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之一 东欧剧变有几个特征，第一是突发性；第二是非暴力。他们认为这是1989最大的一个贡献，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剧变的标志是圆桌。 之二 东德人的满意度为什么相比1990年下降了？抱怨程度跟年龄有关系，一般剧变的时候是30岁左右、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特别是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满意度就很低，年轻人的满意度比较高。 之三 金融危机后，老欧洲没法自保，就不断地把在原来投给东欧、新欧洲的钱都抽走。在金融危机下，有两个词用得很多，一个是“团结”，一个是“一体化”。 之四 在新欧洲是左派要搞市场经济，右派在争福利。新欧洲左翼的态度会让他们的“社会主义同行”大跌眼镜，不论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转型问题上，还是在“回归欧洲”问题上左翼都比国内的右翼更加积极。 之五 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经逐渐形成，波、捷、匈转轨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主流政党受到不小的冲击。 之六 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是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从“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转轨中出现的，尤其是国家的控制能力减弱，如果转轨的方式不公正，自上而下，一部分人承担代价，一部分享受成果，从而导致贫富分化、腐败盛行、失业率上升、痛苦期延长，人们就会觉得不安全，会把外部世界妖魔化，逃避自由，呼唤铁腕，民粹主义就此出现。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67期，我们请来了金雁老师讲“20年后看东欧转轨”，金老师是政法大学的老师，也是东欧问题、俄罗斯问题最权威的专家。在路上我对金老师说，我对俄罗斯、东欧的认识，几乎来自于对金老师文章的阅读，我们还谈到4月10号波兰总统和政要飞机失事身亡。我和金老师有不谋而合的想法是，也许应该调整一下话题，专门讲讲波兰这个国家，但想到预告已经发出去了，应该要遵守最开始的承诺。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仍是“20年后看东欧转轨”，关于波兰的空难，金老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下周一（ 掌声欢迎金老师！ 金雁：大家晚上好！东欧剧变时我正在东欧（波兰大学）当访问学者，剧变的这个过程我正好经历了。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瞿秋白写的《饿乡纪程》，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写一本《新饿乡纪程》，在那里主要以写信的方式，一共写了500多封信，正好是东欧剧变没多久，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东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虽然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报道，但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全面，不是想要得到的，那么我就以写信的方式写了500多封信，回来以后我就把所有的信稍微综合了一下，出了一本《新饿乡纪程》。 对于东欧转轨的研究，我本身是去波兰访学是去研究历史的，但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如果我安心读书的话，会错过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时期。我左思右想，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最后决定放弃历史研究，而研究正在进行中的东欧转轨，因为书可以回国以后继续读，但观察现实的机会难得。所以那时就到处跑，在整个波兰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虽然瓦解了，但便利的条件还是有的。回来以后也继续关注、跟踪，就写了一本《十年沧桑》（2004年上海三联出版）。又过了十年，很多想要了解东欧的同学、网友都说，在现在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却越来越模糊，我们很希望看到你再写一个十年。 去年正好是金融危机，媒体也有种种报道，我又去了一趟东欧，在东欧的一些感想，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和大家交流一下我20年后再看东欧有什么感想。 当事人20年后看东欧 第一要谈一下当事人，也就是剧变推手，他们是怎么看东欧的。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苏东剧变20周年的讨论会，剧变中的主要人物都到场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前斯洛伐克总理杨•卡诺古斯基、前波兰总理别莱斯基、前匈牙利外长耶森斯基等人参加了名为“铁幕崩溃20年后，我们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吗？”