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始是我故乡鄂西山区的一个县治，因山多田少，以出玉米著称。一方玉米也养一方人，除开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些朋辈之外，数得出来的前辈高人，国军方面有吴国祯，共军方面有韦君宜。前者是精忠报国素推民主的文官，后者是迷途悔悟终讲真话的文人。一个穷荒小县，能在国共两方走出来这样两位读书明理的男女，建始乃至鄂西的后学我辈，皆与有荣焉。

　　一个地方出不出人物，端赖一个地方文化之传承和文风之养成。吴韦两君皆少小离家，老大未回，不敢说该乡的道统与他们有何牵连，但流风余韵往往则埋存在大地之上，无形的滋养着代代苍生。

　　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与建始的写作者，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按下其他的不表，这儿先说说“二龙”――两位姓龙的朋友。之所以拿他们来破题，一是因为有些夙缘，二是因为偶然看了他们的博客和他们在自个故乡网站的发言。由他们的文章和跟帖，我看见了我内心深处真正感到惊觫的东西。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土地和文化形成了这样两个可谓优秀却又截然不同的人呢？他们于我，曾经那么熟悉，但睽隔许久之后，仿佛又完全陌生。想到他们分别代表的是我的故乡甚至祖国冰火难容的两种青年，念及我与他们曾经的因缘，遂决定也来探讨一下他们正在关注的话题。

　　二

　　先按时间顺序说说大龙。大约是1983年吧，那时我们的剥枣诗社正有些轰轰烈烈。一日，我的师兄邱来信，很郑重地对我说，他的建始老家乡下，有个穷孩子非常喜欢文学，天赋在他看来不错，只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家道贫寒，有些不容于后母。邱兄说这个青年要拜他为师学写诗，他实在教不了诗歌，只好转托我帮忙带带。我说相去甚遥，如何来带，邱兄说他可以到你那里去打工学习。我心生悲悯，就说那就来吧。

　　那时我是利川教研室刚刚工作两年的新人，每月工资好像是57元，有一间单独的寝室。没过几天，就见一个比我略显粗壮的农村青年背着一个破旧的被子敲门进来。他要叫老师，我说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你还是叫我哥吧。于是，此后我就又多了这一位异姓兄弟。

　　那时的就业打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机会，我准备不足，无从介绍，只好先留下他和我同吃同住。初出乡野的他，很纯朴也很木讷，读书写作都十分勤奋。那时我的藏书很多，诗社又频繁活动讨论，我也都要他列席参加旁听。是否于他曾经有过裨益，我却未尝问过。他特别喜欢写诗，我倒是确曾奇怪过――一个乡下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何以会喜欢上这种百无一用的东西？

　　他在利川大约呆了一年，诗歌我看是渐入佳境，人也在苦难中变得成熟起来。后来他回了建始，偶有音问。待我进入武大时，他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因为写诗、发表作品，被文化馆聘用了。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笔会，获得好评等等。我记得清楚的一句是――谢谢你当初教我作诗先做人，在会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我是一个贫苦的农村青年。

　　他能因为诗歌而改变命运，我自然感到高兴。我相信他的草根身份和底层经历，能够使他写出更有深度和力感的作品。家乡的诗歌精神，能够代代相承，至少不负我辈的努力。

　　三

　　离开恩施二十多年来，虽然偶尔还乡，但基本与本地的文坛失去联系。只是听说当年的一批朋友，大多成了州县的文官。在那片仍然遥远和贫困的土地上，是否还有人在写作抑或行吟，我却完全无知。我只是清楚当年诗社的同仁，多已搁笔。

　　我常常以为在21世纪的物资主义运动中，诗歌精神已然绝迹。连我等当年的诗疯子，都已经学殖荒芜，新生代的网络青年，还会去热衷和思考这些无补于世的玩艺吗？在我有限的视野中，那些年看见的似乎只是苏家桥孤独的背影，神经病一般飘荡在恩施的花街柳巷；还在酒杯和书丛中独立思考和梦呓般写作――而他几乎是从来不投稿的。

