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到中国政法大学来 第一， 简单介绍一下重庆的历史发展与历史使命。 我们都知道，1997年重庆直辖，直辖当天，国务院命令我国驻联合国使团在联合国大厅的地图上标明中国第四个城市，就是重庆。 所以直辖的效应是立即波及全世界。虽然重庆是一个直辖市的体制，但是它的幅员面积是82000平方公里。我们其他三个直辖市面积加起来还只是它的一半，它其实和一个省差不多了。我们东部沿海的江苏和福建就是十来万平方公里，和重庆差不多。宁夏自治区大约6万平方公里。所以重庆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直辖市。直辖当年，有一个说法 说是北京是首都直辖市，上海市经济直辖市，天津是一个工业直辖市，那重庆是一个农民直辖市。重庆的市树，叫黄葛树，有人说是老农民的形象，重庆的市花，叫川茶花，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村姑的形象。所以重庆给人的感觉是，一直辖就与农民联系起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重庆目前3200万人口，有户籍的城镇人口只有1000来万，所以可以说是农民直辖市。但是重庆有一点名气，是与美丽相联系，有三美：美景、美食、美女。重庆的景色尤其是夜景确实很美丽，因为它有山有水有城，而且是两条大江绕城。重庆的美食当中，最有名就是火锅。当然还有重庆的美女，重庆的美女很有名。有一个说法，到了北京知道你的官小，到了深圳知道你的钱少，到了重庆，你就知道你结婚太早。 为什么重庆要直辖?当时它的经济总量一点不大嘛。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他的资金、技术难度都比较大，但都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难度大的就是它有100多万的移民：这100多万的移民能不能移出来、能不能稳得住。国内很多人、国外很多政府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移民的事做好。确实，亚洲第幅员六大国蒙古，就100多万人，世界上少于100万人的国家多了是。三峡水库移民，相当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迁移。所以被称为“世界级难题”。这个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为什么重庆直辖与此有直接的关系?最初方案与重庆无关，是准备成立三峡省的，由湖北省的宜昌和四川省的万县、涪陵三个地区组成。已经都成立了一个筹备组，后来又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了，就是成立一个三峡省把库头库尾都管住，对移民来讲可能是更好一点。但是移民不但是要搬家出来，而且100多万人搬出来之后要致富才能稳定啊，而要致富就得有一个大工业基地给他们以带动，那当然就只有重庆了，所以决定就让重庆直辖。移民工作，重庆做得很好，十几年来移民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三峡大坝蓄水已经两次到了 国内很多人、国外很多政府怀疑三峡工程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你三峡水库修好以后，你库尾有一座特大型的重工业城市，不把这个世界最大的水库污染了才怪。确实，重庆到前的支柱产业都是傻大黑粗的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等，它是我们国家常规兵器的基地，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当年为了抗战就把兵工主要摆在重庆，有几座重要的兵工厂还是蒋介石这个还是比较务实人亲自乘车乘船来选定的厂址。这些兵工厂现在或将来还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患难时生存的底线基础--极而言之，万一最坏的局面出现就是，沿海包括北京被打成一片焦土之后，我们中华民族还可以依托于此，至少人人能手握一支钢枪吧，然后绝地反击。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了配套，在没有相应资源的情况下，也要有配套的工业产业。譬如说冶金，重庆没有一点铁矿石，但是有一个在我们国家也相当厉害的重钢，它是叫花子企业，吃千家饭(铁矿石)，全国全世界，到处去讨口，运那么远，但是该保它。它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它可以炼出特种钢。所以重庆的产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是能够配套支撑战争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它不污染你的三峡水库，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外有人讲：三峡是上帝赐给我们全人类的，虽然在中国，也不是你中国自己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那么美丽，不能你中国人把它污染了，所以反对我们修三峡。当然重庆生态保护工作也做很很不错。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这幅照片是重庆的一个湖，叫做长寿湖，是一个水库，它的自然景色比千岛湖还要好得多，只是没有钱来打造。现在千岛湖全国人民都游腻了，忽然发现重庆有个长寿湖。你看这个寿字，天然形成的，国家旅游局准备投资，据说是好几百亿，将来可能是比千岛湖还要好。这是重庆保护生态的结果之一。重庆的工业，包括重化工业，在大发展的同时，它一方面也还在污染，但是治污的速度现在还是超过了排污的速度，所以这个长寿湖以前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一个湖，是当年苏联援建我们国家150几个重点项目之一，几十年的污染。直辖以后，才治理，治理很见成效，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经验之一，重化工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没有恶化，还略有改善。当然问题还是有，有的是水库建成后突出出来的。三峡水库它现在成库以后，每年到了秋冬天，它就开始蓄水，蓄到 重庆设直辖市，为什么没有设一个重庆省，或者三峡省呢?据说最初也有设一个省的考虑。邓小平早就讲过，四川太大，要解决它太大不便管理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么大一个中国，行政管理怎么弄才好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大家都知道， 80年代出了一套华夏丛书，其中就提出中国大概50个到100个省级行政单位比较合适。这样免得诸侯势力太大。回到重庆，如果搞一个省，重庆还是一个省辖市，省辖市和省的矛盾将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为了避免那个矛盾，所以中央很高明的就让重庆直辖。