的会议。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失落感，觉得社会不需要他们，而且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网络媒体，对人们的通讯方式和交往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些人有一种失落感。 他们自己回头看这20年，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哈维尔说，1989年的想法基本实现了，没有背叛和放弃。不过从形式民主迈向真正的民主，这个路还非常遥远。如自由选举、多元化体系、行政向议会负责、以及自由的表达，这些方面都已经实现了。但是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建构还不够，哈维尔觉得他在1989年之后做了很多的错事，就是太相信经济学家。这个跟哈维尔本身有关，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捷克是比较崇尚哲学的国家。他说他一直认为经济改革很复杂，但是经济学家把它弄得更复杂了。他过分相信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专家，虽然与他们的意见不合却还是支持他们，有些常识性的东西，回到常识真的不复杂。他说，其实我在任的时候，没有做到一个彻底的道德主义者。 1989东欧剧变有几个特征，第一特征就是突发性，几乎无人预料得到；第二是非暴力，即“天鹅绒革命”，他们认为这是1989最大的一个贡献。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剧变的标志是圆桌。他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所有人不可能用暴力来实现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原来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事件之后，苏联怕各个国家都能够调动军队，尤其是调动野战部队，规定任何国家调动部队必须要有两道手令，一个就是华约总司令的，一个就是所在国。这两道手续齐全，才能够大规模地调动武装部队。在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放弃了这一点，到1989年时很多国家也的确有过这种镇压的想法，但是调动不了，为什么？像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自杀了，他自己可以下调，但是华约这道手令已经没有了，华约的这个，戈尔巴乔夫基本已经放弃了，但又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在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下，部队没有办法调进，所以，所有的人只能坐下来谈，坐在圆桌上讨论。后来就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大联合。像俄国，坦克上街了以后，也会调转枪口，他们认为东欧其实在剧变前，很多人并不渴望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东欧人主要是渴望自由的生活，他们认为在苏维埃帝国的压制下，人们都有一种恐惧感，这个粗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普遍的权威主义，长期以来，带给人们一种恐惧感。 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原生态的，是靠坦克输入的。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而另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出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型。在东欧民主化的冲动强于市场化。对经济转轨批评多，但罕有对1989年剧变的批评。 如何全面客观地获取东欧的信息 我们国内怎么看东欧的报道，如何全面地看东欧的信息？（图：共产主义博物馆街头海报：斯大林与时髦女郎） 90年代初，我为什么要写《新饿乡纪程》？因为大家都觉得新华社的报道不真实，新华社说我们有纪律，要过滤，有选择地截取信息国内对“剧变”后东欧的报道主调是“剧变”，强调他们抛弃社会主义后的困境，这就不是全面客观的报道。转轨以后，一些东欧国家向西靠的力度比较大，与我们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少，因为以前我们是经济互惠国家，和这些国家有经济上的来往。在那个时候，东欧的报道是有选择性的，在“阵痛”时期，东欧的报道也很热门，这些国家现在已经不爱用“东欧”这个称呼，因为这个称呼是带有政治含义的，就像现在不能把美国称为“前英国殖民地”一样，这个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因为国内的习惯，我还是用的“东欧”，但我在那里是不用这个词的。 进入“第二个10年”以后，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波、捷、匈、斯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已进入“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时期。