　　完全是一种偶然，我在2004年发现了清江社区和杀手龙。他刺进我眼球的是一系列针砭故乡文坛的嘻哈文章，因着一些朋辈的名字，我开始重新关注起恩施的人文来。

　　我得承认这条龙的出现，令我当时有些惊异――恣意狂放的文笔，腹笥不空的学养，剑走偏锋的思索，刻薄阴冷的幽默，都让我耳目一新。当然随他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名字，都让我大吃一惊。我确确乎没有想到，原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在我的家山，竟然悄悄生长着许多远远超过当年我辈的读书种子，默默无闻地自开自谢着。

　　我是一个好奇而又喜欢结交的人，以后的回山得以和这批网友喝酒，成了我这几年隐秘的乐趣。而杀手龙的活体展示，则与纸本上的形象大异其趣――在现实中他反而寡言，偏激而缺乏幽默，但为人分寸得体，并非咄咄逼人那样的狂飙青年。

　　我渐渐知道他原来出身于建始的官宦人家，名校毕业，且身在法院。散淡的天性和执着的理想，使得他在现实中感到郁闷。我仿佛看见当年的我在利川县委大院时的愤怒和彷徨――一代一代相似的梦啊，驱赶着我们去改变命途。

　　他说他想辞职，想出来打工，还想考研。已然被生活搞得近乎世故的我，只能说――你自己想清楚，公务员在今天并非一个易得的饭碗，轻易打碎你是否会后悔。你只有把今后想到最坏之后，再来做决定。我也只能在你自己的决定之后帮你。

　　之后他毅然递上了辞呈，来到京城，也许从此踏上的也是一条不归路。

　　四

　　我是因为清江社区才开始成为网络中年的。在某种程度说，也是故乡的这些青年才俊，重新使我开始从厌倦的商海回归文学。我学着使用电脑，学着上网阅读浏览搜索，学着重新关注社情民心。我为这种奇特的民间媒体感到激动，为终于可以越过封锁看见一些人间的悲苦和嚎叫而兴奋。但是，很快我又失望而内心悲凉了。

　　我倒不是因为网警，因为删贴，因为词汇忌禁而失望，对于这样的国家管理手段，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我向来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我是在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论坛上，看见了太多恶心的争吵，双方往往彼此对骂左粪和右粪――这是对所谓愤青的简称。我在一些宏大主题的叙说中，看见的是一代【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我试着分析他们的年龄和教养，我感到某种透心的冰凉。

　　前年我向余世存讲述我的担心――为何当今的青年会有那么多的人，成为原教旨一般的民族主义分子？而这样的思想和情绪，纵观全世界，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从希特勒到本拉登，无不是产自于这样的思潮和土壤。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89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稳定大于一切的实用主义教育，难道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这样一批未来的主宰？

　　余世存笑道――你不用忧虑，事实上更多的青年不是这样，只是许多人不愿站出来和那些极端分子对搏而已。而那些人除开兼职打工的外，真正冥顽的也不多。就是西方也有新纳粹分子，这个不足为奇。倒是你的平辈中人，即使是那些并未享受到社会福利甚至还颇受制度之苦的人，他们也是专制的拥护者，这才是可谓怪哉的现象。

　　世存的身边有不少的年轻朋友，我想他比我更接近社会，他的说法应该不无道理。果然我回头来和我的一些多年老友，故意交流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物和制度的看法时，我感到了更大的悲哀。我发现许多可以割头换颈的哥们，其实你并未深入他的内心。一旦话题触及政治，往往可能当下翻脸，割袍断交。政治观念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了不让故交反目，我后来在老友中规定，酒场不谈政治。如果要结交新友，先试探三个问题――对毛邓、对美日、对台湾的评价和态度；如果没有共识，那就当个熟人，不得以友道论之。

　　五

　　人类社会假设从直立人开始算起，能够走向今天的文明，大抵是经过了这样一些阶段的――从采集到渔猎到游牧到农耕再到工业时代，再然后进入今天的所谓信息时代。老毛曾经说【大意】――但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有左中右。我想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属于废话似的真理。

