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应当改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有俄“首席经济学家”之称的舒瓦洛夫在专访中说。

　　白宫是莫斯科一座六层的白色长方形建筑。这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曾经是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所在地。在1991年8月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未遂政变中，叶列钦就是站在白宫前的坦克车上发表了反对政变的演讲。而在1993年10月，听命于叶利钦的军队也是在这里与俄罗斯国家议会对峙，最终以流血方式获胜。

　　“十月事件”后经过修缮的白宫，如今是俄罗斯政府办公所在。经白宫前的警岗，进大楼上电梯至六层，再从东侧楼梯步行到五层东端，就是两间政府首脑的办公室——总理普京和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各据其一。

　　身材硕大的舒瓦洛夫（IgorIvanovichShuvalov）迎出来与我们握手。我们从俄式习惯直称父名，说：“你好，伊格尔·伊凡诺维奇。”他笑了，说“你们叫我伊格尔就可以了”。

　　舒瓦洛夫办公室里的长条会议桌可容20人开会，我们对坐交谈，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幅小尺寸的普京画像。舒瓦洛夫说流利英文，采访时显得很轻松，新闻秘书亚历山大在旁作陪。舒瓦洛夫说，除了不久前去新加坡时接受过当地记者采访，他还是第一次给外国记者专访。“因为你们来自中国。”

　　舒瓦洛夫43岁，两年前出任普京内阁第一副总理，在普京出行期间可代行总理之职，足显地位重要和受信任。舒瓦洛夫当过工人和士兵，后来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读法律，毕业后做过律师也当过外交部官员，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在俄罗斯国有资产委员会工作，直至任职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委员会总裁。此后他当过一届政府部长，自2003年成为总统普京的助手之一。2008年5月普京连任总统已经届满又改任总理，舒瓦洛夫遂由普京提名成为第一副总理。

　　俄罗斯商界朋友安德烈对我们说，采访舒瓦洛夫就对了，他懂经济，是俄罗斯“事实上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烈还介绍说，虽然官居副总理，舒瓦洛夫不是政治家，而是技术官僚。一些西方观察家则评价舒瓦洛夫“非常自由派”，是俄罗斯一系列自由化政策的推进人。

　　“现代化意味着一切”

　　莫斯科的郊区浓绿环绕，当地人介绍说，驱车西行便是富人区，“越往西越富”。会议最后一天，东道主把盛大的招待晚宴安排在40多公里外的西郊，地名就叫“奢华村”（luxuryvillage）。翻译丽达私下告诉我们，“那是寡头们（oligarchs）住的地方”。

　　周五傍晚的“奢华村”很宁静。我们在名牌专卖店汇聚的商业区就餐，餐馆造型独特。已经看过莫斯科城内的繁华时尚，“奢华村”的存在并不显得突兀。前些年俄罗斯经济发展良好，莫斯科、圣彼得堡以龙头地位得享其利，看去与欧美发达国家已相差不远。

　　俄罗斯在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平均经济年增长率达到7%，股市总市值增加2倍，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增长3倍，失业率从12.9%下降到6.3%，贫困率也从29%下降到13%。虽然整个国家贫富两极差距在加大，但中等收入人群从占总人口8%增至三分之一强。

　　尽管如此，我们接触的俄官产学界人士对已有发展并不觉得满意，交谈中可以感到对未来的困惑。所谓的“资源陷阱”“荷兰病”的说法一直萦绕着俄罗斯的经济决策圈。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俄单一能源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2000年，石油和天然气贡献俄GDP的20%，2005年上升为25%，到了油价峰值的2008年内，跃升到30%。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下跌10美元，俄罗斯GDP会下跌3个百分点，所以俄罗斯2009年GDP下滑8%，在G20国家中受创最巨。与上年度相差达13%的变动幅度，也遥遥领先于G20平均4%的GDP产出波动水平。