这以后我们的官方对东欧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坊间有一句话：关于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人家在正常发展，带着情绪选择信息容易对国内舆论造成误导。 2009年因金融危机，东欧国家又一次进入新闻媒体视野，我国媒体大量报道了中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情况，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它们遭遇到了转轨以来最大的危机，用了很多的词，“东欧沦陷”“东欧危机”“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大做文章。 两个“逆向”印象是怎么形成的？ 当时有人采访我，问我怎么看，我觉得报道有偏差，并且那时我的资料不是特别全，就到那里实地看了一下，发现跟媒体报道的差别非常大。的确，金融危机对他们有冲击，但绝不像我们报道的那样，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平和，他们的新闻媒体表达方式和我们国内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舆论生态环境跟我们也不一样，发布的消息评功摆好的少，批评指责的多，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是负面新闻，全部都是批评的，这里面当然有媒体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业习惯，也有新闻监督的职责。所以，他们是一种重负面轻正面的新闻习惯，宁肯在负面上夸大。还有，这些国家的数据非常多，因为新闻媒体很多，官方媒体处于主场弱势，在国内不具有主场的优势。没有新闻管制，媒体独立，当然也有大量的数字相互矛盾，媒体间对同一事件数据统计差别很大，我自己就很疑惑，到底取哪一种。我们只截取对我们有利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需要大量的考证比对才有说服力的。随便从里面拿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话，真的很容易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在俄罗斯，我们去民调公司了解，他们就问你出什么样的钱，要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奇怪，没有调查就知道？他说你出到什么样的价码，你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能拿到什么样的结果，问卷设计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这才知道，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的猫腻。 想真实地了解这些国家，就不能单纯看统计数字，也不能单纯看一两家媒体，最好要有综合因素的整体分析，比如政党发展，政党政治经历过“多党林立”、“向左右整合”、以及逐渐“常规化、规范化”的几个阶段。当地的政治学研究所跟我们也是这样谈的，东欧西欧化，我们正走在西欧化的道路上。他们本地人和新华社记者不一样，，我就问我们新华社的记者，他们说不是不是，你别听他们瞎忽悠，现在根本就不是常规化，现在是碎片化、是矛盾暴露的无序化。为什么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人认识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记者在那里主要是看新闻，看报纸，左右派的争论、内讧到处都是，不断衍生的分化，眼花缭乱的新党，所以很多人感觉这不是常规化，这是碎片化。我把这个问题带给捷克学者和波兰学者，他们说我们新华社记者认为旧体制下是高度一致的，是团结坚不可摧的，现在这种，乱糟糟，只不过是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我们认为现在比过去的“高度一致”和“坚不可摧”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思维逻辑看他们的问题。这是我在那里比较大的收获。 至于经济转轨问题，在与查理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雅德维加•沙黛沃娜座谈时，她也提到捷克国内都在批评克劳斯所搞得“证券私有化”，似乎责备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满意的，如果单看报纸和民调，似乎“90年代搞的‘证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但“谁也无法证明如果不这样做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当初不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似乎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只能说明它的信息透明和公开。捷克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捷克在1918年立国时，一直到苏联阵营之前，就继承了奥匈帝国80%的工业产值，这样的国家是有自豪感的，而且和波兰、匈牙利不一样，他们的宏观经济比较好，不愿意像匈牙利那样，敞开大门一切全卖光。我说“现在还不是殊途同归，基本上是一样”。她说“这个过程如果是略去了，如果没有起点平等，直接奔向结果的话，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我说“你们的私有化还没有我们的产权明晰化搞得快”。