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2011年11期封面文章 越共十一大是如何炼成的 越共高层权力结构解析——总书记弱势成惯例，太子党力量崛起 可控的民主 越共十一大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周宇，段宇宏，谢昊鹏 [内容摘要]：作为全球仅存的几个仍在单独执政的共产党，5年一次的越共全国党代会不但决定着未来5年越共的发展方向和人事安排，也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国会、政府等最高领导的人选。观察越共十一大的前后历程，可见一个单独执政的共产党如何把握国家的命脉，以及这个执政党近30年来的逐步转型、思考以及在党内外巨大变革呼声中的探索和坚守。 这是新一届越共中央对国家发展的最新部署。但不论是政治局本身，还是部署的方向，均脱胎于不久前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12-19日之间，越共十一大在河内美亭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党的总书记等职位，均在越共十一大会上产生。 作为全球仅存的几个仍在单独执政的共产党，5年一次的越共全国党代会不但决定着未来5年越共的发展方向和人事安排，也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国会、政府等最高领导的人选。十一大结束之后，“把党的十一大决议落到实处”成为越南官方媒体的长期报道重点之一。 此次政治局发布新文本，亦是以越共十一大决议为前提。《越共电子报》报道称，政治局坚信“……我国一定将度过当前困难和挑战，顺利落实党十一大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越共十一大显然是决定国家命脉的重要政治活动。十一大期间，除了越南媒体的集中报道，河内几乎每一条街道到处悬挂的红旗、党旗、国旗显示了这次会议对于国家的意义。 尽管会期仅有一周多，但之前经历的基层党代会直选试点、民间讨论、调研和材料撰写等，却历时近三年。 与往常一样，此次越共十一大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外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则是其中透露出的政治改革、民主化的讯息。这些讯息贯穿于整个会议从准备、筹备直至结束。 观察越共十一大的前后历程，可见一个单独执政的共产党如何把握国家的命脉，以及这个执政党近30年来的逐步转型、思考以及在党内外巨大变革呼声中的探索和坚守。 悬念不多的党代会 越南官方宣称，越共十一大“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并不为过，这次党的最高领导人换届的党代会，直接参会报道的国内外记者近700余人，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在会议中途才赶到越南。与有资格参会报道但却心不在焉的越南记者不同，他们渴望能捕捉到“奇迹”的一刻。不过，越共在程序性、规范性的轨迹上已平稳运行了二十多年，越共党代会实际上缺少足够的悬念。 越共自在北方建立政权起，其政治生活就相对健康规范，从来不曾出现过无故拖延党代会的举行，也不曾出现过党代会的召开秘而不宣、结束之后才对外公布的情形。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会议安排时间、会议议程已经高度“格式化”。外界最关心的会议议程：人事和路线方针，也早就摸索形成了一套在会前大体确定的程序。某种程度上，党代会只是将业已经过充分讨论、消除分歧的最终结果付诸表决并最终公之于众的程序。 越共十一大的会议议程为：听取和审查党的10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审议中央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修订国家发展纲要、修改党章，选举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检查委员会。然后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一中全会，产生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总书记。 越共十一大的人事结果，不仅决定党和军队系统的领导层的人事构成，还决定之后需要相继完成的政府和国会换届后的人事安排—政府总理、国家主席、国会主席由5月份召开的国会产生。故党代会与国会会期安排自有明确的先后顺序。 越共党代会由主席团发起组织和召集，越共主席团并无主席团常委会，故其由政治局委员和各重要社团组织(祖国阵线、劳动总联合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老战士协会等)的负责人及特别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共24人组成的主席团，与中共的主席团常委会相当。与主席团同列就坐于主席台上的，还有健在的老一代领导人。 12日到19日的越共十一大，程序上经由三次主席团会议和分组讨论完成。第一次主席团会议讨论内容为程序性内容，即由秘书长、主席团成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第二次和第三次主席团会议则为实体性内容，分别对应大政方针和人事调整安排。 第二次主席团会议为向大会提交《关于十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越南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 第三次主席团会议，则是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这两次主席团会议之后，进入分组讨论，最后经由确定的程序一致通过后形成决议和公报，诞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越共十一大，主席团的会议主持人由身为政府总理的阮晋勇担任，由身为国家主席的阮明哲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由现任总书记农德孟向大会呈交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由分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向大会呈交领导和指导的检讨报告。 虽然与会代表早就人手一份报告，但作为已成惯例的程序，报告提交者依然必须长时间站立，将报告从头到尾念完。 越共党代会的惯例，第二天下午，一定会在经过大会秘书长同意后，由会议秘书团报告收到世界各政党、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发来的贺电数字和宣读重要政党贺电全文。越共十一大召开的第二天(13日)，会议上全文宣读的贺电分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老挝革命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但本届越共党代会在程序上也有较以往明显不同的地方，以往会期约为4-5天，为让与会代表有更充分的讨论时间，十一大会期变成7天，如果按照中国标准，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第一次会议的1天时间不算做党代会的时间，则越共党代会会期与中国同为6天。 党代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后，立即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及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 十一大产生的新一代越共领导成员，基本全在此前外界的预测之中，这就是越共十一大可被认为是缺少悬念的党代会的最重要原因。 十一大的新思想 公众对越共十一大的关注，一为人事，二为党的执政理念。 党的执政理念表述，一个是体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一个是党章的修改。前者是党对国内国际局势的判断，是对将来一个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指导意见。而后者，则是党自身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更集中体现。由于党在不同时期对自身的任务和理论认识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它必然会体现为每一次党代会后都会对党章进行修改补充。 