　　经济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采访中，我们听到了对俄罗斯近年来一些改革措施的认可，其中最获肯定的是2001年实施的单一税改革，以13%税率取代以往的所得税累进税制，大大减少逃避税，重建国家财政能力；此外，2001年至2004年，俄政府简化了企业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和注册程序，启动金融改革以满足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颇具正面意义。

　　我们还听到许多尖锐批评。油价上升削减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如今经济复苏之后，改革压力会不会减小？还有一些疑虑和批评是具有根本性的：政府干预、腐败无处不在，法治不彰，都令人心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DanielTreisman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回归：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梅德韦杰夫的旅程》中表示，今天的俄罗斯有民主制度结构但民主不充分。在俄罗斯从事金融业18年之久的西方投资银行家詹宁斯（StephenJennings）就向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表示，今天的俄罗斯并未完全摆脱过去时代的烙印。

　　“对一个有着1000年专制历史的国家而言，新价值观必须从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兴起，而缺乏市民社会传统的现实意味着新的价值体系发展不会很快，这需要时间。”他说。詹宁斯来自新西兰，曾就职于瑞信证券，他现为复兴资本CEO。他与几位西方投资银行家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创办复兴资本，如今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投资银行之一。

　　俄罗斯经济的掌舵人对这一切是如何思考的？去年9月，上任年余的新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事业”，令人想起当年彼得大帝（1672年-1725年）的“现代化”主张。见到舒瓦洛夫，我们便从“解读现代化”入手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舒瓦洛夫将“现代化”称为新的改革议程，并认为“现代化意味着一切”，意味着我们需要作出改变。

　　财新-《中国改革》：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俄罗斯的“现代化事业”，应当如何理解？很想听听你的解读。

　　舒瓦洛夫：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立即宣布了俄罗斯发展的新议程。他意识到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应当改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他特地发表文章“俄罗斯，向前”——你知道，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度过了非常艰难的15年岁月。要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创造新的东西，但那个时期俄罗斯还在怀念昔日。

　　苏联时期创造的资产已经老化，旧产业不再具有竞争力，科学和教育亟待改变和现代化，财政体系和经济需要新的管理方法，商业活动需要新环境，许多东西都急需改变。

　　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现代化，会认为有个很具体的议程。梅德韦杰夫总统确实有过一个详细说明书，你可能听说过一个委员会和五个方向，五个与俄罗斯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方向，制药业、核能等等。但现实中，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人们的行为、教育、科学，涉及人们的整个生活。

　　举个例子，俄罗斯有很多擅长发明创造的科学家，但很难把发明商业化。在以色列和美国，俄罗斯研究人员非常受欢迎，相当多的人变得很富有，但俄国还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再举个例子，我们这里司机开车不系安全带，因为苏联的行为方式是不用安全带的。

　　当我们谈论现代化时，恰恰意味着我们需要作出改变。

　　财新-《中国改革》：你说了许多改变。俄罗斯经济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减少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如何鼓励创新，对于俄罗斯经济多样化有没有具体规划？

　　舒瓦洛夫：能源产业需要大幅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要与能源相关。

　　俄罗斯近40%的收入来自能源部门和原材料领域。当我们谈论新经济时,我们想减少对能源部门的依赖；当我们谈论创新时，能源创新或许是居于首位的任务——因为俄罗斯就能源效率来说是最后一名。我们需要使用更好、更廉价、更安全且二氧化碳排量更少的能源，需要减少单位产量所消耗的能源。

　　能源与创新是并存的。但如果你指的是具体规划，关于怎样发展其他部门，我的答案是改变财政政策。我们现在对非能源部门减税。能源消耗行业的税率是34%，而其他新兴部门只有14%。同时，我们意识到在建立新产业时，存有官僚体制的障碍、大量腐败现象等。对你的问题，我回答“是”，我们有具体规划来吸引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商人投资，不局限于能源部门。