她说“对，的确如此，但是每一个博弈过程，都是充分展开的，交易成本的确比较高，但现在已经左右轮流坐庄坐庄这么多回，没有任何上台的一方对过去私有化的过程进行过质疑，就是因为博弈非常充分。 ” 如果一开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捷克曾经以奥匈帝国21%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的历史辉煌，而且共产党时期对外收支比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样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也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要照顾企业的内部人利益，而本国人又没有能力购买国有资产，所以才有了全体国民平分的“证券私有化”，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大家批评很多的是后来“捷克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人都关注“大众参与讨论”与“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恰恰反映了“大众私有化”的“大众性”。 给外界造成负面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反对派批评得很多，反对派都有自己的媒体，所以反对派为了证明政治对手有错误，他们到处找证据，他们也是最有力的监督方法。 我曾经问过他们怎么治理腐败，他们有四个法宝，第一就是反对派，第二个新闻监督，第三是宗教，第四是才是高薪养廉。反对派经常会抖出一些猛料。波兰剧变前的政府发言人乌尔班办了一份叫《不》的报纸，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黄色刊物，因为里面经常有一些不堪的照片；波兰的第三大报所有人都拿着，你在地铁上都可以看得到。后来他们告诉我是专门揭露政府高官私生活的一个报纸，在老百姓当中很受欢迎，这些人的本事特别高，能无孔不入，再秘密的事他们都能找到。这也是一种监督。当然，一方面老百姓想要看看高官的隐私，另外的确也是一个监督。 另外，执政者说自己好话的时间也不多，因为是议会政治，轮流坐庄，执政时间很短，上台者要说明前人留下的烂摊子与自己的政府能力无关，临下台时又要为自己推卸责任，所以说好话的时间委实不多。反对派批评也罢，媒体批评也罢，为什么有时候政府自己也不给自己说好话，因为政府自己经常要推卸责任，比如说金融危机，很多人都倾向于夸大它的影响，对政客来说这个责任是不可抗拒的。四年当中“两头各刨去一年忙竞选，中间两年中有一年适应期，真正管事的也就一年，还等不到大展宏图就又面临选民选择，政府如不能像变戏法一样做到‘吹糠见米’的政绩，又会成为民众选择的‘新的排列组合’的对象”。 对执政党来讲，他们可以找到借口的是，接手的基础就不好。从政府的角度看，可以不承担连带责任。很多人也批评，四年一换换得太快了。我问当地的老百姓，如果只有两种选择，只有旧体制下和四年短期的选择，你们选哪一个。很多人还是选了后者，后者第一是一个减压法，第二是公共权益的表达渠道，老百姓不满意，可以把别的政党选上来。 比较的对象、时间、标准不同 还有一点，他们比较的对象、时间、标准与我们不同。我们主要是和自己比，我们建国60周年的时候报道是以1949划线，以1949年作为一个起点，表明我们发展了多少倍数，让人看了很有成就感。他们的设定从来没有以1918年建国划线，也没有以二战胜利的1945年划线。他们跟谁比，他们跟老欧洲比，他们老说自己的福利跟老欧洲有什么差距，购买力和总产值没有达到老欧洲的平均水平等，从这一点看，他们的眼睛只向西看，不向东看。再加上现在身份签证，只要你进入东欧一个国家以后，在这些国家根本就不需要签证，人员流动非常方便，这些国家跟大欧洲联邦一样。我们最多的一天，连穿四个国境，感觉这个国家太小了。这次波兰总统罹难，他们那么小的国家坐火车去也就几个小时到斯摩棱斯克。 东德与其他转型国家的不同之处 东德跟这些国家都不同，是西德一步到位完成了东德的“输血政策”，它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德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5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都是1：1的兑换，而且西德很快也给东德建立福利政策，使他们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我认为东德人应该是怨言最小的，结果东德人的牢骚最大，为什么？ 社会福利方面德国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福利方面，德国是有优势的，毫无疑问东德也一样，整个福利政策和西德已经拉平。比如生孩子，在东德生孩子，大约可以补助7—8万欧元，父亲可以享受12个月的带薪休假。但是东德的失业率在上升，2007年失业者可领取12个月的救济金，55岁以后可以领18个月，其金额是原来工资税后的2/3，到2007年把45岁以上的失业青年调到15个月，55岁以上延长到24个月，但为什么民众有这么大的失落和牢骚？ 柏林现在是50个城市当中最落后的，市长和副市长都是社民党和民社党，失业率很高，制造业垮掉了，现在靠旅游业带动不起来。因为他们工会非常强大，福利也很高，西德说宁愿到中国去投资，为什么？中国第一没有工会，第二且不说他们没有人权，他们有血汗工厂，有价格优势。大量的东德人要么去西德，要么无所事事，而且很多不愿意做工作。大量前来打工的波兰人，很多商店特意标明“使用波兰语”，很多东德人无所事事与大量蓝领工作岗位充斥着外国打工者的情形并存。 