　　假设按照左右的最初定义――左代表激进，右代表保守。那么我相信在初民那里，左派是人类得以进步的一个主要群体。试想我们的老祖宗都还爬在树上依靠野果生存的年代，其中几个激进的说――老子们不能完全望天收地过日子了，得下去搞一点肉食――走向渔猎，是一件危险的赌博，一定有右派出来反对说――还是呆在树上安全，虽然吃不饱好歹还是社会稳定。【让全国吃饱是至今我们的领导都唯一感到满足和自豪的事情】很显然，激进的左翼初民最终改变了人类的走向，否则我们还像非洲某些土著一样，至今还依靠香蕉在生活。

　　但是要到人类学会开圆桌会议来议事的时代，才真正有了左派右派的名称。这两个名词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两百年世界史的叙述方便，几乎除了革命、战争这些动词之外，这两个名词所隐含的血腥，几乎超过了一切。从法国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我们看见无数左右的屠杀镇压和整肃，大地上白骨如林，血沃劲草，却总难看见开出人性中和的花朵。即使是官方钦定的党史，也无法回避和掩盖这些惨烈的往事；如果不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看这个党史是难以成书的。

　　六

　　政党有左右之别，党内有左右之分，这似乎都不是怪事。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世人目为左翼运动，因为它提倡激烈的革命，希望通过斗争和暴烈的手段打破人类数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旧制度――这种理论和号召，毫无疑问会被保守的人们视为激进的左翼。

　　左翼有问题吗？为何鲁迅的时代，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会加入左联？为何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会大加赞许？为何萨特也会一度成为左翼阵营的领袖？我相信，在一个极端不公的时代，左翼代表了一种人类理想和激情；左翼渴望在尘世建立天堂，渴望强权干涉世道用以抵达公正平等的社会。这，似乎没有错；我们人类如果不是在一种理想的引导下，如果不是一直有梦，我们能够获得今天的文明吗？

　　那么右翼呢？那些珍视生命酷爱自由的人们，他们坚守天赋人权，坚守人类自然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反对一切暴力和侵犯，完全敬畏甚至听凭星空和良知的引领。他们难道有错吗？

　　如果人类没有这样一些分子在为我们坚守底线，那这个世界又将变成什么模样呢？

　　建党以来，中共几乎都没有停歇过路线斗争，时而反左，时而反右。在他们过去的辞典里，左倾代表冒进，右倾代表投降，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人类有中间道路可走吗？综观历史，那些所谓的第三种人，那些折中主义者，那些中庸调和派，几乎无不是左右不逢源，两头不讨好，最后首鼠两端进退维谷，死得更惨。

　　人生在世，无法不选择一个基本的立场；所有临歧彷徨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逃。世间难有左右兼顾的好事，那么对此歧途，我们终该何去何从呢？于是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一下今日社会的左右之别，重新来厘清左右是怎样演化出今天的怪胎的。

　　七

　　左翼的所谓革命运动在中国近八十年的历史，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撇开前三十年的战争不谈，后五十年我们人民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涉及这种评价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立刻会出现巨大分野，观点之间相去霄壤，冰火难容。

　　左派会说――我们得到了国家强盛，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安康。

　　右派会说――国家强盛仅在兵戎，与民争利造成国富民穷；民族独立而个人被奴役，人权仅只强调生存权；社会稳定依靠军警宪特高压维持，乱象频仍；人民安康只是少数分赃者的福禄，底层百姓的幸福指数跌至低谷。

　　在中共的政治话语谱系里，左，一向代表革命和正确，除非极左；右，从来代表反动和落后，如果极右，更是敌人。所以历来的干部群众会说――宁左勿右。

　　有趣的是，关于左右的分际和定义以及评价，在近二十年的官方辞典中，竟然出现了颇资玩味的变化。邓公南巡时强调――我们今后仍然要反右，但主要是要反左【大意】。左不是代表革命和进步吗？为何还要被主要提防和反对呢？

