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的势头再在中俄两国之间进一步推进,那才是美国国运噩耗的开始——这与1972年中美结盟敲响苏联国运的丧钟是同一道理。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稍有点历史知识的话,都不会不知道黄海历来是刺激大国结盟的地方:1894年日本搅动黄海导致中俄第一次结盟,这次结盟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1950年美国来到黄海启动朝鲜战争导致中俄第二次结盟。这次结盟迫使美国退回“三八线”以南。值得玩味的是,就在金正日访问中国即将结束的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2008年底奥巴马就职以来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收缩外交向带有咄咄攻势的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回归——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 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 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7月下旬在河内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意愿,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与此相呼应,美国国内舆论开始给奥巴马“上眼药”,就奥巴马“身份”提出疑问:奥巴马推进美军撤出伊拉克的计划,使美国国内“相信奥巴马是秘密穆斯林的美国人创下记录”,据报有1/5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28日,美国华盛顿出现有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右翼“茶党”参与的大规模集会,从右的方面对奥巴马施压。[58]这迫使奥巴马于 迹象表明,2009年的“奥巴马主义”与以2010年初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讲话发生了分野。[63]奥巴马在向尼克松回归,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向她的前任奥尔布赖特回归。奥尔布赖特打击的目标是南联盟,而希拉里·克林顿打击的目标则是中国。奥巴马政策伤及的对象是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的利益,保护的是中小工商业的利益,它有利于扶持美国本不景气的民生产业;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咄咄逼人的强势政策则符合美国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的利益。如果这一愚蠢政策不能在近期调回,那就说明美国外交真的为军火、能源等大财团“绑架”了,[64]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大财团利益也与国家利益相分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65],今天的美国政治形势已进入总体衰落时期,而造成这种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美国自小布什之后的美国国家战略能力的持续衰落,导致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衰落的原因则是美国外交已为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在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在国家经济中已尾大不掉的美国军事和能源大财团“绑架”并与美国国家利益相背离——这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常表现为房地产业对政府财政和国家利益的“绑架”。这里的逻辑是:美国军火能源财团存在的前提是不断扩大的战争,不断扩大的战争得以存在的结果是不断增多的对手,对手增加的结果是同比地消耗美国国力并使美国以同比的速度衰落。愤怒出诗人,可对进入21世纪的美国而言,下表数据所反映的现实是,总统的愤怒则使军火商可以出利润: 2000~2006年美国军火商战争利润增长(美元)[66] (略) 但是军火商的利润增长是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的。2000年以来美国军火商的利润不与国家经济进步同步,反以美国损失为代价,是美国政治的一大奇观。这一现象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与的重要战争的成本与2000~2006年美国军火利润增长率反映出来: 美国参与的重要战争的成本[67] (略) 目前挽救美国的前提是增加民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样不仅会损伤军火能源财团的利益,而且还要打破“军工企业获利,财政部得以平衡收支”[68]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奥巴马“抑强扶弱”的经济政策,如无断腕的力度则难以推行。当年奴隶经济成就了罗马帝国,而奴隶主政治又迫使罗马帝国无限扩张并导致帝国衰落,今天的美国看来也逃不出古罗马帝国兴衰的窠臼。 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69]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替代了当年美国“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人已胜过了美国人。正如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一样,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不久会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 (二)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我们知道,冷战期间美国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是依托夏威夷、关岛,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等连接而成的。1954年10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台湾“外长”叶公超说: 美国政府不想在防御安排上出现任何空隙。沿海岛屿一线从阿留申经过日本、琉球群岛、福摩萨和菲律宾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福摩萨是这条线上惟一一个没有得到毫无争议的保护的地方。美国比中国政府还不想在这条线出现任何空隙。美国正通过签订条约努力找到答案。[70] 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虎落平川的美国已失去当年那八面威风,环太平洋西岸的美国盟国的安全天平也日益失衡,正在发生着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但是,美苏冷战结束后,日本这块“基石”有了一种逐渐“沉没”[71]的感觉。战后长期实行“靠美国、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茂路线”,曾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1973~1990年间,日本经济以4.3% 的速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出现经济危机。1991~1995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8%,1996年虽然达到了3.5%,但1997年又跌落到0.79 %,1998年还出了自1973年以来的负增长。[72]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12.7%。这是日本近35年来经济指数最大季度降幅。日本的经济跌幅,为发达国家之冠。1994年之后,日本名义GDP从占全球17.9%的顶点逐步滑落,到2009年仅为9.1%。[73]日本试图通过长期依附美国而曲线崛起的梦想瞬间破灭。 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日本的迈向军事大国的努力受到重挫。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日本宪法这条“非战”原则是雅尔塔远东体制防止日本法西斯东山再起的基石;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战后日本一直在借美国之力,默默为颠覆雅尔塔和平体系扫除障碍。