东西德两边都在抱怨 德国的“福利倾斜”，在政治体制稳定了以后，自尊心上的落差就凸显了出来，人们在过渡期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1990年满意度最高，随后就往下降，比如东德1990年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从1=不满意到10=满意)是6.59，2005年则下降为6.32。美国学者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伊斯特林对比了13个国家做了一个满意度调查，都是1990年最高，以后就往下降，所以《人民日报》、中联部都有文章说明他们在后悔剧变，后悔转轨。我们在那里了解的状况：怀旧情绪增大的确有，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人原来有一种政治浪漫的狂想，政治浪漫向右摆到最大以后，人们就发现有几个没想到：转轨会这么难没有想到，共产党上台这么快也没有想到，这么长的过渡期也没有想到。他们认为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用强制的办法，可以短时间内完成，从公有制再回到私有制应该不难，结果发现，经济真的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会自然好起来。所以满意度在下降，制造业又整个垮掉，很多无所事事的人就埋怨西德，同时西德又在抱怨东德，我们现在用这么高的钱，把你们买断了，你们还在埋怨，两边都在埋怨。但是可以看得出，抱怨程度跟年龄有关系，一般剧变的时候是30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特别是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满意度就很低，年轻人的满意度比较高。因为福利劳工权益和收入都拉平，制造业大幅度凋零，西边的资本得不到廉价劳动力的互补，，闲散劳动力很多，尤其像柏林失业率达到30%，牢骚非常大。 西德的制造业宁可选择土耳其人、波兰人，也或者到中国来。东德说我们的企业被你们竞争跨了，你们不来投资，搞得我们没有工作。西德人说，我们更冤，我们掏了那么多的统一税来提高你的收入和福利，使整个西部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付出了那么大代价，你们反倒抱怨。 他们是如何看待金融危机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金融危机给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些新欧洲是一些什么原因呢？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年轻人和美国一样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造成的，使消费支出大大超过了实际经济能力，导致国家大量举债，中欧的外债共达1.7万亿美元，东欧国家的外债都超过GDP的50%。 有的认为是金融体系自身的漏洞导致的经济萧条，世界金融秩序在这次风波当中的重组调整就是要提高调控能力，这与转轨国家的私有化制度改造、融入欧洲是 我们历来对经济的转轨批评多，但是很少有人对1989年的剧变有批评，总的来说，现在新欧洲比老欧洲的增长快，双方的差距是在缩小。从经济增长水平看，2001-2003中欧八国的经济增长率3.1%，比欧盟15国平均高1.7%，入盟以后的2004-2006年平均增长率5.3%，比欧盟15国高3.1%，2004-2006年入盟国家投资增长率比欧盟15国高4.7%，即便是金融危机状况下，新欧洲的发展仍要好于老欧洲。2009年比2008年人均月收入增长4.4%，新欧洲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以退休人员的状况为例，据欧盟统计局7月份公布的数字，2009年，退休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英国是30%，德国是17%，法国是13%，而捷克只有5%。新欧洲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那里道路特别好，我一天可以走四个国家，没有收费站，修这些道路欧盟掏2/3的钱，本国掏1/3的钱。 他们认为在这个大环境下，中欧国家2009年GDP的增速放慢的确是现实存在，但是有几点排序：对富人的影响大于穷人；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国企；对短期投资影响大于长期投资；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大于内销企业；对老欧洲的影响大于新欧洲；造成的心理冲击大于实际影响。主要的问题是，老欧洲在抽资，因为老欧洲没有办法自保了，所以欧洲就不断地把原来投给东欧、新欧洲的钱都抽走。在金融危机下，有两个词用得很多，一个是“团结”，一个是“一体化”，他们老说，我们是一条大船，你们雇头等舱的情况下，也应该顾顾我们的二等舱，这是欧洲人说得比较多。所以我们不应该是统一体中的贱民，而是利益互补的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一支独秀，孤立的国家更难对付这种世界性的危机，也就是“聚则兴，散则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金融危机之后加入欧盟的呼声更高(责编：YeLin) |
金雁：20年后看东欧转轨
时间:2011-01-26 来源:爱思想 作者:金雁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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