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碳政治”：大国格局下的战略抉择（下）(2)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主要诉诸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贸易保护原则之类的经济话语。这种经济话语本身诉诸利益计算，并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基础。相反，如果强调在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不仅宣称了一套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世界主义的普适话语，而且为谴责并通过贸易战反击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立法奠定了道义基础。

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类国际法：一是各国基于国家利益而签署的国际法，这一类的国际法中，无疑应当坚持国家主权高于国际法，因为这种国际法本身是由于国家主权完全属于自己的利益而选择签署的，在理论上讲主权国家完全可以自动退出这种法律。比如,国际贸易组织就属于这一类的国际法组织。二是各国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签署的国际法，在这一类国际法中，无疑应当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家主权，因为这种国际法的签署不仅仅是考虑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而更包含了对全人类利益的关注，由此不是强调每个国家的利益，而是强调每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和人类的义务。因此。这种国际法更多地包含了自然法意义上的道德律令含义，从理论上，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具有退出权，而必须作为一项义务来承担。比如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禁止种族屠杀等国际公约就属于这一类的国际法；而关于气候变化的各类国际公约无疑也属于这一类的国际法。

话语建构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若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那么在“碳排放”问题上，就需要坚持按照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来解决，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由此，对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反应就不仅是“引发贸易战”之类的经济话语，而且包括对美国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新帝国主义”的谴责和批判。人们甚至可以追问：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怎么有资格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对其他加入《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说三道四呢？在现实主义政治看来，这样的话语显然是无力的。但重要的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国际政治中不能仅仅诉诸实力或利益妥协，而应当坚持一套正义论，坚持一套能够被全世界接受的政治哲学思想，这恰恰是“文明”的意义和力量所在。

4、“威慑”作为话语策略的运用[14]

假如我们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道义立场，假如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需要在国际政治中主持正义，那么，中国是否应当把这种道义原则作为未来承诺承担减排义务的先决条件，甚至未来坚持这种正义原则，不惜以退出《京都议定书》，并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和欧盟国家放弃透过国内法来征收“碳关税”这种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呢？在这个方面，国际关系中的“威慑”具有特别的意义。

“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15]这是基辛格对“威慑”所下的定义。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核武器的使用究竟怎样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法则？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曾经召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研究，并最终形成1957年基辛格撰写的名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其中，基辛格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就是由于核武器导致的全球毁灭的后果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的战争法则，即没有最后真正的胜利者。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中起重要的作用的不仅是“实力”，而且是“心理”。美国的战略就是要明确给苏联传达不惜发达核战争的意图，从而对苏联构成“心理上的威慑”，迫使苏联就范。基辛格提出的“威慑”战略就被肯尼迪运用到了处理古巴危机问题上，从而扭转了二战以来的美国面对苏联的被动局面。

而在今天，我们可否对西方国家实施类似的“威慑”战略呢？今天，西方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普遍担忧和恐惧已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巨大的排放量也许并不是中国的劣势，反而会成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优势”所在。中国的国家实力以及与77国集团的密切关系，无疑具备了实施“威慑”的实力。如此，中国就需要将自身立场和意图明确无误地传达给西方世界：即在“碳政治”问题上，除非美国和欧盟国家承认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并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否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未来不承担任何减排承诺；由此美国和欧洲国家必须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责任。

不同于美国根据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而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道义基础恰恰在于强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民主决策，并在国际政治层面，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建立公平合理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需要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全球化密切关联的国际秩序中，“威慑”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利益诉求，其目标是为了在谈判中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为了鱼死网破。既然最终为了达成协议，为什么要采取“威慑”战略呢？“威慑”之所以作为一种战略，就在于坚持一种“在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在妥协中求团结，则团结亡”的独立自主原则，而非采取无原则的“投降主义”。由此，能否实现“威慑”战略，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实力，然后取决于一套完整的战略，最后需要的是政治家实施战略中对情势的准确判断和灵活多变的谈判手法。

5、技术的话语基础：“内涵能源”与“自然法”

一旦把“碳政治”纳入到国际法中，就需要提出于我有利的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并把这些标准的提出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之上。法律人的格言是“魔鬼在细节中”。在“碳政治”问题上，真正的利益往往在一些不起眼的技术细节上，而这些细节只有洞悉“碳政治”诀窍的内行人才知晓，且往往需要用一套科学知识和法律理论加以建构。

