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2)

　　三、县域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接点”

　　政治来自于社会，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是社会群体。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县域而不是其他地域，之所以发生在这个县域而不是那个县域，与县域的社会特质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相关。

　　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从未有过的结构性转型中。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一方面，不断产生新的社会要素，另一方面，各个社会要素又处于极其活跃，相互冲突的之中。社会发展处于非均衡的状态。中国历史悠久，县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的沿袭性。以县城为中心，形成一个个县域社会。对于一般人的交往来说，国家和省都太大，而乡和村又太小，县域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要素一体的完整地域社会;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的缩小和村庄社会的放大，是国家社会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一个人达则进入国家宏观社会，衰则退回村庄家庭社会。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新的社会要素迅速产生，要素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增多，并集中体现在县域社会。县域社会由此成为整体社会体系中的最脆弱的部分，并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接点”。

　　其一，县域社会是城市与乡村社会的“接点”。在传统中国，农业产业是主要，甚至唯一产业。虽然城市产生的历史也相当漫长，但农业社会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性城市，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附属群体。[vi]这些社会群体只是居住城墙内的农民，他们与农村人口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更多是从事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市民群体。工商业城市是与农业村庄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由此就出现了工商城市和农业乡村的二元结构性差异。在这一二元结构性差异的整体社会体系中，县域则是城市和乡村结合的“接点”。县是现代城市的尾，是传统乡村的头。改革开放以来，在沿海地区，县以下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的城乡接点部位模糊化，而在内地农业地区，县的接点地位却愈益突出，特别是县城的“结点”社会特性更明显。以往，农业地区的县城人口很少，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及其少量其他产业群体。随着20世纪90年代，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县城人口迅速增长，甚至极度膨胀。但是，县城人口的增长与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对称。大量在大城市务工的人员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只有返回原籍，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再从事农业，而进入当地的县城。还有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人也只能在县城谋生。而这些地方的非农产业却很不发达，根本无法吸纳进入县城的人口。由此使这部分人口脱离了原有的乡土社会的规范，又没有进入城市体制网络之中，形成一个没有稳定的职业，甚至没有稳定的居所而游移不定的“游民群体”。这部分群体是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实现了进城的梦想却没有获得梦想的城市生活，他们满足于进城却不满足于进城后的生活，他们成了“新市民”却没有形成一个有稳定感的市民社会，由此产生出各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日积月累，一旦出现偶发事件，就有可能爆发出来，将具有不满情绪的各种人集聚在一起，形成突发性群体事件。由于县城人口相对集中，事件的规模和影响也比分散的乡村要大得多。与此同时，县城人口的社会分化不足，只是简单分化为官民、贫富两极，而不如大城市人口高度分化为相互牵制的多元社会，干群矛盾一旦激化，就容易直接对立，发生冲突性的群体事件。

　　瓮安位于西部贫困地区，全县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外出务工，仅“留守儿童”便达3万之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学生多属于缺乏家庭看护的青少年。石首市是位于长江中段的江汉平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石首撤县改市，但是其非农产业并不发达。虽然有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县城，但县城的产业很难消化进城的人口，相当一部分人口缺乏稳定的职业，也未能纳入相应的体制内管理。这为群体性事件的提供了社会土壤。江西的南康市也是一个撤县改市的县级市。近些年，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仅2008年1年增加的城镇人口就达1万人。该市的非农产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木材家俱业迅速发展，相当一部分进城人口从事家俱业生产加工。而家俱业受外部环境经济影响较大。2009年上半年正值国家金融危机逐步扩展之时，国内经济环境尚较严峻，当地政府决定提高税费，自然受到强烈反对，并最终引发群体性事件。

　　其二，县域社会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接点”。在传统国家，县域社会实际上是具有高度自治性的社会，自上而下的皇权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县域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载体，受农业社会的规则所支配。血缘、地缘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人情、习俗是主要的交往原则。正因为如此，皇帝委派的县官也不得不借助当地乡绅才能进行有效治理。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国家体系全面渗透社会，理性化的现代科层制和法治也延伸到全社会。但是，传统社会的惯习仍然沿袭，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和扩展。由此形成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并存的社会格局。而县域社会正处于这一二元格局的“接点”之处。一方面，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和法治体系下沉到县;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传统乡土规则又深深地渗透科层管理和法治体系之中。特别是传统农业地区，现代科层和法治体系只有其壳，而无其实。许多县官仍然以“父母官”自居，将自己自觉不自觉地置于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之位。这种意识也渗透到执行公务活动之中，执法不公，“人情高于王法”，“关系大于公章”。而在县域社会里，现代民主法治意识也在不断萌生和增长，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强烈。当两种社会意识相碰撞之时，一旦遭遇偶发事件，很容易引起众怒，造成群体性事件。同时，群体性事件本身也说明县域社会里的相当多数的民众仍然是以传统的破坏性方式来表达其不满，这又进一步伤害十分脆弱的现代法治秩序。

　　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都是由非正常死亡事故引起的。在瓮安，调查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公安警察竟然幕后指使黑帮成员对事主家属进行报复殴打，由此触犯众怒，激化警民矛盾，导致不满情绪迅速蔓延。[vii]石首非正常死亡事件出现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事态迅速扩大。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们对警方不信任，试图以扩大事态获得事件的解决。特别是瓮安事件极具破坏性，参与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是在读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在行使破坏行为时，不仅没有意识到正在严重损害现代法治秩序，反而觉得极具英雄气概。[viii]这实际上是“以暴易暴”的政治传统的现代翻版。由此也可看出，尽管现代中国的“法律下乡”已有多年，但法治意识并没有深入人心，甚至传统的不得打砸抢烧的基本准则也未能延续。而近年来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群体性事件，但其方式主要是“集体散步”、“集体停工”等，无直接利益相关人士参加者少，方式相对缓和，大多限定在法律秩序以内。