这样可发挥中国西部最大一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探讨一个为将来50个到100个这么大省级行政区的怎么管理创造经验。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直辖的又一个原因。这样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个目的也容易达到了。 能不能移好100多万移民，能不能保持三峡水质的安全，这个实际上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重庆这个直辖市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而且应该是我们现在考察重庆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多模式，它不单是领导人想出来的，更是这现实的问题它提出来的。既然重庆是一个“农村直辖市”，那么现在重庆模式的很重要内容，就是从这个特殊调情发展演变而来。大家知道三峡地区本来就是号称“天险”的大巴山区，又经几十年“不上不下”(三峡工程曾搁置几十年，然而又不能库区投资)、“不三不四”(中央决定修三峡水库后，动议中三峡省不可能投资，四川省也不愿投资)，故穷上加穷。重庆在直辖之前，一点不穷，只有一个贫困县叫潼南，其实是个鱼米之乡，因是一位前国家元首的故乡，据说因此得了一顶帽子，好给点支援。但是一直辖，重庆真穷惨了--40个区县，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贫困县!直辖时的绝对贫困人口有360万。什么是绝对贫困，大家知道就是一年有那么几天，十几天甚至是几十天，肚子还吃不饱。一个是三峡库区，在一个就是武陵山区，出土匪的地方，武陵山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根据地。凡是红军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贫困的。尽管经过十几年我们大力的扶贫，但是目前仍然有30来万人就是绝对贫困。他们那些地方就是人无法生存。90年代我曾经到一个贫困县去调查过，汽车到了公路的最高处，然后翻山，翻了2个多小时到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来欢迎我们，喊的口号居然还是毛主席万岁。因为青壮年早就出来打工了，它那地方又没有报纸，甚至于不如文革了，因为文革的时候还有高音喇叭，有手摇的电话，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么手机老百姓用不起，所以还停留在毛主席万岁的那个时期，这都是实情。 一个是经济要发展，再一个就是三峡水库要保证安全，更重要一个就是你一个“农村直辖市”的农民还得脱贫致富，这些就成为重庆模式的一个背景和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介绍一下我理解的重庆新政的要点。 薄熙来是我们党内和我们政府内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由于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历史上中国人受儒家长期毒化。儒家要求所有的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而礼教、礼制又是 “吃人”的，包括官僚自己都要被吃掉，人性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个是历史基础，也影响我们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个本来也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形成一对矛盾，而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是把和共性和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度党性的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哪里，都自然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这是个题外话。薄熙来来到重庆时间也不长，他有哪些新政要点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可能不全面的简介。 首先，薄熙来对自己要求很高，对重庆发展的要求很高。他来重庆先调研，不久就在我们市委党校，把全市的区县部门的一把手都找来，作了一个可以叫做施政纲要的讲话。我听了后觉得价值目标定得好，体现在他的两句话中，就是“成后来之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也就是要求重庆要后来居上。这就定了重庆的志向，包括市委市府也包括3200万重庆人的志向。这个志向是要决定方向、决定目标、决定成败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后来居上”，而且公开宣示，这是我们重庆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啊。现在给重庆立了这样一个志向：要居先于我们直辖的京津沪之上。当然不说你的发展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它们，那是不可能的，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可能的，将来也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正是薄熙来要求是必须的，就是重庆的工作、重庆的发展速度要赶超京津沪。这是薄熙来后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干部大培训、大“输血”，大轮岗，包括唱红打黑，包括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具体内容下面要讲)等等出台的着眼点。对干部的要求、工作、责任要超出京津沪，对此我觉得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品格。毛主席的名言就是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呢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这对重庆意义特别重要。因为重庆它的直辖是升格，本地干部职务不变而行政级别均升一级。升成与其他直辖市一样，区与部门正职均为正厅级，县的正职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区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正处级，县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副处级。