越共十一大关于党章的修改决议中，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对党和军队关系的表述。在越共十大版本的党章中，党与军队的关系表述如下： 1、党对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公安实行绝对、直接和全面领导;建设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纯洁、坚定的、绝对忠于党和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和公安，使之成为一支与全体人民一道牢固保卫越南社会主义祖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参加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 2、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公安中的党组织依据政治纲领，党章，党的决议、指示和国家法律开展活动。 3、各级党委的各部门根据职能范围，协助党委指导、检查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公安中的党建和群众工作的情况。 而党章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党决定人民军队和人民公安建设的基本问题，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统一管理军队、公安和国防安宁事业。 对比之下即可发现，党章中把以前党对越南军队和公安实行“绝对”、“直接”和“全面”领导等强硬词汇删除，改为用温和的“决定”一词，并加入“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统一管理军队和公安”的内容。这种党与军关系的新表述方式，似乎是一种含蓄退让，表现一种增强军队国家色彩的开明姿态。 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认为，虽然越共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并未有何变化，但书面文字的修订，表明越共正式公开承认“党指挥枪”在法理上有“不合理性”，尽管只是文字的变化，但在以前从未见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党章补充规定：“总书记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地方党委书记是同级军事党委书记。”以前的党章，仅提到“中央军委由政治局指定，包括在军队工作的部分中央委员和不在军队工作的部分中央委员，接受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虽然越共总书记一向兼任中央军委书记，但从未在公开文件中明确表述过总书记与军队的关系，该在中央军委担任何职。 这一规定是对前一条规定的对冲，还是对弱势总书记权威的适度强化，外界不好揣测。 越共十一大中另外一个提法的重要变化，是关于“公有制”的表述。 十一大期间，很多代表反对大会文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以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经济高度发展。” 反对者认为，如此规定使人联想到过去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公有化运动，现在私营经济日益壮大，人们担心，发展私人经济是否又是权宜之计，将来等养肥了再来一次“杀猪吃肉”呢? 大会领导层认真对待反对意见，提出修改方案，将上述表述修改为：“以现代化生产力和进步适宜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经济高度发展。”并决定以提交大会全体代表表决的方式确定是否修改。投票结果，65.04%赞成修改，修改成立。 吴远富认为，代表对党大会文件有异议，直接在会上提出争论并形成力量，大会通过投票最终修改大会文件，这在越共党史上属于第一次。 越南资深经济学家黎登营对此修改给予高度评价：“这个细节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是本次大会具有纪念意义的进步。”黎认为这个修改将保证“从今往后，将再不会发生公有化运动，因为不仅党的纲领不允许，并且持这种观念的人会越来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新任总书记阮富仲曾是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共产主义》杂志总编辑，他倾向于维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表述，理由是“存在争论，意见不能统一，修改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必须执行全党的意志。表决是大会的权力，我们严格执行。” 不透明的高层民主 人事问题虽是越共十一大的重头戏之一。但在此之前，大盘已经确定。 十一大之前，越共十届十四次、十五次会议对越共十一大进行了前期人事安排。 越共十届十四次会议就越共人事方案进行讨论并通过。越共十届十五次会议上，越共政治局人事指导小组则继续完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事安排方案。 十届十五次会议上，政治局还推介和补充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事名单、主席团、秘书团及党十大与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事名单、越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关于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工作报告等提请中央审议和决定。 越共十一大开幕后，从 一、 此前的越共十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率分别为29.4%、119%。 以上可见，人事讨论以及越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产生前后耗时4天。其中包括了小组讨论、确定候选人标准、确定候选人名单、选举人数、从候选人名单中大比例差额选举产生当选者等一套完备程序。这被普遍认为是越共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 匿名参加会议的代表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是投票选出来的。以前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发材料介绍和推荐一些候选人，但代表们无需听从。被推荐的候选人大部分进入了新班子，但其中也有7个人因为年龄等各种问题而落选。 但是，新的中央委员会产生后，立即召开的一中全会产生党的新领导集体，这个过程却高度不透明。 大会结束前一天 下午，普通代表休息。第十一届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仅仅一个下午，越共第十一届党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等核心职务全部产生。越南国会主席阮富仲当选越共新任总书记。第二天上午，越共十一大闭幕。 尽管描述极其简单，但多个信息源均证实，此次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产生，依然体现了民主性：匿名参会代表称，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原本确定为17个人，但是最后表决的时候只有14个人通过。中央政治局也是由全体代表投票表决的，从175个人中选出来。一个个的举手。原则上，一半以上代表同意才能进去。14个票数最多的当选。 至于此次越共总书记产生的程序细节，没有任何官方报道披露。这与前几天中央委员高调而细致的民主形成鲜明对比。 前述党代表称，只知道是从政治局里面选出总书记，并不通过大会，也没有代表的监督。因此他也并不能确定总书记到底如何产生。 这给外界留下了不同版本猜测的空间。有说法称，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按照所得票数从高到低予以公布，阮富仲仅排名第八。这被解读为选票并不是决定总书记人选的依据，总书记的当选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 该代表回忆，与这次极大不同的是，5年前他也参加了的越共十大，总书记是全体代表选出来的。尽管只有农德孟一个候选人，并且全票通过。 