　　其三，县域社会是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家是以中心-边缘的方式逐步形成的。发达的中心区域和落后的边缘区域相互并存，形成地域性的二元格局。一般来讲，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中心区域的位置更为重要，治理能力较强，权力监控也较强。在传统中国，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浙、湖广处于重要位置，能够得到有效治理。而在一些非中心的边缘地域，位置不重，治难困难，官不愿去，民不聊生。许多动乱也因此首先在这些地方发生。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地域二元格局的结构性差异更加突出。在中心地域，现代城市性、国家性较为明显;在边缘地域，传统乡土性、地方性更为突出。县域社会，特别是偏远的县域社会，国家渗透和治理较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不甚重要，地方发展的能动性和权力的监控也相对较弱，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由此成为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在这些地方，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

　　贵州、江西和湖北都属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落后，治理难度相对较大。贵州省在长期历史上都处于边缘山区，史称“天无三日睛，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不仅贫穷，而且民风慓悍，经济发展长期位于全国后排位置。贵州中部的瓮安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近几年由于矿山资源的开采，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结构严重失衡，积累问题很多，特别是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和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民众意见很大。全县城乡吃低保的人口占总人口的9%。与贫困人口多映照的是，黑社会势力大，仅仅一个“玉山帮”的成员便达数人千人之众。[ix]湖北石首所在的江汉平原在历史上是富庶地区，但随着农业的边缘化，江汉平原地区人多地少，经济发展困难较大，不仅在全国，就是在湖北省的位置都处于下降状态。与石首市毗邻的监利县在本世纪初就因为农民负担沉重出现大量抛荒而为全国注目。这种因农业产业落后导致的地区发展落后成为整体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也因此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区。石首市位于湖北和湖南两省交界之处，流动人口多，管理“真空”多，涉毒问题突出，2008年实际吸毒人员达3000人左右，为全市人口的1/200　，[x]治理难度大，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概率高。

　　四、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高度重视“接点政治”

　　运用“接点政治”的框架解释农村群体性事件，是要说明不能孤立地看待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不能仅仅将其视之为互不相干的个案，而是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置于社会结构转变和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背景下考察。持续不断的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说明它们不是孤立的个案，必有内在的逻辑的关联;也不能只是简单地处理当事人，而要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寻求长治久安之策。

　　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国家治理的非一致性。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当今又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结构转变之中。社会发展必然会以非均衡的状态发生，尽管国家实行统筹发展战略，力图缩小城乡、地域差距，但应该看到，这种差距将会长期存在。那么，社会矛盾在不同地方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较为缓和，有的较为尖锐。同时，我国虽然实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制政权体系，但是，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治理能力和绩效都不一样，国家治理过程也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整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必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往往最有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更激烈的社会冲突。运用“接点政治”框架，就是要努力发现整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和脆弱地带，以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接点政治”的解释框架不仅可以分析县，也可以用于分析其它地域或领域。

　　其次，应该从整体系统的角度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县域愈益重要。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国家提出了“强县扩权”的思路。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高县的地位，扩大县的权力的举措迅速增多。如有的省已开始实行将县的“一把手”提升到副厅级，将县委书记的提名由地级市提升到省，将全国的县委书记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都集中到北京学习培训，财政上由省直接管县，等等。这些举措对于提升县的地位，扩大县的权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举措仍然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没有能够从整个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有针对性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接点政治”的分析框架要求将县置于整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分析，找准县的位置和特性，把握其薄弱环节，采取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措施。

从县的地位看，无疑需要强县扩权。但强县是为了增强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力，为化解矛盾创造条件。扩权是为了促使县域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如果只是扩大了县政权力，甚至只是扩大了县政主要领导人的权力，而得不到相应的制约，则很容易产生相反的结果。事实上，就县的外部而言，县的权力确实需要扩大，但就县内部而言，县政“一把手”的权力已足够大。县的“一把手”权力能否谨慎和有效使用，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德行和操守，而不是体制。在这种背景下，仅仅是提升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可能会进一步造成个人的权力扩大而制约更加弱化，从而增强权力失控的风险，也可能引发和产生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为此，在强县扩权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权力监控体系的建构。一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如果县领导的人事权实行越级掌握的话，乡镇领导的人事权同样也可实行越级掌握，由地级市监控。县主要领导的人事权过多，难免造成基层干部对个人而不是对组织的人身依附。二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随着村级民主的发展，基层民主可以向上延伸至县，让县民在县域公共事务方面有更多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是避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的根基。

　　[1]贵州瓮安事件是指2008年6月28日发生于贵州省瓮安县城的群体性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是指2009年6月15日发生于江西省南康市(县级市)的群体性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是指2009年6月17日发生于湖北省石首市(县级市)的群体性事件。

　　[i] 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ii] 转引自樊红敏：《县域社会：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河南省南河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iii] 参见徐勇：《“政策下乡”及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iv]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v]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vi] 参见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vii]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viii] 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ix]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29页。

　　[x] 欧阳洪亮：《石首的愤怒》，《财经》2009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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