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谈武统的法理依据，单说做人的常识。一个房产局依仗政府强权来欺负了你一个公民，你都深感不悦；那么一个政府凭借武力去杀另外一些不想和你搭伙过日子的同胞，你就觉得快乐吗？

　　所幸我们的政府暂时还真不敢采纳你的锦囊妙计，如果开打的话，假设政府跟人民商量――支持武统的人，每家加五万税负，献出一个儿子，我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反正我是不愿的。

　　当年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针对国民党杀不杀陈水扁吕秀莲的问题时，向蒋经国进言说――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而我们还将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生存下去、、、、、、

　　是啊，我们子子孙孙还将在我们的祖国生存下去，这个祖国，并非一党一姓之天下，她是我们所有人民的土地。

　　十一

　　以前有人问我，如何看待阿扁，我得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喳喳哇哇的样子，假设在生活中遇见类似的人，我一般也不会和他成为朋友。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爱憎和好恶而已。如果论及观念，我也顶多觉得这哥们作为一个华人政治家，太狭隘，太本土意识，缺乏伟大的胸襟【后来证明，还太贪墨】。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民进党可不是一年两年诞生的，早在台湾还是一党专制的时代，他们就成为了反独裁的英雄。而且更可笑的是，当年的大陆政府，是把他们当作国民党的敌人而曾经引为自己的朋友的，甚至还有过一些秘密的支援。

　　他们为了推进台湾的民主运动，随时坐牢，随时面对被镇压的危险。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雅量容忍了他们，台湾人民能够结束所谓的剿匪戡乱的军政时代，要感谢他们。所以，当李登辉时代终于决定和平改变台湾政体的时候，人民出于对国民党过去的积怨，立即选择了民进党，选择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总统诞生了。这是必将刻进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一刻，所有的“蒋家军”全体宣誓从此之后效忠“国家”，不再是一党一姓的武器；整个台湾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民主时代，这样的政权递交，我们的历史何曾有过。

　　民主播下的是龙种，但头胎可能收获的是跳蚤――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只要民主这个体制形成了，它就会自然产生纠错功能。但我们不能因为初生的不完美，就直接扼杀这个母亲。我们应该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信息多样化的自由时代，政客的一切优劣对错，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相反倒是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配餐的年代，我们怎么好意思根据我们的媒体提供的那些资讯，就去天天诅咒别人呢？

　　我反对台独，是因为他完全不想推进和影响大陆的民主进步――同为中华民族，他懒得管你的闲事，你们爱独裁爱民主都与我台湾没什么关系。对此，我也只能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民族的伟大政治情怀。不过，万一要独甚至已独，我仍然反对武统――我不愿看见无辜百姓子弟的血，成为一党天下的牺牲品。更不愿看见武统的硕果是让更多的炎黄子孙，走向被奴役之路。你是一个天大的爱国青年，我也只是想问一下――你是愿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在广场上演讲和咒骂总统而不获罪的地方，还是想生活在根本不许你在广场演讲的地方？就算是你要反台独要武统这样的“爱国”演讲，你有本事到天安门广场去吼一嗓子试试。

　　我总认为，这些东西常识就能判断是非，为何我的很多弟兄朋友却是另外的选择呢？

　　十二

　　党内历来也有左右之分，当然历来主要是右派吃亏。涉及路线斗争的那些大人物此处不表，先说说近些年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人物。

　　文革结束以来，极左的“红旗五哥”应该要算邓力群这个老头。他是80年代的中宣部部长，领导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运动，国外媒体戏称他为“左王”或者“棍王”。延安时期他当过老毛的秘书，私受过一些独传心法。

　　就是这个主儿，终于90年代下课了，因为看不惯改革开放，于是邀约了几个他的得意哥们――著名中学语文课文作者刘白羽、魏巍等，主办了一个唤作《中流》的杂志――顾名思义，他们想当中国历史的中流砥柱。

　　这个杂志我曾经戏称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还有出版言论自由的象征”――因为他们一伙退休党棍，天天在那里骂当朝领袖，时时怀念先帝爷的恩德。按说这样一个符合很大一部分基层民众愤世情绪的刊物，应该有很大的发行量吧，但是我看到的仍然是门可罗雀。由于他已经无权像当初可以拨款赔钱办《红旗》杂志，于是一群爷们也只好自己解囊。又因为几位爷的资历级别，虽然话语难听，上面还是只好容忍。