不过，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是在专业研究越南的学者著述中，5年前农德孟的当选，也被演绎得五花八门。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农德孟和时任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两位候选人差额选举，全体党代表直选。最终农德孟击败了阮明哲连任成功。如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课题组2008年《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越南共产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中描述称：大会在党的总书记选举之后,公布了农德孟赢得的选票数,即赢得1176票中的900票,得票率为76.6%。 但另一些研究者和前述党代表则坚决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差额选举一说，因为党代会上根本就是只有农德孟一个候选人。所谓竞选，被认为是外界胡乱的浪漫猜测。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学者潘金娥了解到的情况是，并无差额选举，只是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实验性的民意测评。测评中，农德孟票数高过阮明哲。而在最终的投票中，则只有农德孟一个候选人。 潘金娥引用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秘书长阮曰通的介绍称：十大时，党的总书记在形式上似乎没有进行差额选举，但实质上已经进行了差额选举。在把最后的候选人名单提交给政治局之前，先在160多名中央委员中进行了有差额的投票(投信任票)，之后只将得票最高的人选提交给政治局再进行等额投票。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邓应文认为，两次大会的总书记选举，不论是否差额，都只是形式上的差别。此次不搞差额选举，“和整个政治形势有关，需要稳定。越南宏观经济面临不少困难，政治动作太多会引起整个社会心理作用。这时候更要同心同德，尽可能不引起不必要分歧。” 尽管过程神秘，但阮富仲的当选并不出乎意料。匿名越南党报资深记者称，知识分子中的舆论，一年前已经知晓了阮富仲将要当选。 越南核心领导层被认为是“四驾马车”共同管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从1991年越共七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委员即铁定包括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三人。尽管越南国会代表选举同越共中央委员选举一样，被认为是颇为民主的大比例差额选举，但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三个职位与越共总书记一样，至今未有差额选举的迹象。 基层铺开的民主试验 高层虽然神秘，底层早已放开。近年来越共党内民主和选举实验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其范围涵盖从乡党委书记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各个级别。逐步扩大的民主选举试验，从越共十一大一年前就已经陆续展开，并成为十一大召开的准备工作和背景的一部分。 指示安排了越共十一大之前的各级党的选举：5月份开始举行党的基层代表大会;地方各级党代会于2010年8月举行;中央党部代表大会将于2010年10月份举行。 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试点新主张，包括基层党组织大会直接选出常务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县级、省级党部大会选出书记等。 十一大期间，陈留海(Tran Luu Hai，越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就基层选举做出说明：中组部试验性针对地方党委书记实施地方直选，参与试验的有十个省和城市。陈留海称，试点将在下一届扩大。参与竞选的人要比应选人数多15%。 在接受《越南青年报》的采访时，陈留海表示，十一大将决定今后党委书记直选这一方式。“通过有关基层党书记直选的试点项目，政治局将在越共中央委员会公布报告结果。委员会将向党委会上交计划，以获批准。如果大多数代表同意，党委书记将会被国会选定。” 直选试点在省委书记、基层党委两个层面同时展开。 官方报道称，试点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发挥党代会与会代表的民主权利。 目前尚不确定省委书记直选的10个省份，省委书记候选人是否都只有一个。根据最终公布的省委书记得票结果，显然未能出现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得票率超过99%的多达7个省，最低得票率89.3%，最高为100%(官方说法称其是经过重新选举后获得全票当选的)。 而未试点省份的省委书记，则是在十一大之后，由中央政治局任免。如 而越共基层党委直选试点则是在省委书记直选试点之前的2010年5月在全国各省全面铺开。所有各级代表和委员、常委都必须以最少不低于15%的差额进行选举。每个省选取20%的县作为试点进行常委、书记和副书记的直选。 官方报道称，各级委党委以及党员已经明显认识到：在各个基层党组织落实常务部、书记、副书记直接选举试点是一个新主张，旨在扩大党内的民主，发挥党员的直接民主权利。“书记、副书记的直接选举要有两位人选以让大会二选一，这极有利于发扬民主，同时人事准备规程的过程也会更加严格。” 不过，一切尚在摸索之中：直选是一项新政策，并未在越共党章和选举条例中出现。据陈留海所言，这在基层党委会中十分成功。他认为，这对党的领导改革和加强民主非常有意义。 在基层民主选举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民主表决方式，一为投票人列队向带有金黄色党徽的全透明票箱中投入印着红色党徽的白色选票，一为参会代表手举红色党员证举手表决。前一种方式通常用于在差额选举时，后一种多用于需要“整体打包”表决的事项，如会议决议以及对整体领导班子的信任等问题。 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投票方式的运用，在几个月后的十一大上再次出现。似可认为，地方大规模民主试点是越共十一大的必要热身。 大会报告耗时三年 越共十一大中讨论了大量的议题，包括1991年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国家建设纲领》(以下简称《1991年纲领》)、《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治报告》、《〈党章〉补充和修正的报告》、《检讨党十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报告》，以及众多分组讨论的议题。上述纲领、报告决定了越南未来数年之内的发展方向，以及对诸多理论、现实问题的判断。 越共为此调研、准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并由全国各省市、研究机构、部门共同参与完成。 据潘金娥引阮曰通(Nguyen Viet Thong)的介绍：越共设置了5个工作小组，分别是负责人事、组织、修改和补充党章、《1991年纲领》修订、《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五个部分的起草小组。 上述五个小组分别展开工作，全国各地都被要求参与并提供材料，几乎所有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涉及。以负责《1991年纲领》修订的起草指导小组为例，就由40人组成。 该小组由农德孟亲任组长，由纲领编纂小组确定研究子课题，交给不同的研究机构研究。其中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负责了13个子课题，全国20个省、市分别就本地实践做出总结报告。河内、胡志明两大直辖市除了需要总结实践，还要提交理论总结报告。 《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则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四个国家级研究工程，由越南社科院、越共中央党校和越共中央对外宣传部的权威专家担任研究工程的负责人。这四个研究工程又被分为多个研究课题，召集全国各主要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参与编写。 