尽管引进了不少外地干部，但重庆本地大批的干部，有他的好处，就是直接从基层实践中来，但是毕竟阶梯环节要少一些，比如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很低的乡镇不多不久就到厅局级，你的工作水平啊，工作程序啊，工作规范啊等等，就不够，甚至比起四川省等邻近省区，由于别人从乡镇上来，经过县、市等环节，你没有，所以很多方面还差。所以薄熙来首先要求重庆干部队伍的工作要比肩京津沪，整个发展目标要后来居上，发展路径要非同寻常，这，可以说是重庆模式内在的一个精、气、神。如果没有赶超先进水平的明确目标和要求，可以说就出不来任何好的“模式”。像毛主席邓小平他们那样，首先要求我们中国不管怎么发展，但目标一定非常远大，尽管毛主席后来他急了些，想找条近路结果欲速不达，但是后来邓小平看到他的路子不行，找了条新路，然而目标还是要赶超，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薄熙来对重庆有这个要求，可以说是重庆创造的一切“模式”的主观基础。 那么具体讲呢，可能也不一定对啊，我概括几点薄熙来新政。 薄熙来新政的第一个内容，是以胡锦涛对重庆的“314”战略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抓纲治国，这是毛主席的高明的领导方法。当然毛主席后来讲的“纲”是阶级斗争，错了，但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抓纲治国本身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是非常对的。薄熙来到重庆来后一直强调这个总纲。而这个总纲的核心，就是“314”部署中的“3”--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即要求重庆成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要理解这三大定位的意义，必须了解“胡温新政”这个大背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啊目前面临五大矛盾，“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五大矛盾。 五大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二是地区矛盾，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城乡地区的差距会这么大，再下去要危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了;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导致的，包括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民生问题等等，都很严重，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危险得很;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五就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不愿意为还较穷的中国人服务而更愿意为较富裕的外国人服务，导致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甚至别人打喷嚏我们发烧。 而五大矛盾的大病根之一，就在于我们地方把本来是一个很对的思想和正确的战略，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后来在贯彻执行中严重异化，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异化转换为以GDP为中心。而中国这些年呢又是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政府经济，是政府内化为市场机制核心的市场经济，所以政府的行为比市场的行为更大地在推动、在左右经济的发展。其好处是全党动手搞经济，但由于以GDP为中心、GDP挂帅，就要出问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座的都是县长市长省长，手里面都有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的资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这个好，但是又异化为以GDP为中心，上峰又以GDP的增速来考核我的乌纱帽，那么我这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是投入城市还是投入农村GDP增长快呢，是投入东部或者发达地区还是 投入落后地区GDP增长快呢?是投入经济领域还是投入民生等等社会领域GDP增长快呢?还是投入建设领域还是投入环保领域GDP增长快呢?是扩大出口还是供应内需GDP增长快呢?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个惯性发展，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着的五大矛盾，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荣农村凋敝、沿海富裕内地贫穷、经济发展社会落后、建设飞快污染严重、抑制内需拼命出这位这样的发展方式再也不能够再继续了。如果再不觉悟，或者再任由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团继续推动这种发展方式继续惯性运动，那么有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崩溃性的灾难。这个情况是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党中央看得就更清楚了，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 而我认为，”重庆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范本。它的背景，它的着眼点都出自于这五大矛盾。而这五大矛盾呢，除了第五个，在我们重庆可以说是特别集中，特别突出。所以这个”重庆模式“，所以薄熙来讲重庆工作的”总纲“和解决这几大矛盾，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比如说这第一大矛盾，我们知道，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不公平、公不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2.4比1，就和基尼系数的4.0一样，是黄线了;3.4比1，就和基尼系数的5.0一样，是红线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现在大约是3.3比1，重庆一度达到了4比1!以这个标准看，重庆就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地方。当然不能简单地搬西方的数据，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历史上毛主席在的时候城乡差距就很大，但现在大得过分了。