　　我是这个怪胎杂志的读者，我像阅读一本幽默漫画刊物一样，时常被他们逗得愁眉顿开。我抱着好玩的心态试看当朝对这个极左阵地宽容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知道要是谁来办一个类似这样的极右的杂志，那肯定是要去吃“牢饭”的。果然，前些年，这个老邓看见他们的清言无法影响当局，干脆写了个致中央的万言书，也学社会上的“危险分子”要发动一批老干部搞签名运动――整个手法简直和民运如出一辙。这下当局实在崩不住了，干脆把他们的杂志封了。可怜的邓老四处游走，强烈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仿佛刘少奇当年举着宪法要求人权的样子――他们都忘记了，这一套棍法，他们正是始作俑者。

　　更为搞笑的是，前年我听说邓老终于费时多年闭门发愤写了个自述，到处投稿，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敢采用。他终于知道自己创立和维护多年的“管制”的滋味了，一气之下，只好自费印刷，到处营销送人。如果按现行法规，他这叫非法出版，也是可以被捕至少也要罚款的。好在现在他所反对的中央，确实在追求所谓和谐的趣味，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跟他较真。

　　什么叫作茧自缚，什么叫自作自受，我在这个前宣传部长的身上，有趣地看见了极左人物的炎凉身世。

　　十三

　　至于当朝人物的左右鉴别，事关政局和宦途，不是我辈草民可以言说的。我这儿可以举例的仍只能是拿离开神坛的老干部说话了。

　　我们尊崇的前辈有“二李”――一曰李锐，一曰李慎之。李锐先生曾经是毛的秘书之一，在庐山会议时被清君侧，文革结束后当过中组部副部长，在耀邦先生手下，为千万个蒙冤的人们平反，可谓积德深厚。这样一位年轻时投身革命后来也位极人臣的干部，在晚年奋笔疾书，不仅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样名垂千秋的史著，还不断以文觉世，上书建言，挑战着集权政治的铁幕，并力所能及的保护着无数后生忠良。

　　李慎之先生曾经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后来是社科院的院长，89因为反对当局而辞职。1999年以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让中外朝野震惊。

　　这几位前辈都是高干，是追随共党一生的忠烈之士。他们爱党，更爱这个我们叫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在一个真话缺失的年代，是他们站出来在向民众揭示真实。正如《茶馆》的台词――他们爱大清朝，他们怕大清朝垮了，他们才秉笔直书。

　　迅翁在《中国的脊梁》一文中曾说――我们历代并不缺乏这样一些舍身请命杀生求仁的勇士，正是这样一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义，他们是党内的右翼代表。即使在反右运动结束五十年之后，这些右倾的老人，依旧要受到压制。只是在一个后极权时代，他们不再有流放之虞了。

　　十四

　　真正的民主社会，一定是左中右并存不悖的，我并不认为今日之左派，就一定是愚妄不堪的。就是在大致可以划到左翼阵营里的人，其中也良莠不齐，甚至泾渭分明。反之，右翼群落也一样不免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都充满了各种自我冲突，甚至人格分裂。比如我在政治思想上，有可能偏向右翼，但是我在文化方面，又可能趋于保守主义。人是矛盾的统一体，人的思想也都在进化之中，一个昨天的左派，他可能在今天成了极右。还有更多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晚年反而变成了极左――这都是我司空见惯的事。

　　我把左翼分为三类――权贵左派，新左派和草根左派。权贵左派是指那些过去和现在都曾经或者正在享受专制制度之恩荫的一伙，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他们拥护并尽量要维护这样的特色社会，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无利不起早，这是可以想象的人性之常。

　　草根左派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般由80后的青年组成，但也不乏比如大龙这样的中老年群众。其中的多数在我的考察中，往往还是生活在底层抑或边缘社会的。他们并未真正享受到权力阶层的分赃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但是他们却是最极端的“爱国者”。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却对许多抽象的比如民族、国家等概念充满神往。你还不能说他们是在讨好当朝，因为他们的许多说法，是连当局都不敢甚至也畏惧的。30年代的德国也曾有一批这样的“理想主义”战士，后来构成了盖世太保的冲锋队。

　　新左派是由左翼之中一批还算读书讲理的人构成，我素来保持几分敬意。他们也对这个社会不满，看到许多不公的社会现象和人间悲剧，但他们多数时候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他们是关心底层民众的，但是他们似乎也认为国情不适合民主，甚至需要更强权的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他们渴望在这个制度之下改良社会，比如要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来调整贫富差距等等。无论动机和主张本身，我都相信他们是心怀善意的，因此他们往往也两头不讨好。