　　尤为搞笑的是，在今天的大众语系中，右，代表了激进派，左，反而成为了保守派。右主张激进的改革，迅速融入国际社会，顺应民主潮流，实行多党政治，结束专制社会。左则拥护一党独大，政权集中，民权限制，贫富均匀。右翼的主张里暗含了革命的本意――非暴力的对政体进行更换；左翼的主张里，却隐含的是反革命【反对革命】的意愿，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国家、民族、权力和财富的大一统。

　　左右两派的存在，不仅在政坛，也不仅在民间，连我们素来认为是在担当社会道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阵营，也一样沟壑井然。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已经成为学界十几年来的一道奇特景观，彼此的攻讦也不免上到人身。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如此分化呢？

　　八

　　就像右翼有温和右派和激进右派之别一样，左翼也有这样的分类；没有一个阵营是清一色的同志。比如一个人对你大骂腐败政府，痛恨单位领导，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他就不是极左分子――要看他的思想谱系。

　　一个左派【或者右派】是怎样产生的呢？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何会迷路于一些常识教育，成为一个极端主张分子――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感到迷惑的问题。对于那些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望维护某些原教旨的什么基本原则，这我不难理解。但是对身边我所熟悉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何以也会产生一些奇怪得离谱的理念呢？这里，我就试图对一个前面所说的――大龙，来作为一个个案分析，看是否能找到答案。

　　首先得说，在此之前，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读到过他的作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左右倾向。前几年偶然听说他的诗歌业绩，也无暇找来拜读。最近更偶然的在网站看见他的名字，跟着进了他的博客，首次被一首诗歌吸引，然后跌破了眼镜。

　　这是一首悼念萨达姆的诗歌，主题是仇美，连带歌颂本拉登。我不忍心引用那些诗句。之后我抱着不相信的态度，再翻阅了他几篇文章――建议何时攻打台湾的高见以及赞扬邓小平理论的时评。

　　坦率的说，类似的东西在网上很多，我常常都是一笑而过；但他也在这样写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一种刺痛。我一直以为诗歌是神圣的事业，诗人要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理想，即使做不到这样，你就只愿当一个爱情的夜莺，天天为儿女私情哭泣也行。但是，如果你去赞美恶魔，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可理喻。

　　我何以这样说？他为何这样写？此中的原则和原因何在？兹事体大，只能慢慢道来。

　　九

　　首先说他为何要这样写――沉痛悼念萨达姆――这是连中共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做的事儿。那么一个远在鄂西山里的所谓诗人，何以要怀念和惋惜这样一个中东的独裁者呢？难道他真的了解那个老头吗？真的感受过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吗？不，我不相信。

　　事实上，我可以说他对这个人的平生恶迹几乎毫无了解――从他的诗句说，你仅仅因为反击谋杀，而杀了百十来个什叶派人。就可以看出他对老萨的“丰功伟绩”太缺乏认识。那么，他之所以在不明真相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赞美，其实是因为他仇美――这样一种情绪使得他要去歌颂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敢于出头反美的人，不管这个人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要继续问――你为什么要仇美呢？是谁告诉你美国是个造成你痛苦的国家？你的房地产被侵占【他另外的投诉】难道是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我不知道他如何回答。遥远的美国跟你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你为何要诅咒他而不惜选择赞美一个多数健康人都反感的恶魔呢？

　　我知道多数如他的中国人，其实诞生这样的好恶，是来自于若干年来党的宣传的潜移默化――几乎从我们成长开始，政府就用一种天天耳语的方式在告诉我们――美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于是我们慢慢就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即使连政府现在都转向不公开骂美国了，人民的记忆还暂时转不过弯来。关于如何认识美国，话题太大，回头再说。

　　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也不公开的时代，我们能够获得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国家通过唯一的官方媒体，给我们实施的新闻配餐――执政党认为这样的配餐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你不要认为现在有了网络，我们获得的信息就是公正公开的了，我们依旧获取的是被过滤后的消息，只是聊胜于过去的完全封锁而已。

