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Stuart Schram首先使西方学者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史华慈在其《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中对这一过程在1927年后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描述。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表述，即“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及上层建筑反过来可能扮演主要的和决定的角色”可以被视为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因素之一（着重号是我加的）。关于毛这一重新表述的讨论，参见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第四章。关于陈伯达在鼓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参见Raymond F.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14 我颇为犹豫地提议用“学者—官僚—地主”阶级这一混合术语代替通常使用的“士绅”（gentry）这一述语。这一术语可能会受到马克思主义者与当代社会科学者的质疑，因为它并非以财富、权力或地位作为唯一的基础。但是，它的确以某些程度的准确性反映了中国统治阶级的特征；这个阶级在经济上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社会上以特定的技能与特权为基础，政治上以科举选拔制度与官僚组织为基础。恰恰由于它在国家、市民社会与经济之间建立的直接联系，它在历史上具有力量并得以持续存在。它的基础是这三个社会领域中最强大的群体之间利益的吻合。它控制了国家，在市民社会实现了意识形态与政治霸权，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15 见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第三章。

16 邓小平在倡导党的领导机构改革时批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并对这一口号的实质作了极具启迪意义的概括。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88-89。以下引为《邓小平文选》。同时参见Tang Tsou,The Historic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China Quaterly,June 1984:340-41.

17 参见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6-18.

18 Brantly Womack,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owaii,1982),195.

19 陈，《共产主义运动》附录1，102页。中国并没有这一文件的中文版本。他们有俄文与英文版本。他们所引用的中文翻译自英文本。英文版本见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室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15-16；页16，注1。同时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页1，注1。

20 石仲泉、杨增和，“周恩来论毛泽东思想”，《北京评论》（Beijing Review），March 1981：10.周的说法可见于周的文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写于1944年3月3-4日，收录于《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码79。

21 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308-9.现代历史研究室编的文献（注19）接受张的说法。

22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这篇短文重印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3日。它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

24 在1931年2月28日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他指示省政府宣布重新分配后的土地属于得到土地的人们，其他人不得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有出租以及买卖这些土地的权利。

25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页3。我无法确定毛关于富农的想法时是否得到完全贯彻。毛当时因受到归国派的排斥而失去影响。

26 对民主这方面内容的讨论，参见Brian M.Barry,Sociologists,Economists,and Democracy (London;Collier-Macmillan,1970),164,174.

27 这两个观点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以下著作：Reinhard Bendix,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New York:Wiley,1964),enlarged 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David Collier,ed.,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Prine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28 正如Bendix所言，“尽管公民权允许更积极的参与，但只在很少情况下要求积极的行动。”Nation Building,20.

29 Marshall,Class,78-81.Marshall 的“社会权利”指的是范围广泛的权利——“从少量经济福利与安全的权利到分享全部社会遗产并根据社会通过标准这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78）

西方的某些国家也许在特定时期背离这种一般发展进程。Sidney Verba注意到，“俾斯麦在德国实行的政策代表了先实行分配，推迟参与的一种尝试”。参见Leonard Binder et al.,Crisis and Sequence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313.

30 Marshall,Class,p.127.

31 Ibid.,p.130.

32 Chang,Liang,214.

33 Ibid.,192.

34 Ibid.,247.

35 Ibid.,218.

36 《孙中山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86，688，690，或者见孙中山，“三民主义”，Frank W.Pric译（重庆：Ministry of Information,1943），205，210，213.

37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独秀文存》，第一册（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56），376。史华慈的Ch’enTu-hsiu: Pre-Communist Phase讨论过陈独秀这篇文章，见Papers on China 1948,2:187-88.同时参见他在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的文章。还可参见Thomas Kuo,Ch’en Tu-hsiu(1879-1942)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outh Orange,N.J.:S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75.

38 关于这些地方生机构的自主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参见Philip Kuhn,: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in Tang Tsou,ed.,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no.4(1979-80),1-17.

39 《独秀文存》，1:3，9。由于该文收录于Ssu-yu Teng & John K.Fairbank  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theneum,1954),240-45，它被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们广泛阅读。这里的最后两段引文被Teng-Fairbank的翻译删除了。陈的术语“舟车”这里翻译为“车”（cart）。陈也许同时指江河中的汽轮船。

40 《独秀文存》，1:45-47。陈的这篇文章写于1916年。

41 我已开始为一篇关于陈独秀的论文或专著收集资料。我无法回答陈在此时是否认识到列宁主义政党与马列主义必然强加给人权严格的限制，而且，作为该政党的成员，他将不得不牺牲他视为弥足珍贵的自由。不过，当他脱离了共产党之后，他在晚年又回到变成共产主义者之前的观点，视自由为不可缺少的。一个方便的资料来源是张永通、刘传学，《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责编：Y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