在“碳政治”中，如何测量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如何在法律上分割碳排放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技术问题却真正影响着“碳政治”的利益分配。为此，我们需要提出一套关于统计和计算的方法学，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公式，还要有数据。[16]只有这样才能将一套政治话语转化为技术语言，在国际谈判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标准。

比如关于测定和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目前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但是，出口中的“内涵能源”这个概念的提出却从消费而非生产的角度来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量，由此就提出了“转移排放”概念。某个国家从生产领域中产生的“碳排放”其实是为了通过国际贸易供应其他进口国的生活和消费，这部分碳排放量实际上是“消费国”通过投资和贸易手段转移到“生产国”的碳排放量。如果从消费的角度看，这一部分碳排放量应当从生产国的“总碳排放量”中扣除，从而计算到消费国的“总碳排放量”中。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计算，中国2004年一年的总碳排放量中，就有23%的碳排放量属于净出口的“内涵能源”。[17]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谈判能够使国际社会采纳“内涵能源”这样的碳排放总量的计算方法，无疑能够提供一套更为合理的计算方法。由此，在中国官方和社会的“碳政治”话语体系中，应当不断强化“内涵能源”或“转移排放”这样的概念，从而为国际“碳政治”提供新的理论话语。

再比如，目前各国“碳排放”的基数计算都以国家为单位，采取“国家碳排放总量指标”。按照这种计算方式，中国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且在未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也因此会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对这种压力的主要方法就是按照《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有区别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巨大排放而承担主要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总体排放量比较小且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进行减排，因此不承担或者承担次要的减排责任。这种诉诸“国际公平”的理念虽然免除或缓建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但未来的拓展空间无疑越来越小。比如，美国就强烈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做出减排承诺，若美国和欧盟以“碳关税”来威胁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但是，如果要改变目前这种“国家碳排放总量”的不合理计算方式，就需要提出一套新的计算方法。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都提出在计算方式上采用人均碳排放量的计算方式。按照这种计算方式，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差不多接近全球人均碳排放量，但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排名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固然重要，但采用何种话语体系来论证和叙述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诉诸人文发展理论来阐述碳排放权的“人际平等”问题，[18]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环境正义论”（ecological justice）的话语来叙述“人均碳排放权”。但除了这些人文社会话语，我们还可以借助西方人普遍理解并信奉的“自然法”理论。按照自然法理论，整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大气属于上帝赋予全人类的公共财产，那么地球上的每个个体都拥有平等的“碳排放权”，由此至少在自然法意义上，人均排放权平等应当作为思考“碳排放量”计算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每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阶段以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应当实际享有的“碳排放权”的差异，而且可以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史”与确定减排基准年之间的关系等等。

6、知识产权话语：“与气候有关的知识产权”

如前所述，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是知识产权。这些法律技术之所以被WTO所采纳，很大程度上与欧盟大公司的法律顾问的努力分不开。本来，WTO谈判中的主要议题是世界贸易，当然是产品贸易。但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之后，若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快会被发展中国所模仿，最终导致贸易量下降，损害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后来谈判过程中，欧美大公司的律师们就设计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这样的法律概念，这样的概念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从而使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问题建立了话语上的关联，最终达成了TRIPS协议，使得欧美公司在国际贸易获益的不仅是产品贸易，而更主要的是知识产权转让。美国大公司提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这个法律概念和法律话语已经作为国际谈判的经典案例载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科书中。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提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即主张“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依据这个主张推动签署新的国际条约呢？

事实上，这样的主张不仅有道义基础，而且有法律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原则，而“资金”和“技术”又成为“巴厘岛路线图”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希望把“资金”和“技术”问题交给市场来解决，即使用WTO的规则，也就是TRIPS协议的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无偿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之所以提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就在于强调前面所述的两种国际法的不同，即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一种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各国在这个规则下强调的是对全人类的义务，完全不同于基于各国利益计算的WTO规则。也就是说，WTO的规则不适用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必须探索新的规则来处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由此，中国可以将“威慑”战略的近期目标锁定在推动各国签署《与气候变化的知识产权协议》，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涉及到有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主要是新能源的知识产权）一律不使用TRIPS协议，其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如何保护，应当通过新的、符合国际其后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原则的国际协议。中国若能提出这样的主张不仅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的“威慑”战略不仅会获得所有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会获得西方国家中主张废除知识产权的左翼力量的支持。无论主张“地球上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碳排放权”，还是提出“与全球气候有关的知识产权”，这这些关于“碳排放”的计算标准和法律规则的建构都将改变全球“碳政治”的利益格局。由此，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碳政治”的过程中，决不能满足于西方已确立的法律和技术框架，必须努力从根本上修改“碳政治”的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这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而且需要一套相应的话语战略。

