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细述当时美国决策的过程，而对今天美国外交政策而言，重温一下当时美国国内知识界关于凯南”遏制“战略利弊那场辩论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场争论及其结果事关美国的方向。方向错了，细节就成了没有意义的琐事。

现在回头看来，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节制运用国力的治国思想有深刻领会的李普曼[114]是冷战年代美国最不冷静时期的最冷静的战略思想家。1947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着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象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115]

李普曼思想可追溯到罗斯福在与苏联分治世界中有限扩张的战略，其哲学要义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为麦卡锡之后美国战略界长期埋没的李普曼知道，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力量也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李普曼的这些分析，对今天美国人仍具警示意义。但这里还需补充的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反共“为目的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败，继而21世纪头10年以”反恐“为目的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均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其优势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20世纪初，美国塔夫脱总统（1909~1912）在东北亚的外交攻势在日本与俄国的联合抵制下受到挫败，这引起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此前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罗斯福曾就东北亚问题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116]富兰克林·罗斯福深悟西奥多·罗斯福的有限扩张的战略哲学，通过一纸”雅尔塔秘密协定“将出兵东北的活儿及整个东北亚陆地上的利益全给斯大林，使美国集中力量专守对美国命运攸关的海上线路，美国由此获得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似乎不理解罗斯福总统的深远考虑，他们被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一时小胜引入朝鲜战争并在三年后大败而归。1962年美国在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冲突中的小胜又使美国自以为是，不计后果地介入越南内战，结果又是大败而归。尼克松意识到美国的国力极限，力图恢复罗斯福的有限扩张的战略哲学，他说 ”我们简直没有能力把越南人赶出去。在这一地区，应该打头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菲律宾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我们在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大的军事设施。它们对于我们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显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的替代地方。“[117]

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轻狂，轻狂了就听不进反面意见。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美国人在朝鲜、越南战争中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逐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实际上是李普曼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在美国的复活，是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的”否定的否定“。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再次忘记罗斯福教诲，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到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美国进行更大的扩张并随后大获其利。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保持其”对全球事务的支配“[118]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10年后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119]。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真是历史的讽刺，当今英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报告中说，2006年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20] 值得回味的是，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赢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21]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122]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

若干年后，凯南意识到自己的遏制理论对美国的危害，他反思说：”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眉头，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好象是在对虔诚的信徒说教。“[123]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政策，但当他看到遏制政策与愈演愈烈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军备竞赛联系在一起时，他极为沮丧。因为他一直深信，美国无法根据自己的设想来改造其他国家。为此，他反对美国干涉越南及发动越南战争，反对里根政府的军备竞赛；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后来他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124]1957年，凯南已经重新诠释了自己的遏制理论。他写道：

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125]

这时凯南已将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从”共产主义“转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批判自己才是胜利之道。1953年，也就是在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和李普曼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一致了“。凯南离开国务院后，曾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李普曼的那场争论说，他与李普曼的全部争执都是由于”一种误解，其范围之广几乎是悲剧性的“[126]。凯南声称，他从未认为遏制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并且对人们如此理解遏制政策十分遗憾。20世纪50年代未，”凯南再度使用并进一步扩展了李普曼关于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并给这个计划贴上了他自己的标签：‘脱离接触’“[127]。

似乎是上帝的安排，1947年86岁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独立和大英帝国即将崩溃；1974年85岁高龄的李普曼溘然长逝，李普曼远比麦金德幸运，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通过尼克松的外交实践挽救了祖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再次有了二战胜利初期的骄狂。美国的政治家们忘记了前任的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128]结果借科索沃战争推进北约东扩，借”9?11事件“挥师中亚，结果是欧洲在东欧收获，美国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落了个越战的下场。而此间经历过尼克松时代中兴的凯南，理解了罗斯福有限扩张的哲学，坚决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大北约的政策，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最致命的失误。这时凯南所主张的已是一种”谦虚而温和的“外交。[129]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去世，享年101岁。也似乎是上帝的惩示，上帝让凯南生前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扬起让凯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论，再次承担起美国完成不了的在全球挑战”大风车“的任务。不同的只是，美国与之斗争的对象从以前的”共产主义“变为”恐怖主义“，以前的以”反共“划线变为现在的以”反恐“划线。但结果都是一样：美国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战式的灾难。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