　　具体负责配餐的部门叫宣传部，宣传部是哪个发明的呢？是希特勒。全世界目前仍然保留这一伟大发明的国家还有哪些呢？还有中国，朝鲜等。民主国家是不敢袭用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美军打进伊拉克，这一事件太大，不能不报道，如何报道呢？那就是宣传部要配餐的了。鉴于我们和美国的官方关系和反恐的一致立场，以及我们需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原则和斡旋，我们不能公然在官方媒体上去谴责美国是“入侵”。但是，美国的口号是反恐反独裁和解放伊拉克人民，理论依据是人权大于主权，我们的媒体如果认可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就意味着同意民主阵线可以跨国干预别国独裁――那我们的处境就有问题了。

　　反对不妥，赞美不行，于是我们就只好貌似公平地选择性地播放一些别国电视台拍摄的镜头。这个选择就是宣传部的学问所在。比如说伊拉克人民夹道欢迎美军入城的镜头，那是肯定不采用的，伊拉克人民为掩护美军被炸死，那更不能播放。当然，直接把那些成天爆炸自己人民的游击队当正面英雄来歌颂的镜头，也不会拿来播放。于是，我们看到的就多是伊拉克的人民，因为外力的干预，民不聊生的镜头，还有英美联军虐俘的镜头。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无数血气方刚的青年，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反对美国的干预。于是，我的大龙兄弟，即使在故乡受政府欺负，他仍然觉得比假想中的美国人来欺负要好，要容易接受。

十

　　近年来由于陈水扁的台独腔调很高，大陆青年呼吁攻台的人群也日渐风起云涌了。道理不外乎我们政府的口气也很强硬――你即使说一点过头话，政府反正也不会追究。不信你反过来去天天说攻打朝鲜试试。

　　在这样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裹挟之下，我看见无数个大龙兄弟，以民间军事专家的眼光，开始为政府献计献策――何时打，如何打，动不动用核武，如何利用美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开打等等。我看见这样的言论，就想起一位前辈写过他小时候认识的一个爱国老文青，每天在酒馆里研究，中国强盛的政府配套人员应该是――他开了个方子――总统是尧舜，总理是诸葛亮，陆军总长是林冲，水军总长是李俊等等。呵呵，幸好我们的政府还没愚蠢到真正采信这样一些药方的地步。

　　打台湾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因为阿扁和几乎过半的台湾人民要独立；独立为何要打呢？是因为那块地方是我们认为的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人家为何要独立，为何不愿回到所谓祖国的怀抱呢？多数攻台的口头英雄可能会觉得那就是阿扁在发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有人号召独立，经过全民公决，结果是人民愿意选择继续留在英联邦，于是至今他们的领导还是个总督，自愿接受女王的封赠。台湾和咱们还真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人家咋就不愿回到娘家来和你大哥一起过呢？

　　要统一，大家都自愿，当然是好事。但大家要清楚，国家和土地是人民的，任何一个党派和政府，法理上都只是人民委托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你不能要求物管公司命令我们住户去攻打隔壁的小区――你说那个小区也是我们这个开发商开发的。

　　统一难道就没有文统，只有武统了吗？假设下一届台湾政府是国民党组阁，小马哥提出可以统一，但是我们回到国共重庆谈判的起点来谈统一，不知贵党和那些主战勇士如何回答。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处于弱势，那时的老毛还是热爱和平的，希望老蒋能答应搞一个联合政府。当年那种主张多么美好啊――政治协商，多党共存，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都是你们共党老祖宗的理想，我们现在重返重庆谈判来统一，你们为何不愿呢？

　　政府不愿自然有他的隐私，那么你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你自认的读书人，你为何不愿呢？如果这样统一了，房产局还敢欺负你吗？你的写作还需要写那种粉饰现实的作品才能发表吗？你还会用半生的努力去要争取一个城镇户口或者一个文化馆编制吗？(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