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碳政治”：大国格局下的战略抉择（下）

四、“碳政治”下的国家战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1、“碳政治”的中国难题：发展战略与话语体系

“碳政治”在中国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民众都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连本国最迫切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沙尘暴等问题都没有解决，根本来不及考虑未来遥远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技术比较落后，谈不上借助国际政治来谋取利益。即使在全球“碳政治”中，中国目前处于外围，还没有承担实质性的减排义务。

但是，2007年以来，根据《京都议定书》要求缔约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尤其是中美谈判中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欧盟国家对中国施加的“绿色关税”壁垒，我们也开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小组”升格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组长、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相关20个多部委的部长担任成员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筹应对“碳政治”。

就目前情况看，我们依然是按照传统的外交谈判模式，基本是在目前西方“碳政治”设定的框架下，填充一些于我有利的具体主张，似乎并没有形成对应“碳政治”的一套完整的国家战略。因此，对于“碳政治”而言，我们目前缺乏的不是一些具体的谈判主张和谈判策略，而是把缺乏统摄这些主张和策略的整体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为这套国家战略奠定正当性基础的话语系统。

2、技术创新与战略性产业

“碳政治”的核心在于新技术革命。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是如何化解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碳政治”压力，而是如何以我为主，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作出自己的政治决断，即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究竟哪种技术可以主宰人类经济生活，从而足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促使其经济持续增长？在目前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另起炉灶，而只能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新能源技术领域追赶西方。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显然在积极准备。2009年5月21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出席财政支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握世界产业技术革命的新趋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要“瞄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选择那些潜在市场大、带动能力强、吸收就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加以培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11]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比较早地明确新能源技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个月之后，温家宝在9月10日在大连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更加注重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努力占领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12]

但问题是，在众多的新能源技术中，中国究竟选择哪些技术作为突破口？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技术？智能化节能？高效电池？碳储存和碳捕获？等等。这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的技术基础，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要考虑国际市场，尤其要考虑这种新能源的开发必须能带动军工技术、航天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将这种新技术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追求新能源技术的最大溢出效用。正如今年9月21-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听取经济和科技专家意见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指出：“选择关键核心技术，确定新兴战略性产业直接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会贻误时机。新兴战略性产业要真正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要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选择新兴战略性产业，要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在最有基础、最优条件的领域率先突破。”[13]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如此短时间里，几次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就会贻误时机”，因此在对待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上，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首先要从跟踪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始。在这方面，一如1960年代的核战略和1980年代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863计划一样，我们也需要一套科学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相配合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3、“双轨经验”：“新能源特区”与“国内碳交易市场”

除了对新技术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对当下的政治抉择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问题是在于谁来为新能源开发的巨大投入成本买单？如果在战略上左右摇摆，处置不当，很可能我们没有得到新能源技术的利益，反而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目前，我们不可能采取1960年代勒紧裤腰带发展核技术的发展战略，而只能借鉴经济改革“双轨制”的发展战略。在利用传统能源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在某些新能源技术开发上做出突破，并运用“看得见的手”迅速扶持其发展壮大。在这方面，中国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经济实体反而为我们创造了内部转移和消化的空间。为此，我们可以选择两个制度创新：

其一，建立“新能源特区”。可以借鉴经济发展中已经成熟的“特区”机制，选择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一些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开辟“新能源特区”。一方面可采用优惠政策来鼓励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另一方面也摸索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经验。

其二，制定国内的碳减排目标，并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美国的经验，即不一定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走，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减排计划。而如何编织减排计划，并如何将这种减排任务合理地分配给各省、各行业乃至各企业，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这次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即容许在华企业将其按照国家编制的减排计划，在国内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其好处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在国内形成技术和资金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转移，从而有利于大西北的开发。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内碳交易市场”的运行，培养一大批熟悉“碳交易规则”的金融专业人才和企业家，从而为未来中国加入全球“碳金融”培养和储备人才，积累经验，熟悉规则并由此创造新的规则。

4、扶持民营企业：新兴阶层的政治成熟

无论是创建“新能源特区”，还是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政府这种“看得见的手”应当引导和利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尤其是目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应当鼓励、保护并扶持民营资本进入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领域，从而有意识地扶持民营企业阶层的发展壮大，激发他们引领世界先进技术的雄心，从而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今天发生在中、美、欧之间的竞争，和历史上文明竞争一样，从根本上是各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中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竞争。而我们在这场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激活每一个人的自由创造力，并将这些自由创造力凝聚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未来目标上。在经济领域中，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市场手段把最优秀的商业头脑送到经济战场上去。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在展现出优势的同时，也显露其弊端。尤其在收购外国企业的过程中，国企的政府背景成为其进入国际市场的障碍。由此，政府应当利用当前金融危机的契机，鼓励并保护民营企业收购外国的新能源技术企业，而不是购买传统的企业。在这些事关民族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左翼与右翼应当携手合作，服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由此，我们就不能囿于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区分，既要看到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但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在今天全球市场上你死我活的经济战场上，国有企业需要和民营企业携手合作，彼此发挥自己的不同优势。

