺乏对其权威以及领导人权力的不可挑战的制度化限制。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是指导政治权力与各种社会团体（它们在1957年后给政权造成新的问题）之间变化并使之合法化的依据。1921年7月23-3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我党的计划（目标）如下：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19最初的注意力集中在无产阶级身上，最近一篇意在消除毛泽东永不犯错误神话的文章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文章引用了周恩来的一段评论：“在中国革命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道路这个问题上，他（周恩来）说道：“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20周恩来关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注意力转变的时间与张国焘的说法相矛盾。根据张国焘，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21

但是，无论毛泽东的农民中心论主张起源于何时，不管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以及城市阶层和军队相对贡献的评价如何非正统，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按照阶级斗争要领来观察农村形势及分析农民利益的。在一篇名为《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写道：“记得我在一九二O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2。他继续谈到他在四个月农村运动（据推测在1925年上半年）中的工作，他在1927年初的湖南调查以及他于1930年作的土地调查，谈到在这些运动中获得的对农村情况的逐步理解。

社会地位低的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特权阶级的观点必然要求动员被压迫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展开反抗压迫阶级的斗争。这样，阶级斗争的观念导致了毛泽东对群众和群众运动重要性的强调，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的“群众路线”。如Brantly Womack所示，群众路线观念作为一种领导方法以及处理党群关系的指导，其大部份因素在毛泽东在江西期间的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存在。

我希望在此对三个相互联系但从分析角度看互不相同的概念——群众、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作一些考察，以供读者考虑。首先，阶级斗争概念和群众、群众运动以及群众路线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复杂。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或专门是贯彻阶级斗争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一观念与实事求是观念的结合——加之江西和延安时期政治、经济与军事现实的影响——导致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日益提倡温和政策。它使共产党得以争取更多的群众并削弱中国社会中与它对立的势力的规模和力量。在这两个方面，它都起到制约阶级斗争概念的作用，后者必然导致最激进的政策。(责编：Y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