　　眼前的政府并非真正的喜欢左派――老邓说过，这是要主要预防的对象。因为很多左派的主张实际陷政府于为难――比如你天天闹着要打富济贫，要解决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国民资格等等，当朝也不好办。谁是富人，他们比你心里更清楚。又比如你天天嚷着要去收回钓鱼岛，要去抵制日货，政府就更头疼。你哪里知道我们跟人家日本的“友谊”渊源，没有日本能有今日之天下吗？

　　哪朝哪代都怕太爱国的青年，但又不能不要爱国主义，这就是个两难。

　　十五

　　无论左右思想倾向，在我看来，多数还是与人品无关，但是多少与所受教育和生活道路相关。左翼人群中的个体【比如我的老朋友中的多数】，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也讲究基本的公义和道德。他们对专制的拥戴，对大一统国家的膜拜，仔细看来，近似一种宗教。类似宗教的情怀，你是没法用逻辑和道理去改变的。就像一个藏民，他要把一生的血汗积累，拿去捐献给寺庙，在一个外道中人看来，确实是难以理喻的。

　　而右翼群体中的多数，还有可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中低层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在这个制度下难以生存，才要求改变制度。甚至还有少数人，是今天右翼经济政策的权贵合伙人，是20年改革开放的分赃者。但是他们一样要主张变法――这让多数草根左派不理解――你们凭什么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的解释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相信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远远高于所谓的生存权。他们也许因为阅读，因为交际，多知道了一点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他们还残存一点正义感和理想，不满足于自己的吃饱喝足，还渴望所有那些不知名姓的穷苦百姓也能不被奴役。

　　近代以来的各国变法和革命，鲜有真正意义上的陈胜吴广似的草民来发起；多数时候是在旧制度下仍能优裕生存的人在引领。就拿中共来说，最初的所谓领袖，哪位是穷人和读书甚少的流民。再往前说，戊戌变法的主张者都是上层，倒是那时的草民最拥护皇帝，最爱大清朝，最怕朝廷倒了吃不上皇粮【虽然恍同隔世，又仿佛就在今日】。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革命，全是贵族子弟，甚至皇亲国戚。我只能说，人类中总有一群儒家所谓的君子，永远在“忧道不忧贫”，永远在追寻天赋人权。

　　十六

　　行文至此，秋气渐深，而我的内心也已开始呈现某种悲凉――我们这一代人也正在步入各自的秋天了，而我们这个无法选择的祖国，却依旧未能走出“历史的三峡”。甚至江河横流，还无法确知其左右走向。

　　现实的状况是经济政策向右――权力和黑金勾结，一场末世的分赃盛宴早已开始，而更多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新的奴工。政治方针向左――一家通吃的局面坐大，公民权力的钳制在暗中收紧，意识形态的掌控日渐森严。

　　这些还不是我真正感到惊觫的，因为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不免有类似的末日狂欢。但是假若某一天所谓的民主真正降临，假若我的弟妹子侄还多是大龙似的思想和主张，那我确实担心，未来的中国式“民主”，带来的竟然是一种“暴民政治”。那才是历史给我们民族，又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不过我多数时候依旧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许多人今天所秉持的“专制迷信”，只不过是当今这种宣传配餐制的后果――他只知道这么多。就像当初多数人对老毛和斯大林的崇拜，如果你渐渐给他还原真相，他难道完全没有是非善恶的鉴别能力吗？我不相信我的大龙兄弟，假设某日也成为了黑窑的奴工，他还会向总参天天写信，建议何时攻打台湾――除非他希望让台湾同胞来替他当黑窑工――假设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恶了。

　　另外我同样感到乐观的是，还有无数杀手龙这样的青年，哪怕他们从嘻哈疯癫开始，他们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应该被嘲弄的对象――而这一切，不过只是需要读书明理而已。

　　在我以戏谈方式开始探讨这个左右分野之时，这个世界正在继续为这个问题动乱和挣扎。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将为左右的前方，付出多少生命。小到一个酒桌上的反目，大到一次街头的巷战，都可能是在朋友兄弟之间展开的肉搏。

　　而我，也只知道一点心灵的方向而已。就像加缪所说――在月光下，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爱；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麦草、苦涩的食物，是大海边吹来的寒风，是古老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必将和这些事物一起，重造这个时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