其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对外宣传部部长苏辉锐(To HuyRua)负责政治与理论研究工程，力图系统总结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的理论，发展胡志明思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指导越南革新的理论体系。 根据官方报道，越共十一大文件编辑工作耗时近三年，“调动科学家、研究者以及各行各业”为其献计献策。 2010年8月底，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第12次会议，集中就呈递越共十一大各项文件的内容进行研讨。其中包括《1991年纲领》(2011年，补充和发展)、《2011-2020年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草案》以及《十一大政治报告草案》等，并就该委员会在8个月来的工作，以及十一大之前剩下对上述文件的继续完善进行讨论。 在此之后举行的越共十届十四次会议、十届十五次会议再次就提交越共十一大的各种文件进行讨论。 2010年12月底的十届十四次会议上，听取了各级地方党代会、国会代表、祖国阵线、各人民团体以及群众对即将召开的党十一大的文件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此前从2010年8月份开始，十届越共政治局成员分别在中央党部分批与各省党部常委委员代表进行工作会议。就各个省领导代表发表的政治报告草案、在2005-2010年任期的党部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指导检讨报告、省党部大会的决议草案和2010-2015年任期的人事工作方案、将要呈交党十一大的报告等进行讨论。 官方报道称，政治局文件指导小组和相关部门领会中央所提出的意见并根据政治局在十四中全会上的阐述来整理和完善即将提交党十一大的各项文件。 会议内容还包括指导相关的党委会和党中央办公厅继续完整守则草案、大会日程;以及指导越共十一大服务小组对有关组织的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和最后一次审查。 上述浩如烟海、冗长繁琐的准备过程最终得到了越共中央的肯定。越共十一大结束之后，新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于 政治报告的全民大讨论 越共十一大虽然显得圆满，主要文件、报告都几乎全票通过，显现出越共对局势的绝对操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一大召开前的3个月内，越共在全社会范围内经受了巨大的挑战。 挑战来自于越共将政治报告提前公布，并允许讨论，公开征求意见的传统。这一传统令其不得不承受来自党外的巨大质疑和批评声。从最近两届党代会的民间讨论结果来看，尽管也有温和的声音，但如果将各种反对声综合起来，对越共政治报告几乎构成了“全面否定”。 这些刺耳的声音，最终也有限地影响了越共政治报告以及相关决议和提法。 2010年3月底的越共十届十二中全会后，越共中央政治局将十一大的各项文件草案发给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1991年纲领》、《十一大政治报告》以及《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当年9月15日至 此后，越南国会、祖国阵线、胡志明共产青年团等各种政治组织，以及各省知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代表、越南海外侨胞代表等都被组织就此讨论并提出意见。 越南前副总理、现任越南经济科学学会主 阮爱国大学经济管理部前部长 越南国家银行前副行长杨秋香则不同意文件中“党内民主有了扩大”的提法：“但我的看法是党内最缺乏民主!国会代表是党员的，就要抛开选民的利益，仅仅因为是党员……在我看来，文件中，几乎没有任何评价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讨论甚至形成了论战。BBC在十一大之前的分析文章《越共改革的意识形态之争》报道了2010年12月初，曾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内部事务的阮文安在亲改革派网站“VietnamNet”上发表的观点：越南太早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建议把国名从目前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恢复为“越南民主共和国”。 阮文安还接受了《越南周刊》记者的采访，对现有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并提出实行民主的差额选举。 根据BBC的报道，越共前中央总书记杜梅、黎可漂、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德平则联署写信，“保守派向前国会主席阮文安曾公开发表过的修正主义观点发动了猛烈抨击”，指责其“背叛了党的路线”。 媒体也承担了讨论的职能。匿名河内党报人士介绍，该报刊载了会议草案，以及群众的不同意见。报社收到了EMAIL、信件等不同方式的群众来信，并派记者外出采集意见。该人士感觉，群众比以前更加敢说了。但党报上对经济、政治政策并未提出大的意见。 而由于民间的意见，该人士观察到此次越共各项报告的最终版本中，在措辞上作了诸多修改。其中被普遍认为是受到全民讨论影响的修改是，将越南革新事业的目标由“民富国强，公平、民主、文明”修改为“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民主被认为是公平的前提，提到了靠前的位置。 越共全国党代会提前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始于1986年越共六大之前。这一年也是越南革新开放的开始。 当时越共提前两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在全党进行讨论，然后对文件草案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革新开放路线。此后的越共七大、八大予以延续。 到2001年越共九大，草案公开范围从全党拓展到全国。越共通过新闻媒体广而告之，向全民征求意见。 2006年越共十大前的大讨论则被认为是历年来的高潮。这一年2月2日，越共在报纸和互联网上公布《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讨论热烈空前。 一个月内，仅越共中央办公厅就收到信件1400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团体的综合意见76份。其中80%意见集中在党的建设、实行民主和反贪污腐败上。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难以计数。 越共元老阮中(Nguyen Trung)在《青年报》和该报网站上连续发表了呼吁政治改革的系列文章：《黄金机会》、《黄金机会与黑色险祸并存》、《朝向真理就可以摆脱自己的阴影》等文，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赞赏，亦推动了全民的热情参与。被国际媒体称为“阮中效应”。 原越共中央群众运动部研究司司长阮克梅(Nguyen Khac Mai)提出扩大言论自由、报纸和出版自由权，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办报纸和出版。 阮克梅还提出改革党的活动方式：“经过长期观察，我发现越南共产党的活动方式有浓厚的‘苏联模式’和‘延安模式’的成分。党管的太多，什么事情都想插手，但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到位。党应当实行民主的管理方式，而民主是以法律来体现和保障的。” 与此次十一大之前的讨论一样，越南一直主张的“定向社会主义”概念也遭到了质疑。中央政府调查局副总调查长武决胜(Vu Quyet Thang)称，他发现中央、地方很多领导对“社会主义定向”说不清道不明，他本人也说不清。武决胜提出“党应当明确说明什么是‘定向社会主义’”。 此次大讨论形成了尖锐的争锋。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原院长、原越共意识形态高级领导和理论主笔阮德平(Nguyen Duc Binh)被认为是保守派，极力维护党的阶级纯洁性，但在争论中遭到了普遍的反对浪潮。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十大政治报告草案》中第十四部分的一个主张：“党员从事私营经济活动没有规模的限制。”越南革新开发之后，党员禁止经商的规定在越南遭到普遍反对，甚至被认为是党员被迫腐败的原因之一。 阮德平对《十大政治报告草案》中的解禁主张坚决反对，担心越共丧失它的阶级纯洁性，改变颜色。