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方也有一些典型的政治手法进行应对，比如各式各样的“构建多数派”行动。比如，在学术领域，利用对学术期刊的把持，以期达成“气候问题在科学上已经解决了”（“the science is settled”）的文宣效果。虽然这个论调在Al Gore那里搞得过于夸张（100%:0%），不过大多数人，包括本专业的研究者，因为工作面相对狭窄，也很难了解整体的状况。这里是一个相关各子领域的不完全统计汇总（目前累计750篇）

当然，在大众传媒上，AGW的情况则相对不狼狈一点，在搞“话语政治”方面构建多数派毕竟是看家本领和家常便饭。因为毕竟面对的不是咄咄逼人的同行，而是懵懂无知的受众。这里面有很多新闻传播、大众心理等方面的专业手法，不过这些在这里不做展开。另外一个构建多数派的场合是各种“调查委员会”。气候门出来以后，大众意见出现了变化，所以如何进行“挽救”，变成非常严峻的课题。在英国，围绕UEA/CRU的丑闻，今年以来已组织了多个“独立”委员会进行调查，但像英国这种在气候泡沫方面的既得利益如此深厚的地方，这些委员会的结果其实是很难出乎意料的

各种援引信息公开法案的法律行动（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倒是略有可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FOIA法律理论问题，法律界已经有专门探讨

所以总得看，AGW运动目前处在一个经历了重大挫折（哥本哈根），在被攻击中处境比较尴尬、但事态和影响却有望在优势组织力量下获得平息（气候门），有东山再起可能的这样一种状态。比如，在后哥本哈根的坎昆会议，如何重新集结力量？如何在IPCC下一轮的科学报告AR5中维持AR4的局面？这些都是组织上在紧锣密鼓研究、部署中的课题。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结合我上面讲的来龙去脉，中国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如何有针对性得进行应对呢？

这就需要考察学界/传媒/政府的三角关系。在气候政治里，这些都是活跃的主角，至少是在前台的部分。那么中国的这三者的各自的角色扮演及互动关系如何呢？应该说都难以正面评价。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可以结合一些例子勾勒一下基本情况。因为气候科学卷入的深度和广度，这里说的学界至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部分。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基本上是边缘化的，在与气候相关的核心科学问题上，基本没有什么参入，无论是AGW还是反AGW。当然，这个也并不绝对，比如，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历史气候重建，今年中科院地理所葛全胜研究组就在GRL上发表论文，利用中国的多方面科学证据，有力得对AGW提出质疑

在社会科学方面，情况也并不乐观。AGW方面对该运动的理论化从来没有放松，比如去年布莱尔时代的国师Anthony Giddens推出的新著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在传媒方面，情况自然就更不乐观。比如作为国家电视台的CCTV，在AGW方面基本上是照单全收，即使是明确涉及到中国的话题，也鲜有报道。比如，在气候门事件中，前述CRU的负责人Phil Jones的一篇重要论文，就涉及到其中中国气候数据的造假问题，该问题已于2007年由独立学者Douglas Keenan发现并公开发表

这种情况也自然反映在IPCC框架内的科学议程中。在最近联合国委托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nterAcademy Council，IAC）搞的对IPCC的审查中，很多资深气候科学家已经站出来公开批评和揭露其内幕，比如John R. Christy的证言

“I have been a contributor to the IPCC Assessments since 1992 and a Lead Author in the Third Assessment of 2001. ... Indeed, I urge you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o engage Stephen McIntyre in your deliberations at a high level as he has accurately documented specific failures in the IPCC process, some of which I can attest to, as I was there.”

而在IPCC代表中国的，虽然很多都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包括担任AR4 WG1共同主席的秦大河院士（诺贝尔奖领奖者之一），问题是，在其任职期间是否充分履行了其责任？对于工作组内明显的对规则的破坏，是否曾提出批评和抗议？如果没有可否说明理由？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对明显破坏程序的问题提出批评并记录在案，而中国的官方代表却鸦雀无声，只能在最终文本上代表一个主权国家签字画押？这些问题都是发人深思的。

“气候泡沫”横跨在科学和政治之间，但其本质是政治的，而非科学的。但在政治、外交领域如果要形成政策和策略，却必须有赖于科学家和社科学者、一线外交人员的密切合作和相互之间的高度理解和互动，而互动中的各方都必须是主动的和多向度的。比如IAC 在北大举行的听证会，就基本上搞成了一个闭门会议，广义的学术界和公共传媒都关注不多，这根气候变化议题本身的重要性是明显不相称的

    更长远得看，中国对气候政治理解和应对的水平，实际上是未来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情况的一个重要观察窗口，因为气候政治带有很多西方文化深层的结构和机制的印记，也预示着未来国际政治乃至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一些特点。深入研究气候政治，正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