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理念或许早已成亚洲共识，但目前亚洲地区主义呈现出何种复杂的面貌，未来需要一个怎样的亚洲地区主义，尤其是在更为敏感的东亚地区由哪些力量来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并未获得明确的答案。现供职于美国拉法耶特学院的韩裔学者朴瑞贤（Seo-Hyun Park）、曹日贤（Il Hyun Cho）在2014年6月出版的《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杂志上，共同撰文对此状况做出了独特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主义以东盟10+3、清迈协议为标志走向高峰，突显出此类国家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协作属性。故而有观点认为，东亚各国似乎缺乏更广泛的利益融贯基础，所以总是体现为一种危机驱动式、问题解决式的功能性联合，且因其高扬经济发展而必然受到国内外利益团体的重大影响。根据这一逻辑，就当前东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日韩两国必须考虑国内主流经济团体对中国的亲和姿态，从而在区域事务中体现出更为全面、广泛的协作关系。但现实情况明显并不符合这一预期。2013年5月，安倍晋三提出所谓“亚洲民主之弧”，试图联合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遏制，此举不但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反而造成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深度忧虑。由此可见，经济只是被当作一项必要不充分条件。事实上，东亚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更加关注地区领导权，在地区主义的模式选择上更加自觉、自主，同时也更加着意于本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独立政治地位。例如，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主张将地区主义限制在东北亚范围内，尽管以该地区共同繁荣为出发点，但最终目的是要跳出美国的“中心辐射”战略框架、重塑韩国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的核心角色。举凡种种，要津所指乃是执政者的国内政治合法性。

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分析，作者认为：日韩两国在东亚地区主义上体现出的多样性显示出其对地区事务的参与，一方面满怀对大国“影响的焦虑”，一方面受到国内合法性政治的强烈影响。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日韩政府会在不同时期追求不同类型的地区主义。大体来说，根据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近疏，可分为所谓“亚洲主义”与“亚太主义”两大模式。当区域事务的国内政治化程度较低时，二者具体体现为泛亚洲主义（如小渊惠三）与开放的地区主义（如小泉纯一郎、李明博），否则便体现为排他的东亚地区主义（如鸠山由纪夫、卢武铉）与特别地区主义（如麻生太郎、安倍晋三）；具体而言，时而将地区主义视为通往自主权、降低对外依赖程度的一座桥梁，并将自主权解释为多样化、多层面、多梯次的外交能力；时而又强调在遵循全球标准或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深度参与地区事务；有人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也有人期待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更具包容性的区域架构。

分析表明，东亚地区主义的多样化局面意味着传统的“中心辐射”和开放的地区主义都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美国除非主动迎合亚洲的多边趋势，否则要想维护利益必须追加巨额成本。中国积极构建一种新型开放性地区主义，但这一倡议也无法搁置日韩的回应。美中两国因而需要更加关注日韩用以驱动区域主义主张的自主权问题；仅仅将这一诉求视为无谓的挑战是短视的，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当然，日韩两国这种内部建构的、以自主权为中心的地区主义显然会对东亚一体化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不能有效地对内部政治动态加以控制，两国在区域协同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非常有限的。  （文/木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