现在全世界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是2点几比1，发达国家接近1比1。这是人类文明潮流啊。即便不从道德上讲，就从发展上讲，城乡差距太大，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产品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占多数的农村居民太穷，买不起多少工业品，例如即便科学发展观提出几年以来，从03年到07年这五年，大家都知道这期间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什么减免农业税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等等等等，惠农支农政策很多，但是即便如此，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乡即乡以下所占的比重，仍然从大约25%降到了约20%。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这几年也都一直在讲的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太穷，他就买不起多少工业品，工业品生产就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就困难，失业问题就严重。再加上出口受阻，那么这个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五统筹啊，把统筹城乡放在第一位，确实有道理。而重庆模式突出了城乡统筹，确实符合科学发展观。而且这个”新政“不仅是薄熙来的，汪洋在的时候就强调统筹城乡。薄熙来继续，并且做的更好。 再比如第二大矛盾，地区矛盾。全国是东中西部，重庆自身还有一个较发达的”老重庆“地区与直辖后新进来的三峡库区(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五个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问题。前面讲了，重庆主城区，作为我们国家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就凭它单独就可以支撑中华民族绝地反击这样一个工业基地，它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厉害啊，东部做做玩具啊、衣服啊，和做飞机大炮的不能比啊。这样一个主城区，和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那是红四方面军重要根据地，穷才革命嘛)，发展差距比全国东中西部大得多。直辖的时候，三峡库区还有十几万住山洞的农民，这个地区差距可想而知。我们知道，这个地区均衡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差距太大了很危险啊。你别说是内地人到沿海一看心里面有气，就是我们三峡库区、武陵山区的人到我们主城区来看他们都有气。干部待遇因此也极不公平公平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公务员收都”阳光“了：基本工资总理给，全国一样，但地区津贴由各省长、市长、县长给，富的多得很，穷的少得很。重庆主城区与三峡库区干部相比，地区津贴相差有好几倍。但库区干部十几年累死累活移民多难啊(三峡移民真我们民族的一部史诗，但现在宣传很不够)，但收入就是比我们比起来舒服得多的主城干部少得可怜!我们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最低的贵州差距上了10倍，也是世界之最。除我们之外差距厉害的印度最富与最穷的邦这个差距不过4倍，发达国家国内普遍不到1倍。所以这个地区差距啊，它的政治意义甚至大过它的经济意义。 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就不用多讲了，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说，足矣。不过这三座大山，由于重庆模式的作用，在重庆反而要轻很多。人与自然的矛盾，前面讲过，重庆要保证三峡库水的安全，也解决得不错。 那么针对这些矛盾，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之下，胡锦涛给重庆有一个发展战略定位叫做三大定位，就是薄熙来要求作为重庆工作总纲的三大定位。 第一大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把这个定位放到统筹区域发展观背景之下就非常清楚了：西部这么大，不可能平铺推进，要选几个点，跨越式发展带动，整个西部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是中华民族团结、我们国家统一巩固的重要根基。这是第一个定位。重庆模式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二个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有的专家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弓箭战略，中央没有明提，但实际上有这个事。正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年一步：79年四个特区，80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这个弓背很快就发展起来了;90年国务院出台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以浦东为龙头，包括重庆九江芜湖武汉南京五大城市对外开放，所以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呢很快就打造出来了;又过十年，99年江泽民在西安宣布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呢，正好就是这根的弦。西部大开发实施8年，胡锦涛又要求重庆加快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所以我们体会，至少有两个任务吧，第一是帮助把这根弦打造好啊，就是前面讲过的带动西部加速发展;第二要把这个长江经济带这支箭的箭尾打造好。这样中央才能张弓搭箭，在二十一世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箭，珠江经济带啊、陇海大陆桥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等等)射出去。这个是第二个定位。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三个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中央对京津沪已各有定位，那么重庆这个新直辖市的特点呢，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这里有张图，是我们在巫山考古挖出来一个青铜鸟叫太阳鸟，又叫火凤凰。