他在越共机关报《人民报》和《青年报》同时发表文章讨论党员的标准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共产党可以容纳私人资本。” 阮德平文章见报后，各大报纸和网站收到大量反对声音。其观点遭到了全方位的批驳。其中越共原总书记黎笋之子黎坚成(Le Kien Thanh)提出，应该“以致富来保卫党”。 阮德平被攻击得狼狈不堪。此后他提出越南最好搞内参，认为关系到党的原则的问题，全社会都来说并不合适。但阮这些话也发表在报纸上，结果再次遭到读者反驳。有报纸上刊登反驳文章反对搞内参，认为应该全民讨论，300万党员不足以代表8000多万越南人。 十大前讨论的热烈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十一大。越共十大之后，党员自此可以自由从事私营经济，工商业者也可以入党。 而此次越共十一大之前的讨论没有上次热烈，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是因为民众的兴趣有所下降：党代会政治报告不可能如民间批评声那样彻底颠覆，有的只是字句、表述上的多处修改。 长期观察越南媒体的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易文介绍，根据她的观察，十大前越南媒体的讨论尽管大胆，但有底线。主流的观点是希望越共自我革新，自我民主化，承认越共依然是越南的精英。 今天的越南社会，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盛行，也令意识形态问题逐渐淡化，越共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容忍度。 激烈和民主地讨论并一致通过 会前大讨论的民主氛围也贯穿到了越共十一大会场的讨论中。 此前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政治局委员、《人民报》总编、大会秘书团委员丁世兄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已经亮出了讨论的底线之一：越南根本不考虑搞多党制。而政治报告草案中，出现的如下文字，也鲜明地亮出了越共的底牌：敌对势力继续实现“和平演变”阴谋，引起暴乱，使用“民主”、“人权”措施改变我国政治制度。我国内部，离开社会主义目标、“自变化”、“自转化”的表现一时出现，并复杂多变。 底线之上的讨论则热烈而充分。如祖国阵线领导人黄担发言称，党必须革新对越南祖国阵线和各民间组织的领导方式，尊重祖国阵线在组织和活动中的民主协商原则，尊重民主权利，支持各组织自愿、积极和创造性的活动，倾听各组织和团体的反馈意见。“扮演好党是领导者，也是越南祖国阵线成员的角色。” 虽然十一大会前的社会讨论氛围不如十大，但前述匿名参会党代表对此次大会讨论的民主成分颇为满意。该代表称，与十大巨大的区别是，这次代表的意见能够提交大会上讨论表决，以前仅仅是提供给中央的参考。十大上，最终决定权不在代表手中，中央最后拍板，这次由代表决定。 按照各省、国防、公安、农业等行业、政治机关，代表们被分组。每个小组提出一部分本组需要讨论的问题，提交主席团。主席团筛选一批议题，交由代表大会讨论。先表决清楚讨论哪些议题。每人拿着红色的党员证举起来。 确定讨论议题后，各小组分组讨论。分组讨论结束后，各小组代表依次上台公布讨论结果。最后在会场统一举党员证表决。 该代表透露，有人反对一个国防方面的议案，涉及到军费开支。代表本小组上台发言后，推翻了该议案。 丁世兄宣读了关于大会文件中一些问题的表决结果报告。党中央委员、《共产杂志》总编、大会秘书团委员谢玉晋宣读了十一大上新修订的越共《党章》全文。 大会以100%的同意意见表决通过了《越南共产党党章》的全部内容;以100%的同意意见表决通过了越共十一大的决议。此前的 越共十一大各项决议均以一致同意通过，但它确实如新任总书记阮富仲在闭幕式上演讲的描述，是“激烈和民主地讨论并一致通过”。 《人民报》总编、大会秘书团委员丁世兄最后一次宣读了新一批18个外国党、组织的贺电(贺信)名单，一派社会主义阵营内万国朝拜之相(截至闭幕会议开始，越共十一大共收到176个贺电)。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代表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关于第十一届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选举结果的报告。 卸任总书记农德孟在闭幕式上的演讲亦颇令人感怀： 尊敬的同志们!在工作期间，虽然我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以成功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但仍未能满足党和人民的愿望。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本届大会作了检讨报告。报告中所提的限制和不足有我的责任。我承诺将继续力争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不愧于党、国家、同志们、同胞们从参加革命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对党和民族有着无限的感激之情，我坚信党和国家将会有更灿烂的将来! 而后，第十一届党中央委员会登台合影。农德孟与阮富仲互相献花、合影。军乐队现场奏国歌、国际歌。 当晚，河内美亭国家体育场举行了庆祝越南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的文艺晚会。 第二天，越共新一届领导层合影的照片布满了越南各大媒体的头版，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终于圆满完成。 越共高层权力结构解析——总书记弱势成惯例，太子党力量崛起 作者：段宇宏 [内容摘要]：越南共产党因为其建党建国的特殊历史，没有出现过“家长制”、缺乏党内民主乃至党代会召集随意等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较早就形成了一种在最高层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其高层权力的构成也有更明晰的规律和制度可寻。 而较少的历史包袱，也使越共在适应时代变革时，有更从容的空间，敢于采取更大胆的制度性尝试。 越共十一大一如往届般“胜利召开”，产生由14人构成的中央政治局，基本勾勒出越南最高权力层的人事蓝图，同时也给越南未来的政治经济路径定下方向。国会主席阮富仲成为新任越共总书记，这是十一大前国内外观察者人所共知的“秘密”。前总书记农德孟和现任国家主席阮明哲退出政治局，亦是意料中的事。 越共十一大未满足众多大力赞扬者的“变革期许”，放言在决不改变现行制度下继续进行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但越共相对缺少历史包袱，腾挪空间宽裕，未尝不会趟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路。 作为东亚最早形成“集体领导”的执政共产党，越共高层权力变动较早形成了一条有规律和制度可寻的脉络，纵有背后的人事博弈，但在公开层面，它的评议、投票、意识形态修补等环节仍有亮点，中央政治局的结构与产生也有独特之处。 而且，目前越共最高层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最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而不是“会后”。 高层权力安排的规律化 第十一届越共政治局名单为：阮富仲、阮晋勇、张晋创、阮生雄、冯光青、黎鸿英、范光毅、黎清海、苏辉锐、丁世兄、吴文谕、阮春福、陈大光、丛氏放。 越共目前没有“政治局常委”，2001年越共九大取消了这个机构，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 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中央书记处并不等同于政治局常委，不过也不意味着越共没有了“核心之核心”。总书记为书记处成员自不必说，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内政部长、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一般来说既是政治局委员也会成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其它书记处成员则未必来自政治局，但肯定是中执委(即中央委员)。因此，中央书记处成员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构成。 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的唯一女性丛氏放，是八大、九大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但直到今年才进入政治局。 