正是从以我为主的国家战略角度看，“碳政治”对于中国绝非消极的国际压力，而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将国际压力转变为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政治动力。当年，中国政府恰恰是利用WTO的国际压力，对产业政策和政府审批体制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如果我们巧妙利用“碳政治”的国际压力，不仅可以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更重要的是可借机鼓励、扶植民营企业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和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引导民营企业将自己的利益与民族长远发展目标凝聚在一起，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道成为引领新能源技术革命中与西方世界展开竞争的推动力。这样，也会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仅仅计算企业的利润，而要同时关注民族发展的命运；不再把民工作为自己财富积累的对象，而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上谋取利润；不再依附于西方，而是力争领导全球的产业技术革命。

五、“碳政治”下的话语战略：哲学、法律与技术话语。

1、主权话语与普适主义的张力

“碳政治”是在一套国际话语体系下形成的国际政治，参与“碳政治”就意味着要参与国际话语游戏。话语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是建构正当性的政治功能，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另一方面是提供生存意义的文化伦理功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明。

从近代中国被纳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在这过程中，中国始终交织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话语体系：一个是国家主权话语体系，强调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为中国政治的独立性提供正当性；另一种就是普适主义话语体系，比如左翼的共产主义、右翼的全球化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天下”话语。这两种话语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选择并建构哪一种话语取决于特定时期的国家战略，由此话语建构即使不是国家战略本身，也是国家战略实现的必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使得我们倾向于选择国家主权的这一套防御性的话语体系，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涉。但这种话语的效用就在于展现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无法成为国际政治的领导者。而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尤其中国作为大国被看作是“利益攸关者”而不可避免地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时，我们不可能仅仅选择一种话语，而应当交织使用上述两个看似对立的话语体系。

今天中国在进入既有的“碳政治”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时，必须以大国领袖的姿态同时作为一个批判者和建设者，前者需要借助来自“新帝国主义”的话语，强调目前国际秩序的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后者必须借助西方人熟悉的“普适话语”，努力建设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能够被涵盖在普适话语之下，并对这些普适话语形成重构。由此，在国际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有”，不是排斥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反而要主动把这种“普适价值”接过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战略目的。

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古典哲学与日常伦理

在“碳政治”问题上，中国的话语策略无疑需要因势利导利用目前西方形成的话语，强调在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面前，每个国家应以高度的道德感来共同承担责任。但话语构建绝不仅仅是官方文件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要转化为一整套自我理解和思考问题的观念系统，从而将这个观念体现在思想、文化、政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而这种自我理解就基于一套政治哲学思想的建构。目前，在我们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交替使用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在“碳政治”的价值理念上，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市场化，而是中国古典哲学强调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和谐。这就是需要在建构“碳政治”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实具体政治内容。

目前，中国虽然成为全球大国，但真正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敬畏的却是中国古典文明。尽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悄然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的伦理基础，但究竟“复兴”什么，除了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增长，如何复兴一套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生活准则，依然缺乏相应的具体内容。而在回应全球“碳政治”的过程中，复兴中国古典文明中人伦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和谐关系以及背后的一整套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不仅构成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平等对话的前提，也可以使中国加入到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由此，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对全球“碳政治”给出一套普适主义的理解和解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就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与中国当下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古典哲学成为建构当下中国人生活的哲学和伦理基础。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发展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我们的生活，由此导致中国人缺乏内在的伦理精神和生存意义。那么在“碳政治”的背景下复兴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有助于打开今日中国人“自我利益”的牢笼，使得每个人关注他人，关注全人类。正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左翼政治的主张，而必须理解为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理解为中国人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所积极承担的伦理责任。

若能进行这样一种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建构，那么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就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人的伦理准则。由此，所谓“低碳生活”不是简单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行动，而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选择，由此恰恰应当成为中国人的伦理准则。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必然是利他主义的，因为他指向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政治哲学的背景上，地方各级官员推广节能减排的努力就不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项工作，而企业进行的节能减排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也就不单纯是追求市场利润，在这些工作的背后无疑多了一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伦理美德，而这无疑会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伦理意义，使得中国在迈向韦伯所谓的现代性工具理性化的同时，也获得了深厚的伦理理性化的支撑。

3、应对“绿色关税”：两类国际法的区分

近代以来，由于我们在国际结构中处于弱势，利用主权话语、强调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在许多重大国家问题上（比如应对国际人权）为我们赢得了主动。但在“碳政治”中，由于涉及到南北利益分歧，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上拥有相当的发言权，由此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相对于我有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反而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