重庆一个艺术家慧眼独具，把鸟形做成一个通透图，正好与重庆的版图重合，40个区县，一个不拉全覆盖，它的心脏就是重庆的主城区，它的血液系统就是重庆长江乌江嘉陵江的水系，而且它的头不偏不倚正好伸到重庆唯一出过前国家元首的县叫潼南县。这真是有点神啊!而我以它来说明：重庆主城不过是一颗心而已，单独去跳，扑腾不了几下，所以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即只能作为一只神鸟整体腾飞。中央后来定了重庆和成都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天意，天遂人意，这是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总之，胡锦涛314战略部署是”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这个总战略在重庆的具体体现，薄熙来反复讲以这个战略部署作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我觉得这是薄熙来新政的根本性内容。 薄熙来新政的第二个具体内容，当然就是轰动海内外的打黑除恶了。这个黑社会啊，中外都古已有之，我们重庆、四川尤其厉害。因为它自古就有哥老会(成员叫袍哥)这样的民间组织。哥老会等组织它本身是个中性的，就是由于封建政府它的行政力度不够，很多事情它解决不了，民间豪强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一些问题，实际上是第二政府。它变黑之前为什么说是中性的呢?哥老会等不少民间组织包括一直到现在的一些帮派，共同的信条，第一呢是忠于首领，第二呢就是不扰民，不欺负老百姓，第三呢就是不能背叛朋友，江湖道德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被好人掌握，在特殊条件下还可以变成做好事的力量，包括清末我们的四川、重庆的保路运动，主力之一就是哥老会，发挥了爱国主义作用，还牺牲了不少的人。如果这些组织被坏人或恶势力掌握，就会变成黑社会。为什么重庆的黑社会很多?原因之一就是搞了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变化很快，政府职能转换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多事啊政府一时也管不了、管不到，需要民间自己来搞。譬如说现在小偷那么猖獗，一般小偷小盗进了小商店小饭馆，现在这个公安局人力财力物力不够来追他，没办法，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有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发挥一些治保作用。重庆有个黑社会自称是”第二公安局“嘛。重庆以前多年也打黑，但为什么越打越多呢?一是没有打保护伞，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各行业的民间联系也多了，政府的行业一时管理到不了位，就容易产生与历史古已有之的哥老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也容易被黑社会掌握。所以重庆黑社会确实厉害。重庆公安局搞了一个打黑展览，那个收缴的大刀的砍刀是堆积如山，很多血腥场面的照片，薄熙来看了都说不得了，砍人跟砍牲口似的。不打，重庆能是个青天白日的和谐社会吗?所以这个打黑是深得人心的。 其实，薄熙来的打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黑。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打黑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共。黑社会厉害了，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都要打。它们确实也打过，意大利打了几十年的黑手党。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没有社会属性，也么有意识形态属性。但薄熙来的打黑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性影响?因为重庆打黑引向深层次的肃贪反腐。这个意义就大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腐败分子是盘根错节，尤其是要突破保护伞，很难，是不是啊。一般的贪污、收贿，保护伞有办法大事化小，但是薄熙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确实重庆的真招，厉害。他是黑社会，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即便他还有保护伞，怎么保他?第一他就没有这个胆量，第二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反腐就相当有效。我觉得这重庆模式一个亮点。 重庆打黑引起关注，还涉及到一个争论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学校的扬帆老师在内的一些同志，曾经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需要清算。反对者很多，这个争论非常激烈。确实，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但有原罪，还要现在继续残酷剥削压榨工人，有”现罪“。重庆狠狠打击黑社会头目，多为民营企业家。有些人就把它联系起来，认为薄熙来在重庆要”清算原罪“，打击民营经济。有人特为此叫好。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误传。薄熙来打的黑色民营企业家，是极少数;他扶持的是多数。在打黑的过程中，重庆的民营经济有很大的发展，09年内资投资增长近80%。所以重庆打黑绝对不是”清算原罪“。薄熙来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支持的。他在重要会议上讲，重庆将来的经济发展是三驾马车，第一个当然是公有制经济(我认为这是驾辕的)，第二个就是民营经济，第三个就是外资经济。对他这个说法，个别人还有点不高兴，说那你这个公有制只占到三分之一，还不是主体啊。薄熙来很重视基本理论问题，来时间并不长，已经点了两批课题要重庆学者研究。第一批中有一个课题就交给了我们市委党校，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及其表现“。什么叫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个问题现在争论激烈，包括北京有很多专家认为现在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其主要理由就是非公经济占了GDP的大头。我们课题组的意见，还是按照中央在十五大就确定的说法，即用两个标准，第一个在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个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央还是很高明，从一开始就没有说GDP你要占优势，没有说税收你要占优势，没有说从业人员你要占优势。