十一届中央书记处名单和工作分工也已揭晓，除阮富仲为总书记外，张晋创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公安部长黎鸿英负责内务工作、苏辉锐接管组织部工作、吴文谕主政中央检查委员会、丁世兄管宣传，以上人员全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进入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的安排，其余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则为“选举”产生。 根据越共官方 越共九大之后，“核心之核心”到底在哪里，一般被视为是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组成的“三驾马车”，不过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改呼声甚高，国会作用凸显，加上国会主席，也有了“四驾马车”的说法。这种权力“核心之核心”的转移，多少有“党化色彩”削弱的意味。 越共九大开始，高层权力变迁即逐渐出现有规律可寻的迹象。前任总书记农德孟曾经担任过国会主席，新任总书记阮富仲的职务目前仍是第十二届国会主席。 “四驾马车”一般都曾有担任过河内市委书记和胡志明市委书记的经历，1996年八大开始，这种规律日益明显。 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越南两大城市，当地党委第一把手的地位相当重要，有过两市市委书记的历练，进入越共核心权力圈自不在话下。这种惯例似乎可以追溯到越共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挣扎时期。 改革派干部阮文灵曾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因作风较为开明大胆，进行改革试验遭到保守力量攻击被免职，阮文灵邀请元老长征到胡志明市考察，争取到他的支持;也因为深受从苏联和中国刮来的国际性改革风潮影响，随后阮文灵被启用，1985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86年六大当上越共总书记。 目前已从政治局退出，但还担任国家主席的阮明哲，曾经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刚上任的总书记阮富仲，曾是河内市市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晋创，亦曾是胡志明市委书记。 有趣的是，越南第三大城市，中部第一大都市岘港的党委书记及军区政委，八大和九大时曾进入过政治局，但之前和之后，再也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越共十一大，党的高层权力交接已经完成，职务分工也已明确，但是在“法理”上，中央政府方面的位置目前还各司其职，新的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还得等到五月份第十三届国会产生后确定。虽说如此，但是总书记之外的另“三驾马车”的轮廓已相当清晰了，逃不出政治局成员的范围，更不会与现在的排名相去太远。 不出意外，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将接任国家主席，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将当上国会主席，阮晋勇还将继续留任总理。 若这“四驾马车”真的成型，来看基本背景：总书记阮富仲，北方人，工作长期偏意识形态;国会主席范光毅，北方人，工作性质同上;总理阮晋勇，南方人，军人出身，当过封疆大吏，后来长期在政府部门主管经济;国家主席张晋创，南方人，当过经济中心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任过经济部长，后长期在中央主管党务工作。 再看老“四驾马车”中已退的总书记农德孟和将全退的国家主席阮明哲(党职已退，元首职务还未到期)，前者是北方人，技术型的农林干部出身，后者南方人，知识型的团派干部出身，老“四驾马车”的搭配方式与新“四驾马车”大致相同。 这样的最高权力构成，南北派干部搭配，新老混合，实干型与意识形态型官员平衡(外界认为是开明与保守之搭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班子。 分散的越共高层权力 越共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被认为对中共亦步亦趋，处处学习效仿，从很多方面来看的确如此。 不过越共也有较多独特之处，从高层权力结构来看，越共没有政治局常委，且政治局规模从来不大，仅有1996年的八大例外，出现了19人;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简言之，越共高层权力分配有相当程度制衡性，总书记弱势化，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2001年九大之前，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这三个重要军职中，国防部长必然要进入政治局，此惯例系受苏联国防部地位较高影响所致，另两位则或一位或同时进入政治局，亦有军区政委进入政治局的先例，到九大时形成惯例，只有国防部长进入政治局。 不过中央书记处总有一名成员来自军队，如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黎文勇在九大和十大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局。新一届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吴春历，目前军职只是总政治局副主任。1997年12月的八届四中全会上，总政治局主任黎可漂曾接替杜梅当上过渡性总书记，成为继长征之后，任期最短的总书记，九大即交棒给农德孟，这是军方人士最后的一次辉煌。 越南自1945年到1979年，经历了三次战争，因此军方在党内高层的势力相当强大。告别长期战争之后，抓经济搞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党政系统干部地位上升，军方在高层地位下降;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随着年代推移，军队出身的元老日渐凋零，影响力消退，党政系统自然成为高层人才吸纳的主要来源。 未来无太多悬念的“四驾马车”结构，现任总理阮晋勇可说太过强势，他不仅是四任政治局委员，早在1996年的八大上，已成为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一员(第二年年底八届四中全会常委更换时退出常委)，挂帅中央经济部，九大时成为第一副总理，十大之后当上总理，在越南公检法系统的根基深厚，于军中也有相当人脉。 阮晋勇还有“经济沙皇”和“改革派共主”的别称，“经济沙皇”可能多少有点名副其实，阮是典型实干型官员和强势总理，又系经济开明派，但“改革派共主”则是外间期许愿望过高者，过于天真而赋予其的浪漫想象。实际上，维护现行制度的稳定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以可控的民主和技术性修补，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乃是所谓“改革派”及“保守派”的共识。 根据越南的法规，总理有相当大的权限，可批准省级人民议会选出人民委员会成员，可自行罢免或革除人委会主席和副主席;省级人委会主席的指令，总理可停止执行或将其废除。 2006年1月，越南交通部官员裴进勇挪用800万美元政府援助开发款项赌球一事被揭露，紧接着交通部副部长阮越进涉嫌受贿被捕，部长陶庭平引咎辞职，成为震动全国的大案。此事导致总理潘文凯道歉，与其他八位政治局委员未到任期即请辞。阮晋勇接掌总理之职后即挂帅反腐，成立防贪委员会，国会通过反贪法。阮晋勇上任四个月，查办贪腐案1700余起，获得众多赞扬，但据BBC报道，在揭露贪腐方面最有力的越南《青年报》、《正义》周刊等媒体及记者亦遭到了严厉惩处。 尽管越南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且越南国会近年在监督和选举改革方面亦有不少上佳表现，但实际上它仍是越共和政府决策的事后承认机构，所以国会主席一职还是较虚，权力主要仍集中在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驾马车”上。 越南国家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宪法赋予国家主席多项通过国会才能实现的行政权力，如向国会建议选举或罢免副主席、总理、两院院长等，但最终人选须得到由党领导的国会“程序”上认可，而真正的人选决定由党的高层做出，元首又不是党的第一把手;所以，国家主席的权力，多具象征性。 