有经验的人总比没经验的人看问题清楚：有过古巴导弹危机失败经验的赫鲁晓夫，在法国撤出中南半岛时就不像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再与美国在此争夺；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了的凯南就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莱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而有过科索沃战争经验的奥尔布莱特则对小布什和赖斯的入侵伊拉克则持批评态度。[130]2005年9月24日，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131]。那么，不知现在的莱斯或小布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0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亚洲“的讲演会作何感想呢？至少没有见到这位前任国务卿对此有过支持性的任何评论。

毛泽东曾说：”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132]2010年的美国又进入了尼克松之前那种外交无哲学状态。与尼克松的逻辑完全不同，而与当年麦卡锡有些近似，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如此意气风发地要来”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结果却没有在南海得到呼应。这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演的逻辑显得很霸道，希拉里的逻辑是：因为美国需要亚洲，所以亚洲离不开美国，所以美国一定要领导亚洲，所以亚洲也应当”十分愿意“接受美国领导。这不能不令亚洲人反感。

今天的美国外交在亚洲遇到了与尼克松当年同样的困境。但同样的困境，在不同的政治家手中竟演绎出如此不同的结果。这是由于自从小布什起，美国政治家们已失去了战略哲学，美国外交已进入”无哲学“状态。

斯宾诺莎说”规定即否定“[133]，今天的美国政治家们不知道美国的规定即否定因素何在，因而也就不知道美国的肯定因素何在。进入21世纪的美国领导人只知道美国不能让渡的利益底线在哪，而不知道美国国力不可承受的利益极限在哪。哲学是讲究事物规定性的学问，战略哲学也是讲究国力规定性的学问。在力所不及的地方过度扩张，是美国自”二战“后——尽管经过尼克松的中兴——最终还是逐渐衰落的根本原因。

不得要领者，赢人往往靠不着边际的气势。今天美国”重返亚洲“，来势汹汹，这从国家战略能力的角度看，实在是不得要领。今天美国的形势，既与20世纪50年代初的杜鲁门时期不能相比——这是由于那时的美国刚刚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与90年代的威廉·克林顿时期不能相比——那时的美国刚刚赢得与苏联的”冷战“，甚至也不能与同今日美国形势有些类似的尼克松时期相比——今天的美国实在推不出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有哲学思维的政治家。尼克松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发表关岛讲演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他放下身段，低调地来到北京请求毛泽东与他讨论哲学问题，结果他在失掉越南的同时却得到了中国；得到了中国，美国就得到了亚洲；得到了亚洲，当时的美国就赢得了世界。现在的希拉里·克林顿在从伊拉克撤军的同时却以救世主的心态告诉亚洲人”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她甚至不与亚洲各国协商就自封老大，什么”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134]，什么”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好象亚洲人离开美国人就活不下去。尼克松关岛演说后，中苏同盟解体，而希拉里·克林顿来到黄海则引起俄罗斯和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同期在东部海上和西部陆上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的噩运总是从中俄战略同盟建立开始，中俄战略同盟的建立总是从黄海合作开始。基辛格似乎看到了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危险，2010年9月4日，他在德国《商报》发表《美国必须放弃与世界对抗》一文，说美国必须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工业大国寻求合作而非对抗。在安全政策上尤其应该如此。因为在冷战终结后，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已经变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关于中国，他告诫现在的美国领导人：”对今后几代人来说，相当大的挑战之一是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美国人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一致。美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信念，中国亦然。我们必须学会一起肩并肩地继续发展。“[135]

历史上能有所建树的，一定是真正的而不是庸俗的和经院式的哲学家。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着昨天因失去外交哲学而衰落的故事，但可能不会有昨天尼克松那样的成果。因为今天美国政治家们不可一世的霸道阻碍了美国推出尼克松那样的战略哲学家。1000多年前柏拉图的话似乎是对当前世界这”五洲震荡风雷激“[136]的形势做的很好的角注：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137]