那么从资产来讲，无论在全国在重庆，国有资产的增长确实快得多，工商业资本是如此，金融资产尤其如此，那非公的不可望其项背。所以薄熙来的三驾马车说，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可以统一的。 重庆打黑，尤其是其方式方法，还受到极少数人争议，认为是”搞运动“，认为没有依法办事。邓小平讲”再也不能搞运动了“，这是对的。但重庆打黑与这个”再也不搞“的”运动“根本就是两回事。重庆打黑是首先发动群众，动员全市的老百姓参与。结果老百姓非常踊跃，也非常勇敢，80%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实名举报。这成了”人民战争“啊。有那么多群众拥护，那么多群众参与，不好吗?从这个意义上，要说是”群众运动“，也是啊，但绝不是文革那种群众运动。重庆打黑确实动员了群众。不动员群众怎么打黑?尤其是在黑社会长期以来在公检法中找了不少保护伞，例如文强这个大贪底下有一批中贪，中贪底下不少干警吃黑钱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公检法系统，这个打黑根本打不了。所以说”依法办事“得有前提。其实重庆打黑”依法办事“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执法的人中有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的呢?掺沙子。例如把文强调开，明升暗降以后，把王立军从抚顺调过来作公安局长，并再来个惊人之举，就是让他兼任武警重庆支队的政委，把武警和公安的力量结合起来来打黑。我讲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非常的问题。很多事政治和学术距离大得很。学术上讲问题要把其他条件排开，在纯粹的条件下做实验或者推理，然后得出一套结论。例如依法治国这套理论同样如此，把其他条件排开，依法治国似乎太容易了。但是实际上把现实许多条件掺进来以后，就远远不是学术上讲的理论和程序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列宁讲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重庆那棵树确实是长青的，我们去看重庆模式，尤其是打黑，应该用我们的眼睛直接去看那棵树，不应该通过我们的”学者“，也包括，用灰色的理论做镜子再去照着看那棵树，那长青的颜色可能让这灰色的镜子给变了颜色了。所以对理论我们应该尊重，但更应该尊重的是实践。对实践检验、群众评价那么好的打黑，还指责为”搞运动“、”不依法办事“的人，要么可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要么可能就是”黑人“了。 薄熙来新政的第三个具体内容，是比打黑意义还大得多的”唱红“。重庆把打黑与唱红合称”唱红打黑“。唱红轰动效应不如打黑，但我认为意义要比打黑大很多很多，至少一百倍吧。邓小平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思想非常非常伟大，但做起来又最难最难。邓小平讲十年最大教训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三十年最大教训又何尝不是它!更严重的是，后二十年来我们不是不重视，而是这样抓那样抓，搞了无数的招数，但效果都不如人意。这历史背景是搞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搞，但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来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就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了。所以，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搞市场经济，但又和西方人一样，得解决一个大难题，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个人利益驱动，与维系人们团结统一的社会道德提升，怎么能够得到统一这个难题。西方靠新教伦理，我们靠什么呢?所依靠的东西不多，就会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去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不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吗?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既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既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所以去年国庆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可能是想弥补一些东西吧。而在那之前和之后，薄熙来都在实践中让毛泽东思想”万岁“。例如他讲话，确实喜欢引毛主席语录，但我不同意有的评论说他在”打毛泽东旗号“的说法。其实，薄熙来同时也在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实“，他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旗号。共产党，我刚才讲了，就是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这方面，是毛泽东强，但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是邓小平强。所以，我觉得薄熙来是将其”强强联合“，哪个强就用哪个。当然由于习惯等原因，他讲话引毛的比引邓的多。我听过几次，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等，大概映像是如果是引五句毛主席语录的话，大概引三句邓小平的话，然后胡温的话各讲一条。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因为他讲问题都喜欢从历史上讲起，从党史上讲起，高屋建瓴，顺理成章，这样当然讲毛泽东的话多一点。而且，毛主席涵盖各方的名言，确实要多些。但是薄熙来讲的都是毛泽东好的观点，是党肯定的东西，毛主席有争议的东西他都没讲过，原则性非常强。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可能是想把我们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责编：YeLin) |
苏伟：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
时间:2010-08-24 来源:读者推荐 作者:苏伟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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