国家主席还是“越南所有武装力量总指挥”及“国防安全会议主席”，是名义上的人民军最高统帅，但人民军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是越共中央军事党委，即中央军委，一向由总书记兼任军委主席，总书记才是军队实质上最高统帅。 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又非一人兼任，国防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是总理，其他成员还有国会主席、公安部长、外交部长等，国家主席并不能独自左右这个会议，仍然是“象征性”权力。 根据越共党章，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党代会选出中执委，中执委选出中央政治局，并从中选出总书记。2001年九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总书记任期不得超两届，算是对第一把手的限权。 总书记产生后，设立书记处，由总书记和政治局指定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以及由中执委选出的人员组成，在总书记和政治局监督下，越共中央设立了很多直属部门领导各种工作，这些部门到底有多少个，是哪些，具体怎么活动?还有总书记产生的具体细节，权责范围，对外界来说仍然充满谜团。党章仅简单描述了中央军委、中央公安党委、人民军总政治局等机构的职能。 有一点可以确定，越南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在党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有影响的人物，但在目前的权力分配关系和资历大致平辈的政治局架构下，决无也不可能有“独裁权”。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南，党委、行政、立法方面并不存在外界所过分夸大的“真正自由选举”，但不可否认，在越共高层，从个人和条块的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既不同于朝鲜、古巴等共产主义国家，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甚至与很多威权国家也不相似。 特殊历史造就的“越南例外” 拥戴“弱势总书记”在越共而言早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精通越南语、长期研究越南政治法律问题的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对十一大投入了大量精力观察，“越南媒体公开报道了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清、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上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吴远富认为，此次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独立意志增强，不完全受政治局摆布。据他了解，大会开幕前，政治局提名阮伯清(岘港市委书记)、阮善仁(副总理)、阮氏金银(劳动荣军社会部长)三人进入政治局，代替将退休的几名老委员，但提议被中央委员会否决。 越共高层原本想将政治局人数从14人扩大到17人，也被中央委员会否决，还是保持了原有规模。 党代会的作用此次更显得实化，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名新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十位部长候选人最终没有当选，包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计划投资部长武宏福、交通运输部长胡义勇、内务部长陈文俊等，这些人落选，有年龄因素，也有因社会评价较差，被党代表投下反对票。失去中央委员资格的部长将在今年5月召开的国会会议上被改选。 共产党国家很容易形成一个早期共有的特征，即因为战争原因，凭借着资历、军功、人事运作，总书记(或党主席)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从而凌驾于中央委员会，若再借助残酷的清洗整肃，还可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出现万马齐喑、疯狂个人崇拜的景象。一旦出现政教合一型的“超人领袖”，则党纪章程被彻底破坏，党代会召开与否或何时召开完全凭其个人意愿。 越共历史上不乏权争派斗，但表现形式总体较为温和，既未有过急风暴雨的大整肃，也没出现过“超人领袖”，即使“胡志明伯伯”亦是如此。相比而言，越共的意识形态一向也不是特别激进。 “越共例外”既非越共比较成熟，它的民族主义特性强过马列属性，亦非越南人性格温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复杂的历史机缘巧合。 从越共精神领袖胡志明在越共历史地位的形成即可见一斑：早年，胡志明在法国轮船上打工，得以游历欧洲，后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接下来，胡奉莫斯科之命回国整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那三个在共产国际前互相攻讦争正统的共产党，1930年胡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名义上是越老柬三国共产党，实际由越共主导，“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 胡志明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空降干部”，长期在中国和苏联活动，本土根基不深。“印支共”建立后，发展相当不顺，胡一直未能把各派凝聚起来，但胡大部分时间都是莫斯科认同和信赖的人，同中共交往也不浅，这是本土派干部所无的稀缺资源，胡一生都忠诚于莫斯科路线。 三十年代，胡志明曾在党内派系斗争遭排挤出局，丧失领导权。早期越南的“国共合作”中，反对派指控胡志明向法国人出卖民族老革命家潘佩珠(越南国民党创始人)，“印支共”再度分裂涣散，胡在党内和莫斯科失势，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时，他居然成为自己昔日追随者黎鸿峰的顾问。 法国殖民和日占期间，“印支共”并无太大发展，真正起家是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北接受日本投降。越南北方出现两个“越盟”，一个是越南国民党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另一个是“印支共”成立的“越南独立同盟”。很长时期内，越南国民党的资历和实力远超过越共，但因多次组织城市暴力袭击和大规模起义，遭法国严厉镇压，组织损失惨重，撤退至中国云南境内活动。 1940年底，“印支共”发动南圻暴动失败，包括总书记阮明渠、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被捕，胡再奉共产国际之命于1941年整合组织，成立名为“越南独立同盟”的统战组织，举民族和民主旗号。胡志明于当年潜回越南领导越盟活动，这是他离乡三十年后首次回国，也是他政治新生命的开始。 在1951年越共二大之前，胡志明其实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干部，从未担任过党首，二大之前的三任总书记是陈富、何集辉、阮文渠，但在后来越共塑造的“胡志明传奇”中，第一任党首从胡志明1951年算起，相关的复杂背景及胡志明二大前的身份、地位则模糊化处理。胡志明也得到了“胡伯伯”这个特殊的尊称。 “印支共”成立之初，并无完善的领导机构，一盘散沙。一大过了五年才召开，没有政治局的设置，只有中央委员13人，其中常务委员9人，候补委员4人。到胡领导成立越盟时，他的资本来自“莫斯科”，代理总书记是本土派的实力人物长征(邓春区，被视为亲中共派)。 中国国民政府撤军前将政权交给了以两个越盟为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此时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体制，国会中各党派均有席位，首届内阁由国共两党组建。“印支共”的力量甚微，不过5000来人，为生存发展，消除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恐惧，宣布“印支共解散”，这是它得以参与组建联合政府的妥协结果，更属一招妙棋，通过这个捷径最终获得政权。 “印支共”利用组织优势和中国政权更迭的国际有利机会，先后通过“三整”(整党、整军、整顿群众)、“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将国会和原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翼盟友全部清除，在北方确立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1951年“印支共”正式更名为“越南劳动党”，召开二大，始有政治局设置。