结论

从近代中国进入西方国际体系以来，西方人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只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权利，甚至是被迫进入的权利，而很少获得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为此，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但国际规则的制定首先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但同时更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想象力来主动设定能够吸引其他人跟随的议题，并引导议题讨论的走向，并最终将这种议题的讨论变成国际规则。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所谓发挥“软权力”的过程。“软权力”不仅可以使“硬权力”更加有效地运作，而且可以弥补“硬权力”的不足。[19]如果按照美国战略家卡根的说法，恰恰是由于实力差异使得缺乏实力的国家更倾向于使用“软权力”。[20]

“碳政治”的形成恰恰是“软权力”发挥作用的典范，西方国家恰恰是通过环境议题的设定，充分动员了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大众的对议题的跟随和支持，而这些力量最后变成推动本国政治力量加入的重要动力。因此，参与“碳政治”的游戏，并且试图改变其技术和法律规则，无疑需要具有设定议题、创造话语空间从而运用“软权力”的能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等等，更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话语工具的思想家，当然需要能够将实力、专业技术和思想整合在一起的伟大政治家。正是“软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使得今天的国际竞争必然是思想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培育并激励思想和人才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最终变成生活方式和文明之间的竞争。

目前，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不仅，中国虽然是跟随者而非主导者，但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其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漫长的国际谈判中逐步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体制优越性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考验。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一个绝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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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气候政治与新帝国主义”研讨会的诸位与会者的交流和讨论，研究助理吕舒婷同学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文的错误由作者承担。本文的主体内容曾刊发《中国经济》，2009年第9期。

[1] 参见杨洁勉（主编）：《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时事出版社，2009年；王之佳：《对话与合作：全球环境问题和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

[2] 科耶夫：《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

[3] 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新华出版社，2004年。

[4] 参见吴强：“欧洲的环境政治：环境运动和协商政治”，“气候外交与新帝国主义”会议论文，2009年7月。关于欧洲绿党的环境政治，参见穆勒-罗密尔、波古特克：《欧洲执政绿党》，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卢茨（主编）：《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徐凯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 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绿叶》，2008年2月。

[6] 关于各国欧盟、美国、日本之间在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的论述，参见蔡林海：《低碳经济：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大格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7] 布什期间在推动新能源技术的方面的重大举措，参见李伟：“奥巴马上台前的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态势”，载杨洁勉（主编），前注1引书。

[8] 关于“碳金融”的有关发展状况，参见谢怀筑：“气候与金融”，“气候外交与新帝国主义”会议论文，2009年7月；亦参见魏一鸣等：《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九章。

[9] 参见宋洪斌：《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8年。

[10] 关于奥巴马时代在货币体制上可能的变革，参见武建东：“将能源作为主力产业，赶超美国——奥巴马绿色通货战略的启迪”，《绿叶》，2009年第3期。宋洪斌甚至认为，未来西方世界将建立一种全球“碳货币”，参见其《货币战争·金权天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

[11] “李克强：不失时机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5/21/content_17813347.htm）

[12] “温家宝：我们政策的着力点要着眼于长远发展”，（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9/10/content_12030840.htm）。

[13] “温家宝：以战略思维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http://stock.baidu.com/2009-09-23/121181636.html）。

[14] 本小节关于“威慑”战略的讨论得益于与于向东先生的讨论，特此致谢。

[15] 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93页。

[16] 关于碳排放中的计算技术，参见韦保仁：《中国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景分析》，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胡秀莲、姜克隽等：《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技术选择及对策评价》，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

[17] 参见潘家华、郑燕：“碳排放与发展权益”，转引自杨洁勉（主编），前注1引书。

[18] 同上。

[19]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 参见卡根，前注3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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