　　财新-《中国改革》：你如何描述后苏联时代到今天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如何看过去和现在？

　　舒瓦洛夫：我们从苏联经济转变成今天所说的俄罗斯经济。

　　过去15年里主要是生存，我们伴随着苏联时期遗留的困难生存下来。苏联于1991年解体，但直到1993年叶利钦总统和议会发生冲突，并于12月施行俄罗斯新宪法。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考虑建设新俄国。1996年，叶利钦再度当选总统。叶利钦甚至在第一轮选举中票数不够，在第二轮中才获胜。那个时期，我们从苏联政体转换到新体制，试着树立民主原则，尝试实行真正的分权体制，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三分。这之后，真正的苦难才逐步消失。

　　在1991年以前，苏联人可以得到国家补贴，接着一切突然没有了。普通人很痛苦，养老金发不出来。在发展和建立新事物的过程中，百姓在承受痛苦。我记得，就是到了1996年，仍有许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厂方只能设法给工人们发一些食物，让他们养家糊口。严格意义的苦日子到2000年才算结束，我们开始考虑未来。

　　在2008年普京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他发表了对于2020年的计划，我们必须取得比过去15年里更大的成就，要在舒适和安全方面与世界上最好、最舒适的国家相媲美。

　　财新-《中国改革》：近期俄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舒瓦洛夫：我们需要更灵活，需要更快地改变。我们都记得过去的苏联时代，那时什么变化都没有。尽快改变，不仅适用于经济，但首先适用于经济。我们必须学得非常灵活，善于求新。

　　“危”与“机”

　　我们的问题很自然地转向金融危机本身。危机的打击有目共睹，俄政府如何感受，做何反思？

　　财新-《中国改革》：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了俄罗斯经济，你怎么看其深层影响？

　　舒瓦洛夫：我恰恰认为金融危机使我们受益。

　　从一方面来说它使我们陷入困境，因为我们开始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救急，去年我们是苦撑过来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效率，政府和商界一起思考怎样处理实体行业的闲杂冗员，找到一个真正的妥协：政府提供一定条件，帮助有能力的人们成立中小企业，使企业家们可以从工厂逐渐清理冗员。

　　为了应对危机，俄政府在2009年颁布了《抗危机计划》（Anti-CrisisPlan），出资约30亿美元，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救济及再培训和再就业就会。同时，俄政府也对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提供总额高达200亿美元的援助。

　　这组政策中，政府向大企业提供纾困资金受到广泛批评，因为这些企业效率低下，盈利能力很差，虽然通过补贴暂时缓解了失业风险，但有限资金并没有获得合理配置，从长远看，对俄提升企业实力，实现经济整体复苏并无好处。

　　按照舒瓦洛夫的说法，一旦危机过去，将试图引进更灵活的的劳动力市场，允许企业裁汰冗员。其思路朝向重启大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减少对中小企业的监管，以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性。以舒瓦洛夫的主张，自由化路向相当清晰。

　　不过，在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朴胜虎教授看来，俄罗斯制度建设远未成熟，仍在初级阶段。

　　“纵使俄罗斯前400位的企业近80%都是私人所有，但政府可以随时介入企业的经营。”专门研究中、印、俄三国经济比较的朴胜虎说。看来，进一步推进私有化必须与政府行为的改革相同步，这会是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财新-《中国改革》：你担心世界经济会“二次探底”吗？

　　舒瓦洛夫：我们相当关注。如果“二次探底”不幸真的到来，俄罗斯也不会遭到重挫，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度过这一关。但我还是希望我们能一起避免“二次探底”。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大陆和日本的第三大外汇储备国，截至今年4月，俄罗斯共有45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较其峰值时的6000亿美元略有下降，因为俄在金融危机时动用了大约2000亿美元储备。