1976年越南统一后，国名才更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共恢复“越南共产党”名称。 二大政治局“四驾马车”为：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二大开始，党主席、总书记并立，“长黎范”围绕胡为中心的高层权力结构成型，这个布局体现了“南北内外亲疏”综合平衡的特征。 长征是本土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为激进的亲中派，不过与“胡伯伯”“不太亲”;“胡伯伯”是“外来干部”，却有“莫斯科”大法统，他的外部资源其他人无法拥有，越共更不可缺;黎笋是本土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较亲苏，可以帮“胡伯伯”平衡一下长征;范文同是“胡伯伯”的助手，关系亲密，性格随和中立，务实能干(对手戏称他为“越南周恩来”，事务主义者)。 离开苏联的支持，中共革命不能成功，没有中共的成功和苏中两党支持，越共革命不能成功，越共不成功则柬埔寨老挝的革命也不会成功，至少80年代之前，是越共高层的共识，也是他们经常教导柬老两国兄弟党的战略。 因此，从二大开始至胡志明逝世，越共最高领袖，非胡志明莫属，越共一切以“胡志明传奇”为号召进行宣传和党建，通过胡能获得国际支援;然胡志明不过为最高“精神领袖”，党政军实权与事务操于长征、黎笋、范文同之手，军队具体事务，则有武元甲等人操持。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党主席之职长期悬空(1985年正式取消)，“长黎范”组成三人治国小组长期领导越南。 实际上黎笋是党内二号人物，实权一号人物，担任总书记直到去世，他是越共历史上唯一的“强势总书记”。长征在1956年因“土改过左”，杀人太多，造成灾难，被黎笋派赶下了总书记位置，虽然始终留在权力中枢的政治局，在黎笋去世前权力比较虚化。 长征下台，胡志明一度兼任四年的总书记之职，但他是长期不抓实务的“外来和尚”，只能请黎笋协助处理党务，实际上黎笋是真正的总书记，1960年越共三大，“胡伯伯”把总书记位置让予黎笋。 黎笋的“强势”既来自他的资历能力，也来自于莫斯科的支持，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越共被迫向苏共一边倒，苏共坚决支持这位亲苏总书记，同时加大了对北越的援助。尽管这位“强势总书记”未搞过什么出格的政治斗争，不是“超人领袖”，也被后来的越共视为不愉快的“前车之鉴”。 不能不提的是，越共总是在正确的时间跟对了“正在正确”中的大哥。“胡伯伯”和越共崛起之际，处于苏共领袖换代时期，苏共高层权力机构和国际革命观念发生变化(输出革命方式不再盲目和激进，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赫鲁晓夫掀起反斯大林化运动，警告过当时越共比较过火的“胡志明个人崇拜”宣传，越共立马认错，大加收敛。 越共的土改、反右、改造、造神一样不少，虽然造成很多灾难和困难，但在苏联指导下相对温和并经常得到纠正。在后斯大林时代，不容许(也无法再出现)用血腥清洗解决内部矛盾已成苏共上下共识。另外，越共从登上政治舞台直到80年代初，战争从未断过，外部带来的生存压力，也不可能引爆激烈内斗;被迫向苏联一边倒后，战争中的越共更强化了对莫斯科的依赖性，必须接受其价值观(老挝共产党情况与越共类似)。缅共和柬共正好与越共相反，选择了倒向当年的北京，走极左路线，遂有共运史上最残酷的自相残杀，直至四分五裂而瓦解。 “胡伯伯”在世时，他的另一个职务国家主席亦具有象征性，他去世后这个职位更加虚化。先后有孙德胜和阮友寿两人担任国家主席，越共历史上只有这两位国家元首不是政治局委员，阮友寿甚至因统战需要，表面上连党员都不是(阮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南解实际上就是越共南方局)。 长征从总书记位置下来后，先担任国会主席。越共1980年效法苏联，修宪取消国家主席，改设国务委员会，长征遂又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时的国会完全是摆设，国务主席一职亦然。初期的国会主席除长征外，很少有政治局委员出任，七大以后国会权力有所充实，此职必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才成惯例。 结束战争，越共刚效法苏联完全建立起一套苏式政经模式，苏东局势发生变化，它又逐渐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不断改革的中共。1986年，担任26年总书记的黎笋去世，由老资格的长征过渡了几个月总书记，在1986年越共六大上交班于阮文灵，由是开启改革开放时代。而集体领导观念、高层限权、交接班制度逐渐定型，并凸显自身的特色与规律。 从阮文灵上台起，总书记只有农德孟曾连任，其余都是五年一换。农德孟2006年越共十大连任被认为是差额选举的结果，并不是恋栈，因为九大时修改党章，明确规定了“总书记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不过越共十一大再次放弃了这种推举方式。 1991年七大规定，超70岁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目前来看，这个规定几乎未被破除。今年已经67岁的总书记阮富仲想要连任，可能性极小。 地方势力和太子党崛起 有分析认为，越共十一大意味着地方力量的崛起：175名中央委员和其中25名候补委员，来自地方的委员为历届最多，约占49%。这届中央委员58%为连任，42%是新人，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特征。除此之外，据吴远富的不完全观察统计，比较明显的太子党出身的中央委员为数亦不少。 最耀眼的太子党之星就有两颗，一是刚卸任的总书记农德孟之子农国俊，另一是总理阮晋勇之子阮清谊。1963年出生的农国俊，走的是共青团路线，曾任胡志明市共青团中央书记，2009年4月走马上任北江省委副书记，不久前提为正书记，越南舆论对农国俊的评价认为其能力较一般。 总理阮晋勇的儿子阮清谊则又是另一番气象，今年才35岁，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是一名“海龟”，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阮晋勇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并非按惯例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来提名，而是在本次大会上直接提名当选。他在美国毕业后，回到母校胡志明市建筑大学任大学后及国际交流处处长(大学后即研究生)，工作半年即升任副校长。如此的出身、学历和年龄，将来的前途难以限量。 另外的太子党中央委员还有如：阮氏金进，卫生部副部长，已故前总书记何辉集的外孙女;范平明，外交部副部长，已故前外交部长阮基石之子;阮志咏，国防部副部长，已故前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政治委员、越共元老阮志清大将之子;陈士清(候补)，达力省委副书记，现任副总理阮生雄之侄;阮春英(候补)，岘港市连沼郡郡委书记，越共十大政治局委员、前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阮文芝之子;陈平明，越南电视台副台长，前越南之声电台台长陈林之子。 吴远富说，针对此事，越南社会舆论有质疑：“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家治主义?”有趣的是，越共居然做出了回应，十一大前夕，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丁世兄(现为政治局委员)宣称：“只有共产党才成功领导了多次战争，所以，只有共产党才有权领导国家。” 而十一大结束之后，《青年报》更是直接问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阮清谊和陈平明：“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成功中占多大的比例?”而阮清谊则报以同样直接的回答：“我不否认我的家庭所起的作用，但在我看，更相信个人的努力。” (责编：YeLin) |
段宇宏 等：总书记弱势，太子党崛起
时间:2011-06-23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段宇宏 等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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