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和《大西洋月刊》记者。

北京的势力在大陆和海洋上可以延伸多远？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 ）爵士曾在他于1904年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的结尾部分有些不安地提及中国。在解释了为何欧亚大陆是世界权力的地缘战略支点后，他断定中国人应该会将他们的势力远远地扩展到疆域之外，“可能会给世界自由带来黄祸，仅仅因为他们会在这片巨大大陆的资源之上新添一片海域，这一优势是枢纽地带的俄罗斯人尚不具备的”。抛开这种情绪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以及一个非西方大国在任何时代崛起而激起的歇斯底里不谈，麦金德的话是有道理的：尽管俄罗斯——欧亚大陆的另一个巨人——过去基本是并且现在仍是一个被坚冰封锁的陆地大国，但是中国由于其九千英里长的温带海岸线上分布着诸多天然良港，它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实际上，麦金德担心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征服俄罗斯）。中国的触角实际上从中亚延伸到了太平洋上的主要运输航线。后来，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预测，中国最终将同美国和英国一道，通过构建一个既非过于东方又非过于西方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新文明来引领世界。

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显而易见，以至于人们在讨论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民族自信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然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中国将处于地缘政治的中心位置，即便这个国家的世界强国之路不一定一帆风顺（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大多超过10%，但几乎肯定无法再持续三十年）。中国将一种极端的、西方式的现代性与一种“水力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用来描述对灌溉实施集中控制的一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这种文明让人回想起古代东方：由于有集中控制，国家政权可以征募数百万劳动力建设大型基础设施。这使得中国具有民主国家无法比拟的动力。随着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吸取了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实践，他们将自己融入到一种更加具有纪律性和复杂的文化体系中，同时有一种与其他国家结成朝贡关系的独特经历。今年年初，一位新加坡官员曾对我说，“中国人想要吸引你的时候就会吸引你，想要压榨你的时候就会压榨你，他们这么做是相当有计划的。”

中国的内部动能产生了外部抱负。帝国很少产生于有预谋的设计；它们是有机地生长起来的。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它们会孕育新的需求和恐惧（这看似有悖于自觉），迫使它们以各种形式进行扩张。即使在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等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总统任内，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也出现了稳步增长。随着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越来越多，它在遥远的地方产生了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有时，比如在南美和太平洋地区，这些利益为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美国在当时也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因为它巩固了美洲大陆内部；印第安人战争的最后一场大仗发生于1890年。

今天的中国在巩固其陆地边界，并且开始关注外部世界。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抱负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雄心勃勃，但原因完全不同。中国并没有采取传教士的方式介入世界事务，试图传播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政府体制。国际事务中的道德进步是美国人的目标，而不是中国人的目标。相反，为了支持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庞大人口不断提升生活水平，中国需要确保能源、金属和战略矿产的安全，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中国的海外行动。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中国在盛产它所需要的资源的周边国家和遥远地域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关系。由于中国海外行动受到经济生存这一核心国家利益的驱动，中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大国。它试图在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建立稳定的存在，并且希望确保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港口通道，这些通道将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沿海连接在一起。别无选择的是，北京不太关心与它有密切交往的国家的政权类型。它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西方所认为的美德。由于其中一些政权——比如伊朗、缅甸和苏丹——是落后和独裁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的努力使其与具有传教士倾向的美国发生了冲突，当然也冲击了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势力范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这些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微乎其微；中国军队对美国的威胁仅仅是间接的。中国造成的挑战主要是地缘上的——尽管还有债务、贸易和全球变暖等关键问题。中国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势力范围正在扩大，这种扩展并不是19世纪帝国主义意义上的，而是以一种更适合全球化时代的微妙方式。仅仅通过确保其经济上的需求，中国就在改变东半球权力的平衡，这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关注。在陆地和海洋，由于中国在地图上的有利位置，北京的影响力正在蔓延和扩展——从中亚到南中国海，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印度洋。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陆地强国，同时，正如拿破仑有句名言，这种国家的政策是由它们的地缘环境决定的。

边疆综合症

为了扩展其势力范围，北京也在拉拢中亚各国政府；中国目前已经深入到了欧亚大陆，但考虑到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扩展的范围还远远不够。北京对中亚施加影响的形式是两条即将完工的通向新疆的大型油气管线：一条管线从里海经哈萨克斯坦输入石油；另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输入天然气。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饥饿也意味着，北京为了确保获得这些资源将冒相当大的风险。中国正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南开采铜矿，而且还注视着这一地区的铁、黄金、铀和宝石（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后几块未经开采的矿藏）。北京希望修建穿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公路和能源管道，连接印度洋上的港口。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实现稳定，中国的战略地理位置将得到加强。

与新疆一样，西藏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而且与新疆一样，西藏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西藏高原有大量铜矿和铁矿，在中国的领土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没有西藏，中国就失去了臀部，而印度就会在其次大陆权力基础上增添一个北部地带。

凭借其10亿多人口，印度已经是中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个楔子。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97的《大棋局》一书中描绘的一幅“大中国（Greater China）”地图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因为地理而注定成为竞争对手：这两个邻邦拥有庞大人口，丰富而又古老的文化，并且有着领土的争端（比如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

悄悄的控制

即使中国的边疆是安全的，这个国家的地理形状也让它看上去不太完整——就像是最初的大中国的某些部分被分离出去。中国的北部边境线环绕蒙古——一块看起来像是曾经从中国背部咬去的广袤土地。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在人口上正受到相邻的中国城市文明的威胁。历史上中国曾经为了获取更多的耕地而征服过外蒙古，而如今北京再次摆出征服蒙古的姿态，尽管只是通过获取石油、煤炭、铀矿以及富饶而空旷的大草原等间接方式。中国矿产企业试图在蒙古的地下资产中占据大量股份，因为不受制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中国转变成为世界上铝、铜、铅、镍、锌、锡和铁矿石的主要消费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占世界金属消费量的比重也从10%上升到25%。由于西藏、澳门、香港已处于北京控制之下，中国与蒙古的交易将是判断北京在多大程度上怀有帝国主义野心的模型。

蒙古北部和中国东北三省靠近俄罗斯远东地区，这是一片面积是欧洲的两倍、人口却在不断减少的广阔疆域。俄罗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将其触角扩张到这一地区，当时的中国国力孱弱。现在，中国国力强大，而俄罗斯政府的权威只能控制该国东部的三分之一。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大约有700万，到2015年这个数字可能下降至450万，而在毗邻中国东北三省，生活着近1亿人：中国边境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俄国边境地区的62倍。中国移民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大量定居在蒙古以北的赤塔市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资源获取是中国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目标，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等储量巨大。伦敦《每日电讯》记者大卫·布莱尔去年夏天写道，“莫斯科非常警惕大量中国定居者移居到这一地区，而木材和采矿企业跟随在他们之后。”

与蒙古一样，担心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军队有朝一日会侵犯或正式吞并俄罗斯远东地区，而是中国的人口和企业对这片清朝时期曾经占有的地区的控制正在逐渐加强。冷战期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边境纠纷曾经导致数十万军队进驻这片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有时还引起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紧张导致中苏分裂。地理因素可能导致中国和俄罗斯分道扬镳，因为它们目前的联盟纯粹是战术性的。这可能对美国有利。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能够利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裂痕向中国敞开怀抱。在未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想象，美国可能会与俄罗斯联合起来建立战略联盟，制衡这个中央王国。（刘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