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群治理与社会资本(2)

　　三、新加坡党群治理与党群社会资本的互动

　　党群治理与社会资本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向党群治理的转向增加了其社会资本的存量。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人民行动党释放更多的社会空间给公民社会，使得公民参与政党政治的社会网络显著增加。党群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和权力运作的双向度都意味着群众个体或群众社团要主动参与政治活动，公民变消极自由为积极自由，自主创设行动网络。而且，人民行动党愈加强调政治结果的认同性，愈会增加政党与群众沟通的网络。二是人民行动党向党群治理的转向加深了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权力运作的双向度蕴涵着治理过程的公开性。譬如，李光耀在1995年主动要求就其购房问题在国会中接受质询和进行辩论，最终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一过程又一次确立了人民行动党在民众中的廉洁形象[ 16 ] 。三是向党群治理的转向更为强调以民为本，体现在政策中就是人民行动党推行的增加人民资产的富民政策，这在党群之间形成稳定而牢固的互惠规范。人民行动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富民政策，譬如，旧屋翻新计划、店屋出售、全民拥股、公积金填补计划、教育储蓄基金计划、小家庭辅助计划等

　　这些政策和计划的实施使人民的资产增殖，照顾了低收入者，从而提高了人民行动党在基层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认同感。总之，人民行动党从党群管理向党群治理的转向，使得人民行动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人民行动党党群社会资本的存量。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积极功效促使人民行动党更为主动地去推进党群治理。党群社会资本的效用和功能主要体现如下：一是党群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强化了群众对政党的认同和忠诚，使得群众与政党享有共同的利益和资源。二是党群之间的信任和互惠规范可以创造经济繁荣，而经济繁荣反过来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基础。信任和互惠规范是经济繁荣的基础，这一点福山在其著作中进行过反复论证[ 17 ] 。如果民众不信任执政党政府，这将意味着民众与政府之间交易成本会升高，民众将随时关注政府的寻租和腐败，随时对自身利益分配的程度进行比较和诉求。人民行动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廉洁以及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是党群之间信任与互惠的源泉，也是新加坡经济繁荣的根基。三是党群联结网络可以帮助党员和群众完成政治社会化。人民行动党的普通党员在民间社会团体中的服务年限和业绩是考核其能否成为干部党员的重要标准。而群众则在与人民行动党党员沟通和联系的过程中逐渐学习民主意识和政治沟通的技巧，逐步培育责任意识和自治精神。群众从被动参与的“旧合作主义”向“新合作主义”转变，后者意味着群众及其组织将在与人民行动党更为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合作，共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

　　四、结语

社会资本和党群治理是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概念。社会资本试图解决“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等集体行动的难题，而党群治理则试图从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方式中发现更为现代的集体行动模式。社会资本更为强调那些在正式组织之外的松散建构的非正式网络，而党群治理的多中心也强调那些原先不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众社团的功能和效用。社会资本强调公民在社会网络中的积极参与和建构功能，而党群治理也吸收了吉登斯“能动性政治”的成分，要求群众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实践证实了两者的密切关联。人民行动党向党群治理的转向，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人格社会联系、相互信任和互惠规范，增加了人民行动党的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这类资源的产生需要社会的重复多次博弈才能形成，也很难再生和复制。这对于党群治理的意义，就是要把党群联结的网络和规范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来看待。一方面，要尊重和合理利用这些网络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对其进行投资和可持续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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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弗朗西斯·福山.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22.

　　[ 15 ] [ 16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 - 2000)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1. 107， 165.

　　[ 17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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