1993年5月小泽抛出《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主张修改日本宪法,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限制实现向海外派兵。2000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出版《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要求修宪,他写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74]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为“修宪”默默努力。1991年4月,日本自民党政府不顾舆论的反对,派遣自卫队赴海湾参加多国部队的扫雷行动;1992年6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案》;1999年日本提出《周边事态法》;2001年“9?11事件”后日本政府迅速宣布了援美反恐的七项措施,并于10月在国会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这三项法案是对“专守防卫”限制的重要突破:它首次使日本实现了战时向海外派兵,它批准进行支持美军的实战演练,它使日本向海外派兵已无地理范围的限制,它进一步放宽了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标准。最后它使日本“和平宪法”图有虚名。 与此同时,日本国防投资也快速增长。2002年日本的军费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2160亿日元,达到49 395亿日元,“是世界上除美国外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75]如再考虑到日本已经拥有的潜在核打击力量,2000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一期计划完成后,“自卫队在实施海外作战行动时,只要对手不是欧美,就可能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自卫队事实上已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军队’”[76]。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的是日本的核潜力。20世纪60年代迄今,日本政府从未放弃过发展核武器。防卫厅曾多次就自行研制核武器可行性进行研究。目前日本事实上已拥有尽管是潜在的却是相当可观的核能力。2005年7月,英国《独立报》称,日本目前至少已经储存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美国,在国际关系方面逾越它的国界无节制地滥用武力,这是非常危险的,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由于无法受到国际法的庇护,其他任何国家都会感到不安。(美国的这种做法)促使小国家寻求核武器。[84] 普京的这段评论用于东北亚的核形势也是合适的。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不断突破其”和平宪法“的限制,向军事大国无节制的推进,造成朝鲜的不安,眼看着呼天不应的伊拉克政府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被美国瞬间颠覆的结果,朝鲜只能”寻求核武器“以自保。1998年朝鲜试验发射”大浦洞“导弹及2006年、2009年朝鲜两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的结果表明,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一起——已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 我们知道,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北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日本声称对其中的”北方四岛“拥有主权,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一直未果。为此日本与俄罗斯迄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日俄之间的”战时状态“尚未解除,而日本又对南面属于中国的钓鱼列岛,继而台湾还心存觊觎。现在日本与中国东海纠纷日益增多,中国海上力量日益壮大,使日本感到南方压力增大,迫切需要向南部署其军事力量。但是,日本南向战略一旦从纸面落到实践层面,日本的政治家们就不能不考虑因”北方四岛“问题产生的与俄国长期”冷战“而受到的牵制。2010年7月俄罗斯军队曾在择捉岛举行军事演习,引起日本外务省抗议。 在太平洋战争中已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的苏联曾在日本南洋受挫且无还手之力的时候突然废约,于1945年8月直捣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对日本最后的精锐实行致命一击。回忆这样的教训对战后的日本政治家们来说已是撕心揪肺,对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不会仅仅是不堪回首。他们不会不明白,在北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进入和平状态之时,若在离日本数千里远的南方诸岛惹出战事,这对日本而言无异于新的国难。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朝鲜核力量的崛起引起日本朝野的极大的恐慌,因为朝鲜新生的核力量打破了正在向日本倾斜的东北亚战略力量间的均势。与巴基斯坦的核力量对等抵消了印度核力量对周边国家的威慑的道理一样,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日本迅速增长的包括潜在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威慑力顿感苍白。如果再考虑到朝鲜特殊的国情及与周边大国的传统战略关系,这种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还将继续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受北方牵制之苦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对日本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但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在中国海军力量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坛对其安全环境的塑造已失去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种自信,以致”台独“大佬李登辉对此亦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87] 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上述不利于日本的地缘政治因素出现,日本人也清楚,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正如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军队的重装备只有在东南平原才能发挥优势,而在西南山区反成军队作战的拖累的道理一样,今天领先于中国的日本海军技术只有在远海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大陆而言,已属伸手可触的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更不必说对中国大陆根本形不成威慑力,更不必说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又因朝鲜的核崛起已大幅缩水。 同样,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的东亚,那时的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可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88]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89]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