　　财新-《中国改革》：在金融危机中，俄罗斯第一个呼吁让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作用，你如何评价特别提款权的职能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舒瓦洛夫：我们认为特别提款权现在的运作方式应独立于IMF目前的份额安排。现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政府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共同立场。我们对于讨论这笔钱的开支问题抱有极大热情。

　　财新-《中国改革》：俄罗斯对于经济的自信源于手中握有大量资源和能源，但大宗商品的波动也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冲击。俄罗斯未来如何避免这类冲击？

　　舒瓦洛夫：我们目前还无法避免这种冲击。这是一项长达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任务，不可能立即见效。我们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现在我们更加关注中国和亚洲的经济体，因为你们购买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和俄国产品，并保持增长。当然我们同时还依赖欧洲和其他市场，如果它们没有增长就意味着价格要下跌。

　　一旦出现你说的波动，能源和资源价格再度下跌，我们的经济就会受损，得用外汇储备加以中和。从长远来讲，我们的预算政策不能再这样依赖于能源行业。专家都说现在将近40%的预算收入来自能源部门。在理想的情况下，能源行业的收入不应超过预算支出的10%，其余能源收入应全部进入储备，不能用于当前的支出。

　　为了减轻对能源价格的依赖，我们需要让其他行业在俄罗斯发展起来。现在俄罗斯可以给其他行业提供更好的商业机会。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巴西都属“金砖四国”。最近俄罗斯投资银行复兴资本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根据他们的说法，发展中国家很快也会就如何使世界现代化提供自己的视角。

　　我认为，新经济的想法会在我们这些国家中产生。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广袤的土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邻国的支持和亚洲的战略伙伴，足以让我们创造出经济新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不能再随意挥霍来自油气出口的资金了。如果我们是储备而非挥霍，俄罗斯或迟或早会发现新的谋生之道。

　　俄罗斯自金融危机以来在许多国际场合，都会提出削弱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增加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在内的其他储备货币品种的建议。这一方面固然是对危机期间美联储一系列激进量化宽松措施的反应，另外也是俄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多样化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在后危机时代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领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俄罗斯对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四国”机制格外热心：以俄罗斯单边的实力，难以推动包括国际新金融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重塑，但加上中国、印度和巴西，情况就会不一样。

　　财新-《中国改革》：俄罗斯距离WTO还有多远？

　　舒瓦洛夫：所有主要问题都解决了，现在这完全是政治问题。梅德韦杰夫总统访美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有认真探讨，解决了我这个层面力不能及的问题。据代表团回来传达，仅剩最后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即使9月30日之前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也不代表能自动加入WTO。

　　其他国家都看美国的立场。美国和我们关系好时就想帮助我们，若关系恶化就排斥我们，我们习惯了。

　　做什么？怎么办？

　　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莫斯科的窗口，很难给国际旅行者留下良好印象。六年前，笔者之一经此入关，等候了80分钟；此次再来，等候90分钟。而机场到市区的交通拥塞也让人抱怨不已。例如笔者之一返程之时，接待方安排从酒店乘车前往机场，途中却不得不弃车换乘快轨，才能赶上回国的班机。

　　此次在俄罗斯与一些西方投资银行家交谈，讥评最多者就是这里的基础设施。采访中，我们想知道俄罗斯的“莫斯科金融中心”如何避免沦为空谈。

　　财新-《中国改革》：俄罗斯正努力使莫斯科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你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使莫斯科更具吸引力，你们又从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

　　舒瓦洛夫：（笑）首先，我们不像西方那样批评银行家。我看来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银行部门，许许多多的困难同时发生了。我相信银行业、信贷业等金融部门就像身体中的血液一样必不可少，失去它就无法发展。现在俄国的银行法规相当进步，《新巴塞尔协议》已经实施，银行运作非常透明。

尽管有许多困难，俄罗斯的银行系统很强大。有许多人批评银行太多了，应该减少其数量。但数字多少不重要，因为在克服困难和度过危机的时候，我们保证了主要银行正常运行，没有一家破产。(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