四、中国做好东亚均势转换的准备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辩证法大师，他说：“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138]我们上述研究的开展并不只是在罗列美国外交的失误，而是为了证明这种失误必然要产生的，同样也是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东亚力量均势将必然要出现的新变动的不可避免性。

人类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和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的统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仅仅靠客观必然性的出现是不够的，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呼应。也就是说，处于在历史的转折关口的民族国家，要有非凡的勇气扼住命运的咽喉，促成历史的转变。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与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历史进程有十分近似的特点，因此，在这方面，早期的美国人是今天中国人的先生。

19世纪末的美国正值欧洲完成了从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转变，欧洲列强在殖民地争夺中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这时的美国已是一个经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统一并在统一的民族市场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已跃至世界第一位。生产量约为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其中煤、铁和钢的产量的增加尤为显着。1860～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三倍，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23%。[139]1900年，美国人口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其中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及与此相关的人均工业化水平、能源消耗等仅次于英国，均居第二位；而钢铁产量、总的工业潜力和制造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一。[140]美国已实现了工业品替代原材料出口。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拥有巨大的工业能力的美国却没有相应的海外市场。直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而英国则占26%。[141]这就促使大财团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海外市场。18601～914年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7倍，美国的机器和钢铁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了英国的恐慌。

经济的崛起又加大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和地位。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弥补逆差。尽管从欧洲向西流出的黄金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等服务行业部分回收，但欧洲黄金外流量仍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备黄金的政策[142]而使这种形势更为严重，以致美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断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143]。

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提高使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需要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美国军事历史学者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在其着作《美国军事史》中对美国选择制海权政策的目的作了明白的解释：

 “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持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欧洲各国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市场，一些欧洲国家还用贪婪的目光盯住拉丁美洲，切斯特·阿瑟总统确认美国是‘太平洋的盟主’，同时也把加勒比海视为自己的内湖。然而，如果美国不参加帝国主义争夺，列强们就会剥夺它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出口贸易的机会。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极力主张捷足先登的帝国主义政策：即在其他对手动手攫取之前，美国就应抓住某个理想的地区。” [144]

 “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领悟到，电报和快速蒸汽巡洋舰的出现给商业性的袭击带来了困难，而且，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滞留在海岸附近来保卫重要的港口，而应该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1887年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145]

1889年3月，本杰明·特雷西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美国海军需要一支战斗力量。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建议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到19世纪末，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由原来世界海军的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146]1895年英国属地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强行干涉，英国被迫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麦金莱总统利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的机会，一举拿下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等，并由此获得了太平洋的制海权。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47]今天的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海上力量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就是昨天早期美国走向世界的某些片段的回放，时间也正好处在新旧世纪之交。列宁是曾在俄罗斯历史上紧扼民族命运的咽喉并由此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政治家，他总结说；

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148]

19世纪末，英国人陷在南非战争中不能自拔，美国的政治家们抓住了历史链条上的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赢得了后来的历史；1950年美国人来到黄海并启动了朝鲜战争，毛泽东抓住历史链条上这个“特殊环节”并由此为新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机遇。1962年底，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古巴导弹危机”，在“高天滚滚寒流急”[149]的恶劣的周边环境中从西南方向出手在那里打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那么，今天的中国再次在黄海遇到由美国送来的“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我们当然也不能让这个“战略机遇”从我们手中白白溜走。列宁说：“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 [150]列宁的这个思想，对今天中国人理解当前的东亚形势也是有帮助的。

21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已经到了由量的积累到从东亚开始局部质变的“关节点”，而美国来到黄海、日本在钓鱼岛高调寻衅也同时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突破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海上封锁，掌握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个链条”提供了历史机遇。反者道之动，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

（二）战略框架及战略边界

战略框架的设计属于战略哲学层面的工作。其基本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时空，其次是确定战略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脱离特定时空的战略对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确定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致知，就是在这确定的时空中确定战略对手和战胜对手的原则。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的边际。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不停转化的。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